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青莲家里收拾得还算干净，于刚、青莲暂住在父母西侧的小平房里。这间堆放杂物的小屋，二人回来前才腾出来。存放粮食的木仓占了半间屋，没法挪动，只好在上面铺张塑料置放东西。小孩是在回家后十一天才生的，女孩，比预产期晚了几天，还算顺利。于刚和沐青莲商量后，给女儿取名于音。
小生命给于刚和沐青莲带来劳累，也带来了希望。他们知道，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变化，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基本的格局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做一个小办事员，做一个普通的农场工人。他们希望通过精心的哺育、教育，使孩子的前途比他们更好一些。
小孩满月的那天，青莲妈第一次将外孙女抱到门口晒太阳。孩子似乎集中了沐青莲和于刚的优点，很秀气，当外婆的自然很满意。她看着看着，忽然紧张起来：孩子脸部发黄。她着急地招呼青莲、于刚出门看。
青莲、于刚看到，阳光照射下的孩子脸黄得像涂了一层蜡。
“正常的孩子，一个月黄疸就褪得差不多了，个别的晚一点也不会黄到这个样子！”青莲妈说。
二人毫无这方面的知识，都急了：“怎么办？”
“赶快上医院，孩子这么小，耽搁不得！”青莲妈吩咐。
他们准备了一下，坐上村里的手扶拖拉机上了公路，再换乘公共汽车，一个多小时后赶到青莲分娩的那个县妇产医院。
接诊的是一位女大夫，头发花白了，问了情况后查看小孩子的脐部，接着又开化验单。老大夫的额头蹙起一个疙瘩：“脐部感染，败血症。”
败血症？这是个令人恐怖的病名。于刚、青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青莲妈面无表情。
“大夫，怎么会是这样的病？”于刚、青莲有点不大相信。
“现在不是查找病因的时候，而是赶快救治，有什么以后再说，住院——”老大夫说着，给孩子开了住院单。
住院手续办得还算顺利，但这没有减缓青莲、于刚的焦急：“大夫，败血症……有救吗？”
“我实话实说，败血症是婴儿要特别注意防止的病症……我们医院这些年救治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当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
护士进来了，给孩子输青霉素，长长的针头猛地从小手腕上扎进去，孩子一阵尖哭。于刚、沐青莲的心也像被针扎了。
几天后，孩子手腕上扎的针孔太多，没法再扎，护士就从小脑门上扎。孩子受不了，每次都是一阵令人心悸的啼哭，直到嗓子沙哑哭不出声才慢慢停止。
天天打针输液，小孩子一看见穿白大褂的走来，就吓得小手紧紧抓住青莲的衣服，小脑袋拱进青莲的怀中，晚上也要沐青莲抱着才能入睡。半个多月后，青莲觉得腰部又酸又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为她后来腰间盘突出埋下了祸根。
于刚每天坐拖拉机、公共汽车往返于家里和医院，送去吃的、干净衣物，拿走需要洗的东西，回家洗好晒干。做这些事体力上的消耗算不了什么，但精神压力太大，这辈子没碰到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事。
这天，于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在青莲家门口的石凳上坐下，脑子里想了很多：要是不回上海，青莲到洛水县城分娩，会不会遇到这样倒霉的事？万一遇上，洛水医院束手无策，后果不堪设想了，可是到上海为什么偏偏遇到这样的事呢……青莲的母亲到医院看过几次，提出换换青莲。青莲不同意，她不愿母亲受这份累，再则自己照看更放心一些。
医院规定探视孩子不能进病房，于刚只能隔着玻璃窗看青莲和孩子。孩子一天比一天瘦，只剩下一个大脑袋、一双大眼睛。
于刚找到主管的老大夫：“孩子还有救吗？”
大夫面无表情：“现在……唉……”
青莲将孩子放到病床上，走到门口对于刚说：“你第一次到上海，进市里看一看吧。”
于刚无奈地摇摇头：“等孩子好了后再说。”青莲知道于刚的心里压着大石头，也就没再说什么。
