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性自私的立场上看，李世民与魏征，两个人精给我们联手演了一出高智商的游戏。双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唐太宗借魏征这面镜子，来实现防微杜渐、经营江山和自身千古圣主的描绘；魏征则通过李世民来展示自己的非凡才智，以期达到贤明人臣形象的成功塑造。
殊途同归，因此二人之间十多年里相互精心地维护着一种平衡，携手前行。可惜，魏征最后忍不住笑场了、出戏了，打破了君臣间的默契。——“戏”这种艺术形式，台下的人明知是假，但只要你按照设置的情景，煞有介事地演下去，观赏者还是满有兴致的；一旦某一个角色跳出戏来，真地把“做戏”的底儿露给大家看，那整场戏就砸锅了，没法演了，什么说服力、感染力就都烟消云散了，剧中人物原有的崇高境界便一落千丈了。这就如同台上台下共同在做一个美好的梦、感人的梦，叫好鼓掌都是发自肺腑的，突然跑出来一位把大家叫醒，梦破了，方才的一切都成了虚幻的、蓄意制造的东西，人人都会顿时意味索然的。
魏征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笑场、出戏呢？
我们先说魏征的病和死。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六十四岁的魏征病倒了。太宗皇帝亲往魏府慰问，俩人说了一整天的话；后来太宗又带上太子李承乾来魏府问病。皇上发现魏征家连个正室都没有，当即停建一处宫殿，用原有的材料五天时间给魏征建了个正室；又赐给魏征许多衣料被服，同时命令中郎将住在魏家，随时报告魏征病情。太宗这一阶段赐给魏征的药物、食品多得难以计算，宫中送东西的人摩肩接踵相逢于道。在魏征的病榻前，李世民还答应将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为妻。
魏征死后，太宗皇帝亲临哭吊，下令朝廷停止办公五天，追封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同时太宗特允魏征的葬礼超规格举行，太宗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刻石立碑，最后又赐给魏家食邑九百户。
李世民作为一代英明天子，在与他的这位臣子演最后一场对手戏时，做得可谓周全圆满，皇帝甚至在魏征安葬多日后，还时常登上凌烟阁去看魏征的画像，赋诗寄托对这位臣子的怀念。他压根不会想到，魏征早就在人面前将包袱抖开了，露馅了。魏征逝世三个多月后，有人告诉太宗皇帝：魏征心术不正，他把他曾经劝谏陛下的话都抄录了下来，送到管理史籍的褚遂良手里。
李世民听到这个，龙体都要崩溃了，魏征的形象在他眼前轰然倒塌。
在最高决策层，“谏诤”一定程度上属于高级机密，平民百姓乃至相当级别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都不得了解大政方针决策的细节，黎民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是一代天子赋予的恩德与福祉。而魏征劝李世民的话恰恰多属于这个绝密细节范围的内容，试想，一旦下层民众得知，天朝的雨露多是来自于一位为民请命的魏大人，甚而再由史官刻录传之于后世，帝王李世民的功德又在哪里？所以，魏征这里含着两桩罪令李世民无法容忍，一是欺君，二是夺天子之功。——你魏征原来陪我演了这么久，终了竟亮出自己才是主角，岂有此理！
唐太宗当即下令，取消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约，推倒皇帝亲笔书写的墓碑，魏征一家从此再不被皇帝照顾，渐渐衰落。
虽然李世民在远征高丽归来后，有几次提起过魏征，也多少恢复了一些对魏家的生活待遇，但魏征的人格形象永远在大唐皇帝的心目中凋落了，这面“人镜”，不再那么有光彩。——其实，我们稍稍用心琢磨一下，如若不是魏征自己炫耀，他那些谏诤皇帝的言行何以记录得那么清清楚楚？一共多少次、讲的什么话甚至天子一副怎样尴尬相，都历历在目，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皇权下，有如此高的政治透明度吗？即使民主政治常被提起的今天，您能听到一位秘书长是怎么提醒劝阻省委书记、省长大人的吗？
但我们能理解魏征，两个人的功劳，为什么要让你李世民一个人独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