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好恶就是有色眼镜
因为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各有所异，不能只凭自己的爱好，以己之见来断定某人是否为贤。有的管理者往往以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往往会出现只有情投意和才被重用，摘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没了很多为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人才。
善于知人任人的刘备，在未得到诸葛亮之前，也犯过只凭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选识人才的错误，他自认为自己已“文有孙乾、糜竺之辈，武有关、张、赵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广，人外有人。只凭个人感情来评判人，结果往往会走入迷津。他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致于第一次见到司马水镜时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经常只身探求深谷中的隐贤，却并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水镜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批驳了刘备的错误观点，说：“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指出，荆襄一带就有奇才，你应该去访求，为三顾茅庐拉开了帷幕。
所以，仅凭长官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光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事儿，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于是，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
卢公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擢为一等，实可谓随心所欲。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员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这样，最容易出现吹牛拍马者围在领导者左右，专拣领导喜欢的事情、话语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领导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对对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而对与领导保持距离、印象不深的人，即使真有实才，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
所以说，偏好偏恶对人的识才与任用是片面的，对团队的前途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秦始皇以自己的爱憎标准来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断送的那段历史了。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喜读韩非的《孤愤》，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作用。韩非指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意见相反，他坚持儒家思想，建议以仁义治国，以德服天下。这引起秦始皇的不满，赶扶苏去做监军。因赵高学法，而赵高又是胡亥之师，所以，始皇宠信胡亥。不可否认，秦始皇以法治国对统一中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但爱僧要实事求是，不能偏好、偏恶。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须随时代的变化、条件的更新而向前发展，或被其他学说所吸引，或兼容并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严刑峻法；加之，私欲膨胀，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终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讲德治，对长子的直谏，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视为异端，对那些以法为名、实为害民的胡亥、赵高等爱之、用之，使其以谗言陷害扶苏得以夺权篡位，致使秦传至二世而亡。
因此，识人才，绝不能仅凭自己的爱憎，轻易断言。
联想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有些企业管理者总是以感情上的偏好、偏恶来识别人才、选拨人才。喜欢的、志趣相投的，就倍加称赞，即使本事平平，企业上的大事也要把其召来商议；不喜欢的，往往刁难、非议，即使有才干，也看不到，更谈不上重用，最终使有才干的人伤了心，离开企业而去。企业的凝聚力是靠人心换来的，人心散了，企业岂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以自己偏好、偏恶的标准来识别人才时，这种管理者大多心态不正，最根本的在于其为人做事没有原则，以感情用事，随心所欲。这样的领导自觉不自觉地以志趣、爱好，脾气相投作为惟一的识才尺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把个人感情置于企业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从近处来讲，许多与他志趣不投的有才华之才，他视而不见，感情上有抵触情绪，其结果是企业的人才流失。从长远看，以个人的好恶识别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原则性，在管理上，就会随心所欲地处理问题，管理制度本身就会失去约束性和原则性，在领导者周围就会出现一群投其所好的无能之辈，左右企业，长此下去，势必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
不要感情用事
知人识人，须把个人的感情置之度外，抛开自己的爱好与兴趣，摘掉有色眼镜，以整体利益为重。
喜好美好的事物而厌恶丑陋的事物，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在品评人才时不察明他的本质，就有可能忽略了好的方面，而把不好的当作好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那些把不好的当作好的人，认为即使对方有不好的地方，但仍有称道之处。把对方可称道之处拿来，恰好与自己的长处相投合，于是不知不觉就与对方情投意合，而不觉得对方丑恶了。而好人虽然有长处，却仍有不足之处。能看到对方的缺点，却不能发现自己的长处，能看到对方的长处，却难免因此更加轻视自己的不足。这样两人的志趣不合，就会忽略忘记对方的好处。这是受到个人的爱恶之情的干扰而产生的困感。
爱，使人两眼放电，却对周遭事物视而不见。因此一定要警惕这点，不要因为喜欢某一点，而忽略了其缺点。
那么，讨厌某个人时，由于心情不爽，看到那人不顾眼，也就会否定他的长处。头脑清醒时，看到这里，许多人会点头称是，用到实际中去时，许多人又忘掉了。对历史不大了解的人，总是凭着“生而知之”来判断识别着身边的事物，但有几人是“生而知之”呢?对更多人来讲，值得提倡和效法的是“学而知之”。这也是鉴别人才时所应注意的地方。
战国时卫国有一个臣子叫弥子瑕，因生得俊美而得卫王宠爱一次，因母亲急病，弥子瑕私下驾着卫王的马车回家探视。根据卫国律法，私自动用大王的马车应处以刖型(砍脚)。卫王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称赞说：“弥子瑕真有孝心啊。为了母亲，竟然忘了刖刑!”(似乎是明谋善断的君主，却因个人好恶置法律于不顾，以此治国，恐难持久。)
弥子瑕与卫王一同去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觉得味道很好，便将剩下的桃子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碰到味道好的桃子，就是只剩下一半，也想着献给我。”
弥子瑕年老色衰时，就失去了卫王的宠爱，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卫王。卫王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私驾寡人的马车，违犯律法，又拿吃剩的桃子给我，侮慢寡人。贬他。”免了弥子瑕的官。
卫王应该是一个昏君，故如此反复无常。
但在许多人身上，或多或少有类似的影子。鉴别人才时应极力避免个人色彩，如果恪守用人求其长、不求其全的原则，何愁找不到人才呢?