二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老大夫拿着一叠化验单回到办公室，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笑容：“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
于刚急忙走进医生办公室，青莲也从病房赶来了。老大夫对照着化验单，一项项给他们讲，这项已经达到正常值，那项稍偏高……二人听着，脸上的愁容渐渐被吹散了。
“大夫，我们该怎样感谢你呢？”
“感谢什么？开始，我也没把握……”
于刚、沐青莲记下老大夫的名字，说以后要教育孩子，一辈子不忘老大夫的救命之恩。四天后孩子出了院。半个月后，二人带着孩子一路颠簸返回曼纳。
这次，车旅费、孩子的医药费花了一千多元。经公社和兵团领导特批，给二人报销了二百多元。剩余的七百多元，两人三年后才还清。
一九七九年，知青返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奔涌，大潮来势凶猛。“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一下子被抛弃。在这些口号下垒起来的有形无形的建筑一下子倒塌了。
西连山农场的知青和支边青年大都准备返回，他们争着抢着地办手续，办完后就很快离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间间曾挤满男女青年的茅草房变得空空荡荡；橡胶林、稻田间没了知青的身影。曾经人喊马叫的西连山农场只剩下辛劳了二十来年的老工人，在烈日下、风雨里继续着惯性的人生。
作为西连山农场负责人的老姚，心里有些酸楚。自己这十来年做知青的工作，从他们的吃住到他们的劳动学习，哪一件不费尽心血呀！现在他们都要走了，这十来年的辛劳该怎么看呢？但是，老姚又是个很务实很善良的人，他早已看出，知青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不是靠具体工作能解决的，必须通过政策调整来解决；如果现在不返城，以后问题会越积越多；既然国家的政策是回去，就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回去吧。
沐青莲好多天没去上班，也没办回城手续，她的动作、思维显得有些呆滞。
于刚下班回来，吃完饭，二人坐到茅屋前。于刚说：“青莲，我知道你心里怎样想的。”
青莲没吱声，把三岁多的女儿揽在怀里，亲着她那娇嫩的小脸。
“你还是要走……你和孩子回上海吧！我一个男人，在哪里不能待下去？”
“我带走孩子？”
“带走。我每月给你们寄钱去，每年都会去看你们的。”
青莲没吱声。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行，还可以考虑……”于刚话说了一半。
“考虑离婚？”
于刚迟缓地点了一下头。
沐青莲笑了，笑着笑着，竟哇哇地哭了起来。怀里的孩子不知所措，也跟着哇哇地哭起来。
于刚不知所措：“这不过是一种设想……不行就别这样做。”
“……我们结婚四年了，相识六年多了，容易吗？”
“……”
“我真心对你，你真心对我，如果说爱情，这就是爱情。这些年很多知青同居了，现在要回城，就谁也不管谁了，那算什么……我不能为了返城，把这个家撕碎，把我们的爱情撕碎……”
于刚被青莲的话震撼了：“你讲的这些都是心里话，我很珍重，也很感激，但是，政策是一堵墙，这堵墙我们翻越不过去的……”
“不管是墙不是墙，我们都要闯，而且要闯开。”沐青莲掏出手绢，擦干眼泪，抬起头，“要走，一起走！”
“一起走？”于刚惊讶，“按政策上海只会接收你，不会接收我的。”
“政策不接收你，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孩子不能没有你！”
这回于刚没吱声了。沐青莲放下孩子，把她抱进屋，拢进被子：“乖孩子，睡觉了。”
孩子很听话，伸手摸着妈妈的脸庞，慢慢地闭上亮汪汪的眼睛。
“回上海，户口……”于刚喃喃自语。
“办得了就办，办不了就算，现在办不了，总有一天能办得了！”沐青莲斩钉截铁。
“现在户口比什么都重要，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没有户口，就是黑人黑户，不仅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还会受到社会歧视……行吗？”
“不行也这样办！”
