第十四章、理性是否回归
一、理性归唯物论的范围
说到理性是否回归，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理性”，理性作为人的行为反应，在人类智慧学里处于什么职位。“理性”准确的说是人类在直观思维、反向思维、辨证思维、绝对思维下，分析物质发展过程得到的答案、方案、方法、办法等等有利于操作性的思维方法。
理性归于唯物论的范畴，研究的范围广泛，涉及到世界万物，不过重点还是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总结人类智慧的经验性，记录人类智慧的记忆碎片，为解决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作出明智的判断，提供正确优质的解决方法，是人类思想建筑中两大支柱之一。
理性与人性是人类思想建设的两大支柱，理性归唯物论的范围，人性归唯心主义的范围，两者在人类思想建设中缺一不可。
这两种形式也是东西方两大思想阵营的标志性建筑，“人性”工程归西方思想建筑的脊梁，“理性”工程则是东方思想建筑的顶梁柱。两者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也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化的主体精神，主流意识，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的源泉，也是政治力量的形而上。
可见“理性”学与“人性”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
二、理性是封建道德的根基
“理性”学，在直观唯物主义者的辩证方法中起着理论框架的作用，而“人性”学则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的目光聚焦点，两者引领着东西方文化进程，影响着政治生态的变化。
但是理性思维在上世纪初走到了尽头，失去引领人们思想前进的光芒，这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我们来探索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理性”思维的社会走到尽头了呢？
这就要从理性学的源头说起，中国古代的理性思维学来自中国的传统理学，而中国传统理学从理论上讲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范围，只是“常识性的道德教训”归于“原始的理性”，归于原始的自然规则的总结阶段，并没有从人性本意中脱离出来，仍然保持着人类原始的价值观。
这样说不好理解，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传统理学的“理性”思想来自中国人观察自然总结出来的原始生活经验，只是中国人出于人类的自身愿望，预期得到完美的结果，而总结出来的自然法则，以及教条化的行为标准、规则制度、道德规范而已，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界面。
“哲学”一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结构组成的汉字名词，真正意义上讲哲学应该定义为“人性学”，哲学的含义应该明确的定义在“人性”之上，以“人”为本原性，来定义哲学的范围。通俗地说就是，哲学是研究“人性本原”的学问，只在人类世界讨论“人性”的问题，超越人的范围就不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了，超出“人性”就不再是哲学了，因此上讲，哲学就是“人”学，哲学就是“人性”学，归唯心主义的范围。
而中国人的理学则研究面很广，不但研究自然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更多的是在研究自然规律学，所以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理学不是哲学，也不归西方哲学的范畴，甚至是连边都沾。
那么我们就来细致地分析一下什么是中国传统理学，是什么原因造成理性思维在上世纪初走到了尽头，失去引领人们思想前进的光芒？
究其原因是中国皇权统治者追求永远保持统治地位的利益心理造成的结果，为了达到万代统治地位不被别人更换的目的，穷尽可能的寻找自然规律，寻找天定法则，以达成万代不变统治地位的目的。穷寻天地规则，泯灭人性伦常便是统治者利用朱熹理学的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明清两代从盛到衰的现实，最后把封建理学推上了断头台，完成了物极必反的全部过程。
三、理性思维产生的行为准则是道德标准
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结，这个结来自中国理学的理性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父之过。”中国人认为人的人性是相近的相通的，不同的就是理性行为不同，人的理性思维不同，这就需要教育，从哪开始呢？从父亲，从家庭开始，这就是中国传统理学“理性”教条主义的开端。
中国传统理学从以开始就是制定人的行为准则，道德标准的学问，是为上层建筑与下层民众设定行为目标的学问，目标性极强，一个目标就是把人设定在一个礼教轨道上，在礼教教义的制约下让所有人都遵循一个轨道前进，不得擅自逾越理学家们设置的教义轨道。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中国传统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了，中国传统理学就是纯粹的依靠理性思维研究自然规律来设定人的行为法则，行为准则的学问，其派生出来的所有学术理论都是在封建礼教思维下的“理性”教条化的，理学规则、规定，道德规范等等，这就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了，甚至是无半毛钱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你就好理解了，比如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多少会有一点奴性心理现象，这一点奴性心理从哪里来的？从原始的人猿本性中传承下来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的非洲大陆还能看到，在猴群中也能看到这个天然的理性行为。中国人的传统尊卑思想，“仁义礼”的思想，以及行为准则都来自理学思想家们对自然法则的总结性传承，归于理性思维的知识结构。
