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听高祖六年（公元201年）正月论功行赏时，是怎么赞美他的军师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虽不能亲临前线阵地带兵打仗，但战略方案和战术计划几乎全出自张子房，这个出谋划策的功劳应当全归于他。他是军队的灵魂，是克敌制胜的大脑，这就是张良在刘邦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汉高祖给予张良有别于其他人的特殊待遇，大方地允许他在齐地选择三万户作为封地。
主公的赏识归赏识，肯定归肯定，张良不会顺竿就爬的。他熟悉帝王的心理，何况江山初创，来日方长呢。张良谦虚地回复刘邦：当初我在留县（江苏沛县东南）遇上了陛下您，这是老天爷让臣来给您效劳的，“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您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有的不过是让我给蒙对了，哪有那么大的功劳，您实在是过奖了，臣受之不起，“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万户侯。”您赐给我个留县我就很知足了，臣万万不敢做万户侯。
功高而不骄矜自许，拿张良跟韩信一比，刘邦无法不更喜欢眼前的这位军师。——人家跟咱鞍前马后披肝沥胆的，到头来却不贪财不爱物，朕欣赏！那就封你个留侯吧。
刘邦有所不知，什么王侯之名、万户之地，对于张良这样的豪门贵胄没有多大的诱惑力，人家曾经世代占据着韩国的相位，什么荣华富贵、名望头衔没有享受过？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自汉王朝问世的那一天起，张良的内心突然泛起了一种莫名的失落。当初一腔热血誓死复兴韩国，不知不觉间却跟了刘邦，辅佐其统一了天下。回头看，张良开始怀疑自己，这一切是我所要追求的东西吗？“韩”与“汉”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打打杀杀，士卒送命，百姓遭殃，谋取他人，剿灭异王，这一切不遗余力地争到手，所为何来？物有所值吗？假如人生来来去去就是重复上演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雷同的把戏，我们芸芸众生不是傻乎乎都做了上帝的玩偶了吗？
张良不属于“急流勇退”，“急流勇退”者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争取和保全，而在张良这里，则是成功后的失落和迷茫使他强烈地体味到一种生命无意义，是发自内心地把一切看得平淡无奇，一切似乎在他眼里都突然失去了拥有的价值。由此他渐渐进入到一种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的漫不经心状态。他后来又帮着刘邦安抚人心，还跟着一块儿建议刘邦建都关中，这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在他看来不过是闲来无事顺手为之，并不费什么大力气，也没有寄予多么深远的用意。
加之，张良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恐怕也是他奋发之后伤感失望的原因之一。南征北战，宵衣旰食，赢得了虚名，却把一副身架给折腾垮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得不偿失吗？
张良晚年的这种与世无争，竟意外地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声望，渲染了他的美名。——老子讲： “不自是，故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张良是很精通黄老之道的，所以他的低调、内敛，使上至天子下到臣民，对这位智多星更加地崇敬。
西汉建国以后，张良这时候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宛然是一位坐堂的老术士，凡有点疑难杂事，人们便前来向他讨教。他则一副慈眉善目，尽力而为，帮人指点迷津。天子放心这个无欲安闲的臣子，同僚乐于亲近这位不跟自己争功邀宠的侯爷。
但张良并不糊涂，处事仍延续他一贯的讲求技巧。譬如刘邦喜欢上戚夫人，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戚氏生子刘如意，吕后想了许多办法眼看难以挽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人提醒她“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皇上最信留侯的话，找找张老军师给高祖说说一定管用。吕氏忙差人去见张良，请其出面劝劝刘邦。张良笑笑，说：当初皇上处在危急之中，所以会听我的意见，现在天下安定，出于个人好恶想换个接班人，“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你们家庭内部的事情，我一百个张良说了也没用。来人知道这是有意推辞，缠着张良说：留侯就帮着给想个办法吧。张良见推辞不掉，他又不愿上刘邦那儿去捅这个马蜂窝，想了想说：这种事口头劝说是不行的，有这么四个人皇上很敬重，一直想请他们出山，可是他们待到商山就是不下来，你们不妨让太子亲笔写一封言辞恭敬的信，安排一辆舒适的车，派一个会说话的人带上礼物去，请他们下山来做太子师傅，皇上假使看见太子跟这些高人在一起，太子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后来果然在巩固刘盈太子位的过程中，“商山四皓”给了刘邦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