……沐青莲和女儿的返城手续办得很顺利，于刚的手续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公社负责办手续的傣族小伙子瞪大了双眼：“于刚，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不能违反政策给你办出去呀！”
“这个手续要办不了，我们这个家庭就被撕裂了。”
“再说了，不符合政策，我们给你办了，上海也不会理这个茬儿的。”
“这次要不和我爱人的一起回到上海，以后人家就更不理这个茬儿了。”于刚咬紧嘴唇，“我可以写下书面保证，我的户口在上海落不下来，也不会再回曼纳麻烦你们，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保证书倒不必要，我们是为你负责。”办事员边唠叨边办手续。
他们将家具、厨具都送给撒瑞家，以示对两位好心人多年关照的感谢。撒瑞硬往沐青莲衣袋里塞了一百元钱：“……你们回去，什么都须重新添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排工作？”
沐青莲没推辞，她知道要推也推不了，只是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于刚将小提琴包了又包，裹了又裹，提在手上。他伸出一只手要抱女儿，沐青莲笑指小提琴：“你抱她吧，那是你的女儿，这是我的女儿。”
于刚苦笑了。
一个星期后，一家三口在极度疲惫中回到上海郊区的浦清村。父母见他们回来，喜悦多于忧愁：“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他们仍住青莲分娩时住过的那间屋子，装粮食的木仓挪到青荷的屋子。青荷已分到上海郊区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平时租住附近的房子，星期天偶尔回来看看父母，晚上随便挤住一下就行。
简单地安顿下来后，二人带上档案、户口，去找到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公交车还像前几年那样拥挤，路面依然高低不平。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找到了县安置办公室。接待他们的是个老头，一副很和善的样子。“一个一个地办吧。”老头示意他们坐在长椅上，仔细地看起沐青莲的材料，看完递给沐青莲一张表。
沐青莲、于刚商量着填表，在“备注”一栏里填下了“请求接收丈夫于刚同志的户口，并给予适当安排”。
老头拿过表，看了一下：“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休息一段时间。你们出去十年了，吃了不少苦了，不容易呀，不容易。工作嘛，是好是坏先干着再说……”
于刚觉得这老头很有点像勐罕公社管知青的唐大发，只是口音不像，肤色也白一些。
老头接着看于刚的材料，照样一页一页地细看。
于刚观察着老头的面部表情，这表情决定着老头的态度，态度决定着办户口的成败，户口的成败则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老头面无表情地看完后，将材料放进袋子，递给于刚：“这位，你不在接收范围。”
沐青莲拿出结婚证，用上海话解释：“我们结婚快五年，孩子三岁了，感情很深，他要落不了户口，我们这个家以后没法过了。”
老头抬头看着他们，表情木然。
“老伯，我们情况特殊，你就……”青莲说。
老头打断她的话：“落户的事要经过四五道关卡。下乡前非上海户口要办回上海，我们不能报，即使报了也要被打回来。”
“老伯，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我们？”沐青莲近乎哀求，又将材料交给老头。
老人嗫嚅着：“你们的处境、心情我很能理解，一个好端端的家……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你们年纪差不多，一个到内蒙古兵团，一个到黑龙江生产兵团，也都整十年了。我和他妈操了多少心呀！他妈落得个神经衰弱……二人上个月刚办回。”
“老伯，你……”青莲泪如雨下了。
“这样吧，你们把地址、电话留下，我尽力办。”老头将材料递给于刚，“情况我都知道了，材料你保管着，丢了就更难办了。”
于刚接过材料，千谢万谢。
回到家，青莲妈迎上来：“怎么样？”
青莲讲了在县安置办的情况，青莲妈反过来安慰：“不急，不急，急了管啥用！”