又如中国传统理学中的集权思想，“仁”治思想，君臣观念，学而优则仕思想等等都是中国人“理性”化之后的内容，属于“常识性的道德教训”归于“原始的理性”的总结性思想，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人教化成一种固定的形式存在，教化成符合理学标准的正人君子。
并且在设定这些标准之前就人为的为人的本性戴了一顶“人之初，性本善”的高帽子，人为的设定“人性”的完整性，人为的掩盖“人性”的缺陷性，把所有一切都往一个既定的目标驱赶，以达成理学家们设想的目标。这就是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容易产生起义者的原因。
原因就在于中国不认真的看待“人性”的本质存在先天缺陷性，人类的本原并非完美无缺的事实，而是强制性的设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把一切都设定在一个目标之上，这就意味着当理性思维达到极限时，人们的四周全是理性的壁垒，你只有一个方向可以选择，即便你满心的不情愿你也得走下，这就必然导致“忍”字的绝对存在，能忍不能忍的都必须忍，忍无可忍也必须忍，用“忍”来接受现实存在，这就是中国人顺其自然，顺应天理产生的根源，而不是象西方人那么认可现实存在，改造现实存在的根源。
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就在于持唯物论思想的人是把既定方针设置在既定目标之上的，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既定目标，就必须向既定目标进发，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既定的目标不变，既定方针也不会改变，即便是你持不同意见，你也必须接受既定方针，向同一个既定目标进发。
而持唯心论者就不这样认为，唯心论从客观唯心观出发，认为事物发展本身就存在缺陷性、不确定性，矛盾性，不完善性，从事实真相出发更容易达成一项目标，在前进中改造现实存在，在不断改进中把不完善不完整的的事物改造成完整的结局。
这里你可以从西方电影中看到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在西方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多数都是缺点和错误重重，但是正是这些有缺陷的人达成了任务的最后成功，完成了任务，尽显了英雄豪杰的本色。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你持唯物论思维方法看问题时，你看到必然是物质条件，因为物质基础是第一性的，当你将物质条件置于前置条件时，心理性思维就必然是从属于物质基础的，你就不会去主动去改造现实存在。
而持唯心论就是把心理性思维放置在前置条件之上，把人的心理向往放置在前置位置，在发现事物发展存在缺陷性时就会主动改造现实存在。
但是，持唯物论者也有精神至上的心理表现，如愚公移山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王进喜精神都属于唯心论“绝对精神”的范围，又如董存瑞精神，黄继光精神都是用“绝对物质”的心理境界达成“绝对精神”的目标而改变了现实存在的结果。
只是持唯物论的英雄人物都是以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出现的，原因是理性思维决定了物质条件必须是首先完整的前提条件，而物质的完整性又是唯物论物质在前的基石。
试想一下你如果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一位，你首先选择的必然是完美无缺的物质基础，你不可能把有缺陷的物质放在思想前端，作为你努力奋斗地目标。所以说唯物论者所持有的精神境界都是完美无缺的高大尚。
因此上说，唯心论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在唯心精神上有些方面应用的反而更加完美，只是中国人从理论体系上不能完善而已。所以说中国人应该全面发展的自己的理论体系，完善哲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实际应用。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虚的，来自易经
中国人守规矩的思维就来自中国传统理学的道德思想，孔子《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孔子《中庸》“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孔子《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等
朱熹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读过这些思想家的言论就可以看到这些话完全就是道德标准，道德说教，是虚拟的道德规范，重点是就这些思想而言，只是道德观念，是虚设的标准，并没有上升到规则法度的范围，只是思想空间，虚构的教条，而非责任义务，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是虚的。我们知道道德不受约束，没有约束力，道德只是常识性的思想宣教，而责任与义务就是必须负责的行为准则。
而就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而言，道德标准如果只是思想说教而无法上升到责任与义务的范围，无法达成责任标准、义务范围，那么就只能是思想方法而已，属于空洞的教条。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只是“原始的理性”说教而已，而无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哲学正确的理解应该叫“人本学”也可以叫“人性学”，而在这三位儒家大圣的教条之中，只有孟子的思想中有“人本学”的基本条件，但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概念，只是初级思想而已。
当思想理念作为形而上学被应用到政治制度中时，政治理念也会因思想理念的左右摇摆，而无法形成明确的政治生态，形成良性循环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古代的王朝统治者则把中国传统理学思想完全贯彻落实到政治生态中去，这就必然是导致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更迭过快的根源。