在识人过程中，足智多谋的曾国藩也犯同样的错误，也曾上当受蒙骗。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攻克金陵之时，有人自称某部队的校官，前往谒见曾国藩。那人滔滔不绝，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曾国藩很欣赏他。
谈话之中，论及用人必须杜绝欺骗一事时，那人义正辞严道：“会被欺骗或不会被欺骗，完全看人而定。在下衡量当今的人物，说说自己的看法。像中堂(指曾国藩)的至诚与盛德，他人自然不忍心欺骗；像左宗棠的公正严明，他人也不敢欺骗他；至于其他的人，有的别人不欺骗他，他却怀疑别人欺骗他，有的已经被欺骗却还不知受骗。”
曾国藩听完，非常高兴，待之为上宾。
由于一时没有恰当的位置安插，曾国藩就暂时命他督造炮船。过不了多久，那人就盗领千金逃跑了。
丑事暴露后，部属向曾国藩请示发令捉人。曾国藩沉默很久之后说：“算了，不要追了。”部属告退之后，曾国藩不禁自嘲道：“他人不忍心欺骗?他人不忍心欺骗?”
曾国藩因为那人一句“像中堂的至诚与盛德，他人自然不忍心欺骗”的谄媚之词，大为受用而重用他，结果精通识人的曾国藩，却因被灌迷糊汤而栽跟头，好恶之可怕就在此。
更不能以貌取人
通过相貌和表情来了解人，是识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把它绝对化，把识人变成以貌取人，就会错识人才，乃至失去人才。
相由心生，是饱含人生经验的一句话。心志高的人，面有奋勇之色；心高气傲的人，是傍若无人的神色。但神色与形象美丑却没有直接联系。有的人就把相貌美丑作为了识人的标准。长得丑、奇形怪状的人，看了心里不舒服，就“咔嚓”一下把此人的才能否定了。有的人穿着随便，不注意衣饰外貌，其饱学名士张三丰在名声重于武林泰斗之前，人称他“邋遢道人”，就因为他不讲卫生。为什么不讲卫生，这里不去讨论；但他邋遢的外衣下罩着举世奇绝的胆识气概。
不重外表的人逐渐减少，但长相奇绝的人才仍不被赏识，这一点却一直没变。
曹操统一了北方，实际上本还可以轻松地取得四川，那样刘备就没有了根据地，历史兴许是另一个模样了。
刘备进四川前，蜀地归刘璋管辖。刘璋是个无能、懦弱的人，四川迟早要被人吞并，因此他手下的人才早就各打各的算盘。张松就借去许昌向曹操求援的机会，暗藏一幅四川军事地图，如果曹操看得起他，就把四川拱手送给曹操。
曹操偏偏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张松在四川是很有名的人物，但长得丑，尖头，暴额，牙齿也露出来，短短的，只是声如洪钟。曹操一看这个丑样子，立刻就把脸拉下来了，因为丑，他实在不喜欢，也就对张松很傲慢。
张松一生气，地图不献了，把曹操手下众人羞辱-顿，又迫得曹操撕毁自己的兵书，扬长而回四川，投靠刘备去了。
曹操是一代雄主，求才若渴，任人唯贤，此时却阴沟里翻船，丢失了大片土地，英雄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他也称得上雄才大略、英明当世，为挽留住关羽这个蚕眉重目的美髯英雄，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实际上回过头看，即便他留住了关羽，也可能又是了一个徐庶，一言不发，不肯为他效力。就算效力了，以关羽的骄傲，也不会十分听话，更难说以他一人之力能帮曹操打下四川，而张松却是拱手奉送。这一正一反之间的差别，可以掂出以貌取人的错误分量。
可惜曹孟德一世英雄，文武全才，雄心壮志，因以貌取人，一念之间铸成历史的错误。
不少人读历史，头脑很清醒，而在实际工作中，有几位能如此?
切忌识人的错误观念
人的才气不同，成长的时间也有早晚之分，因此重早慧轻晚成是错误的。有早慧而少年得志的人，有发育迟缓而大器晚成之人。大多数识者都只注意早慧者，而忽视了大器晚成的人，实际上晚成者更有奇特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