话虽这么说，于刚从青莲妈无奈的神情，读到老人的内心世界。这么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一下了增加了三个人，挤住在一起，而自己的户口太难解决了，她能不急吗？
晚上，于刚和青莲低声商量，将几年积攒的几百元钱交给母亲。青莲说，我妈不在乎这，等家里用得着时再拿出来。
于刚提出，能不能先找点零活干着。
“你不了解上海的规定，没有户口，就要有原单位的介绍，否则没人会接收你做零工的。你原单位是曼纳，户口已经从那里迁出了，还能到曼纳去开证明？”
不到一个月，老头打来电话，青莲的工作定了，到浦清小学当教师。于刚的接收问题，他反映过多次，上级说没有政策规定，不能接收。
青莲急了：“老同志，那……”
“……我是个办事员，什么事都得请示，领导同意了我就办，领导不同意我就什么也办不了。”话筒里传来的声音缓慢、苍老。
“这个、我们知道，不过我们连反映问题的地方也找不到。”
“这样吧，明天你们再来一趟，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了。”对方说完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到了县知青办。老头不紧不慢地提出，于刚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不是县区一级能解决的，可以写个材料，找一找市信访办公室，请人家向有关部门反映，作出特殊处理。
“找信访办……行吗？”于刚问。
“粉碎‘四人帮’后，各级政府都很重视信访工作，试一试总比不试好。”老头讲得很中肯。
二人心中闪动起希望的火星，一番感谢后返回浦清。当天晚上，他们按老头的建议，写成了书面材料，第二天一早出发，七找八找，中午时分送到了市信访办公室。
青莲到小学当老师，于刚在家里带小孩，等待市信访办的回音。
浦清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离大海二十多公里，刮西风时能嗅得大海的气味。村里都是菜农，收下菜交公社供销社，再运往市蔬菜公司。社员们都讲上海话，于刚大都听不懂，只好每天抱着孩子在房前屋后走来踱去。家里有什么活他抢着干，但做饭做菜总轮不上。青莲妈说，上海饭菜有上海的做法。
一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市信访办的电话，说此事已向市知青办、民政局反映过，回答都说不符合政策，无法接收。于刚放下电话，仿佛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浇得心透凉。市里几个单位的意见都一样，还能找谁呢？
晚上，青莲从小学回来，刚坐下又起身，将小屋的门关上。回家以后，父母在户口问题上使不上劲，沐青莲觉得跟他们讲多了，只能使增加忧虑，因此商量事就尽量避着他们。
于刚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拖累你了，也拖累你们家了。”
“怎么又说这话了。”
“按现行的政策，确实不符合，还能有什么路……”
“今天在学校里，我想到一条路，与几位老师商量，他们都觉得应该试一试：我们去找找报社。”
“找报社，报社还能管这样的事？”于刚不大相信。
“这几年，报纸很为群众说话，管用不管用去了才知道。”
星期天一大早他们出发，中午时分找到市里一家大报社。挂在水泥柱上的黑字白底的大社牌，使他们感到威严和力量。
门卫告诉他们，报社星期天不上班，但群众工作部有人值班，值班室就在大门左侧的平房里。
值班的是一位身材瘦削、戴黑框眼镜的朱姓编辑。朱编辑给他们让座、倒水，请他们讲情况，听着不时微微点头。听罢，朱编辑颇为感慨：“不容易，不容易！你们的情况很特殊。这样吧，我写一份内参，向上级反映。”
于刚、沐青莲从挎包里拿出材料，递了过去。
“好好好。这样写起来就有依据了。”朱编辑将材料放进自己的公文包，看看天不早了，二人起身告辞。朱编辑说啥也要请二人到附近饭馆吃饭。其间，朱编辑很动情地说，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知青，很能体会他们的艰难，一定会尽力相助。末了还说“天下知青是一家呀”！
“天下知青是一家”，二人听着，心里暖暖的。
这次时间要短一些，也就半个多月，朱编辑很激动地给他们打来电话，连说“好消息，好消息！”要二人很快赶到报社，二人又惊又喜，两个多小时到了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