古代中国王朝统治先盛后衰的根源就在这里，思想学与政治学是对立与统一的两种学术领域，既不互为条件，也不互为因果，只存在互为影响的发展关系，哲学虽然是影响政治进程的力量，但不可以是左右政治进程的方针政策。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理学走到尽头只是时间问题，早在五至十二世纪左右，世界范围内文化进程发生巨大变革，这个时期是东西方文化形成二次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一代理学思想家，在朱熹的思想左右下，之后的中国全面改良了中国传统理学的学术定义，特别是在朱元璋的主导下在王权制度中全面贯彻朱熹的思想主张，把朱熹的思想引上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形而上的政治格局，从此也就给中国封建王朝埋下了必死的根基。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性思维已经达到了极致的地步，他把理性判断定义在“格物致知”的范围内，以“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来倡导天下为治。
《文集》：“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语类》：“《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这两段话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凡是说理的学问就是一切从物质条件出发，将“格物”达成致理极致的学问，把物质条件放在一切方法的绝对第一性上，将气（人）放在“形而下之器”，放在第二位上，“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极尽物质条件在前的道理，格局物质致上的要求，穷尽天理，方能入圣贤之地，达到圣贤所设定的目标。
中国古代理学已经把“说理”学说发展到极致，把“理性”思维完全改进到“格物致知”“穷天理”的地步，达到了峰值。
这些话如果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应用到政治进程中去，就不是说教而已了。这些话一旦应用到政治进程中去，就确定了政治进程的方向基调，成为左右政治进程的方针政策。
朱熹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明、清两朝作为形而上的政治思想存在，也与理学的“格物致知”论有重大关系。“格物致知”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人的一切行为遵循天理，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办事，“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是纯粹的理性致上的思想方法，刚好适应了当时封建王朝的政治需求，为朱家王权设定了统治民众的思想方法。
这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不同的思想方法，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也就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的生死之路。
西方文明因为其“尽人伦，倡理仪”而最终向世界进发，但是中国文化则因为“穷天理，明人伦”最终走到尽头。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传统“理性”该不该回归了，如果中国人真的要回归“理性”思维，那也得完全改变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全面发展“人性致知”的思想理念，全面接受西方人的哲学思想，重新认识“理性”与“人性”的关系，正确理解“理性”与“人性”的关系，摆正“理性”与“人性”的位置，而决不可以盲目地“理性”回归。
五、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并不是理性学就必须死亡，泯灭，而没有一点发展的空间，我们从中国人总结的世界观里可以看到世界原本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并存的世界。
在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里，事物发展的进程是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立于四，结于五，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的。
这其中的起于一，合于二，立于四、结于五、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都归理性（唯物论）的思想空间，而起于一，分于三，立于四，结于五，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就归于人性（唯心论）的意识空间。其中起于一，成于四，结于五，易于八，满于十则是理性与人性统一的世界观，为什么这么说呢？
起于一，合于二，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合于二是完全的唯物论思想界面，成于四与结于五，易于八，归于九也是唯物论者的目光所在，但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含有唯心论的思想。
分于三，就完全是唯心论者的思想空间，归人心世界。而顺于六是乐观主义者的心理世界，离于七就是悲观主义者的思想空间。其中起于一，分于三，立于四，结于五，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这其中就有一部分归于唯心论者的目光范围。
世界起于一，一宗定制。这个问题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是正确的，宇宙起源于一核裂变，物质世界的开端。
合于二，二人世界，二人可为世界。一阴一阳合而生三，两阴不生，两阳不长。二人天地创造世界。精神世界的开启，但不归唯心论者所有。
分于三，三观看世界，必须客观唯心的思维事物发展的进程，这里是唯心主义的起点，完全归意识控制的界面。
立于四，四季轮回，四季是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时间往复。这里既归唯物论者所有，也归唯心论者穿行。
结于五，五谷丰登，五行生克。事物发展从初始于一，进程到二，繁衍于三，轮回于四，丰收，丰满，丰盈皆在五，五是五种物质圆满于五的结局。这里是唯物论者的天地，但也有唯心主义者的立场。
顺于六，六六大顺，“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故六事有顺。这里是乐观主义者的心理世界，归唯心主义者所有。
离于七，七离出自《周礼》“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七有分离之意。这里是悲观主义者的心理世界，归唯心主义者所有。
八易，八者，分也，别也。在八为分，为别，别则易变。易者通变。八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天理所在，生起于东南，灭绝于西北的过程。八既是唯心论的关注点，也是唯物主义的关注焦点。
归于九。九九归一，九为天地规则，天九归制皇权，不可逾越。九既是唯心论的终结点，也是唯物主义的归一点。
圆满于十，十全十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点，也是最终人类追求“人性”与“理性”完全统一的终极目标。
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并非唯心论的完全世界，也不是理性论必死的格局，而是人性与理性共存的世界。但是如果你如果极端扩张理性的范围，而过度的打击人性的的施展，那么，你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如果你过度张扬人性的精神，而打压理性的选择，那么，你离改朝换代也不会太远了。
中国人处处讲理制，把自己设定在一个正人君子的范围，在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完美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性的社会，人人都应该遵循理性的选择，达成完美的结局。所以中国人设定的理性的框框多如牛毛，非常明确完整，特别是有关人**望的事情，限制更严，所以你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可以了，你只要按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设定“理性”框框做，你就可以得到完美的人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这一切都是从你小的时候就被灌输到思想底层的东西，“理性”的教条式限制性意识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在逐条增加，你每走一步都会有人站在一旁教导，生怕你走错了路。可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性的看待过，其实事物内部本原存在着不完美性、不确定性、缺陷性、矛盾性、差异性等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正好又是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甚至是泯没的根本性，正是这些内核变化是导致事物出现存在与消亡的诱因。
中国人从来就不看事物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缺陷性、矛盾性与差异性，只是从理性思维出发，或从完整性、完美性出发，预期得到完美的结果，可是这事世上最大的痛苦就是从来就没有完美的结局，有，也只是有破碎的梦而已。
当理性达到极限时，处处都是壁垒，你出气，伸伸腿都会触及理性的限制，封关锁国就是必然趋势了，封闭式的管理必然会导致发展的停滞，最后带给人们只剩下承受了，承受不住就是反抗了，新的朝代又开启了。这就是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时必然带来的悲剧。
当然“人性”也不是可以无限制地扩张的，但是唯心论者的客观思维方法相比唯物论的直观思维方法而言要成熟明确的多，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存在是合理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对每个人而言都不是完全的自由，凡是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自由是对责任的对应回报，也就是说你有责任履行对等的社会责任，社会自然就回报你对等的自由，你超越社会给予你的对等法定责任，那么法律也会回报你对等的法律责任，言下之意就是你超越自由的空间，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比如夫妻关系，婚姻与爱情是最具有唯物论与唯心论并存的人性关系。当两个人的世界处于爱情起支配地位时，人的心理反应一定是第一性的，当爱起主导作用时，一切物质条件皆不在主体位置，精神是第一性的。爱可以是永恒之恋，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时爱情中的主角就是“绝对精神”的状态。
但是当爱情进入婚姻的殿堂之后，就不完全是唯心世界了。因为婚姻需要生活来维系，生活需要物质作基础。这时的两人世界就转化为以物质条件为第一性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了，这时的两人世界就是唯物世界。
在中国人中，很大一部人在处理夫妻生活问题上都是持唯物论观点的，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一位，而不看重精神世界，这时候的人出于生存的必须而非爱心的追求而生活在一起的。这时的夫妻就是理性思维大于精神境界的关系，从这里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都是持理性思维的人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的根本原因。中国人讲理性就必然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一性，中国人讲理性就必然把有神论搁置在心理空间之外，而持无神论者的观点，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物质基础就必须是第一性的，得到的自然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你唯心论的观点出发，你就会感到爱情才是结婚的目的，在爱心动力的驱使下，爱心是伟大的，虽然贫贱夫妻百事哀，也会不离不弃的，也就不会出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结果。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哲学一定要建立在“爱与智慧”的基础上的根本原因。
六、中国人应该完全抛弃易经的虚假理性主义思维
其实人从有意识可以行为开始，就没有完全的自由，自由就与责任是对等的。在家里自由是对等的，在学校自由也是对等的关系，在家不听家长的话，就会被看管起来，就失去了自由。在学校也是一样，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老师管，得到了知识，老师不管，自由是得了，可也失去了知识。
生活中自由意志只是相对而言的东西罢了，世界从来都没有赋予我们绝对的自由意志，只给了我们相对的责任义务，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现实存在，珍惜我们得到的，用已经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心态看待已经存在的现实问题，并用合理性的心态看待我们之前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处处抱怨现实存在，抱怨社会，抱怨人生中的不公平。
从这一点上看，如果能够正确的理解唯心化的思维方法，并在实际应用中应用，要比理性教条式限制思维的模式更加合理。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不明白这一点，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理性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个个都是先讲“天理”，再论“人伦”的正人君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把“人伦”置于“天理”之上，让人伦有自由伸展到对应其责任空间的机会。古代如此，进入现代更是如此，现代中国人更不讲“人伦”，甚至害怕提“人伦”两字，因为一提到这两个字就联想到男盗女娼了。
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就是“究天理，明人伦”的思维方式，甚至到“究天理，灭人伦”的地步。从根本上讲中国人就没有唯心论的客观世界，甚至害怕客观思维的存在，只是用“天理”的安排来预期不可能的事情而已。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都是把物质（天理）放在第一位，把思想（人伦）放在第二位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原因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建立在直观、反观与主观思维之上的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客观思维的方式，中国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只懂得直观、反观与主观的看世界，当你用两眼看世界时，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条件，你的大脑就必然呈现实实在在的现实反映，你就必然会产生物质为首先存在的直观思维，而以意识为客观联想的思维方法就被你搁置于第二性的位置，你的世界观就必然是原始的直观世界，归于唯物论的范畴。
这样下来你必然就会产生“以理服人”“向理不向人”的思想，这个是“原始的理性”，这只是哲学的初级阶段，归思想与道德的规范，而非哲学的范畴。
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西方人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了吧。因为中国传统理学并没有脱离“原始理性”的认知界面，只是从自然法则上看问题，并形成很多的教条式的概念，并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一代一代的传输下来而已，而没有把思想从直观世界解放出来，上升到客观唯心主义的客观世界上去，所以中国人所有的学问都是“说理”的学问，做什么事情都“以理服人”“向理不向人”的看待问题。
由于世界观得不到升华，价值观自然也必定是“原始理性”的认知结构，用原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处理事情。
因为客观思维只在唯心三观论中产生，因为站在三点看世界，以第三者的立场看问题就不是唯物论者，你只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问题，你产生的思想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因为你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看问题，你的思维及意识就是前置的，就必须从自己的意识出发来看待第三方的问题，意志必然在事物之前存在，你就必然是唯心主义精神在作祟，是唯心论的思维界面。
这就是事实真理，不受意识理念所左右，所以说三观论是唯心论的基点，不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学所有，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虚拟世界与客观世界认识不够，就不会看重唯心世界，看重的当然是现实世界了，因为中国人都是儒家文化的例行者，自然满脑子都是理学思想。可是理学你知道吗？中国传统理学是纯粹的唯物论的知识结构，在中国传统理学里，“穷天理，明人伦”就是中国传统理学的核心价值观。
而“穷天理，明人伦”是什么？天理何在？人伦何许？天理就是物质条件，人伦则是意识与思维方式，这就构成了理性论的全部构成要件，自然就是纯粹的理性论，是来自易经的虚拟法理。
这种“穷尽”的“天理”还能回归吗？如果说回归“理性”，也应该是“尽人意，明天理”的“人理合一”的思想格局，把“人性”思维提升到“理性”思维的前置地位或并存，尽显人性主张，限制理性“穷尽”发展，抛弃易经的虚假理性主义思维，最终形成“人性”与“理性”合一的社会，实现人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