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乔安山说了：年轻时候的张淑芹很美。
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美，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世界从二战的阴影中恢复过来，转而生出一派无拘无束的感性。不过那都是在国门之外。
在国内，60年代是一派的整齐划一，甚至整齐到没有了两性区别。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阶级关系”，张淑芹写给乔安山的第一封信中要向乔安山致以“革命的敬礼”！这样“革命化”的信件还要遭到部队首长的审查。当时的美丽女性已经被“铁姑娘队”、“女子采油队”这些词替代了。
1961年3月，雷锋也写到了什么是美：
什么是时代的美？战士那褪了色的、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农民那一双粗壮的、满是厚茧的手是最美的。劳动人民那被烈日晒得黝黑的脸是最美的，粗犷雄壮的劳动号子是最美的声音，为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灵魂是最美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如果谁认为这并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
乔安山就是在这个年代里，发现了张淑芹的美。
张淑芹用自己的美，凭着对雷锋和雷锋班战士的信赖，敲开了乔安山禁闭的心扉。
乔安山的情商起码要在标准分值以上——一封信要来了一本考试大纲，普通人不吃不喝半年才买得起的上海牌手表就晃晃荡荡的套在了19岁姑娘细细的手腕上，套住了姑娘红扑扑的心。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姑娘能够伴他走过那么多风雨，如果没有这位坚毅的老伴陪伴在身边他会怎样。
雷锋墓前的婚礼
自叙
我们没有举行过婚礼。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结婚，几乎没有什么仪式。但我们俩还是挺时髦的，我们是“旅行”结婚的。虽然路程短了点，只是在辽宁省内，起点是她家，终点是我家。
从她家出来的第一站，我们就到了抚顺，我要带她去看雷锋。
班长22岁就走了，他没有结婚就走了。我结婚了，我得告诉班长。
最重要的是，淑芹是出于对雷锋的信任，对雷锋班的信任，才会跟我走到了一起。
冰天雪地里，淑芹和我笔直地站在老班长的墓前。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非常安静。
我告诉大哥：我结婚了。然后我和淑芹给大哥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淑芹第一次去雷锋墓。
打那儿以后，我就再也不是一个人去给大哥扫墓了。每年淑芹都陪我去扫墓，后来还带着孩子们去。
手记
从此以后，乔安山的身边多了一个坚定的雷锋追随者。他再也不用孤独地站在雷锋墓前了。
从此，这个家庭每年都有三个重要的节日：3月5日，8月15日和清明节那天。
3月5日是毛主席给雷锋题词的日子；8月15日是雷锋牺牲的日子；清明节是中国人纪念故去的亲人的日子。
每年的这三天，张淑芹都会早早的准备好鲜花，陪着乔安山来到雷锋墓前。开始是他们两个人，后来他们带着儿子，再后来，儿子带着媳妇、孙子、孙女……
这个家庭一直恪守着这个传统。
初为人夫、初为人父
自叙
1966年年初，淑芹跟我来到了本溪下马塘，开始了婚姻生活。我们最早是借了老乡王大哥的房子，他家也是一间土坯房，南炕是他们一家睡，还有个床，睡觉的时候我把床朝着炕的一边用帘子挡起来，这里边就是我俩的“新房”。
但总住在人家屋里也不像话。过了一个月，我又借到了一间小屋，这位老乡家里有两间房，闲了一小间，我们就搬了进去。
好景不长，人家来亲戚了，要常住。我们就又搬家，这几个月住在老张家，下几个月住在老李家。不管住哪儿，我俩都有个好人缘，雷锋班战士的作风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俩像当年在部队住在老百姓家那个时候一样，帮老乡扫院子，打水，劈柴，什么活都干，主人都乐意让我们住家里，好像一家人一样。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俩互相也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一个人自由散漫惯了，出车回来就呆在队里，跟那些单身的司机们抽烟聊天。淑芹一个人到本溪，人生地不熟，容易寂寞，我回去晚了她就会不高兴，再加上结婚后她很快就怀孕了，身体不适应，情绪也不好，还因为想家偷偷地哭过两次。
时间长了，我也体会到了她的不容易，有时候就把她领到队里，帮着队里的炊事员做点饭，大家一块聊天。淑芹很快就适应了在本溪的生活，她干活又勤快又利索，大家也都喜欢她。
晚上，她就对着肚子里的孩子嘟嘟囔囔地说话。我一开始还不习惯，总觉得家里就我们两个人，她不和我说话，却对一个没影儿的小东西说话，很奇怪。后来，我也受她影响，管她肚里的孩子叫“儿子”，每天也跟儿子说说话，就好像已经是一个三口之家了。
我出车的时候，她就跟邻居做伴，给我洗衣服，还把我的被褥、棉衣都拆洗了一遍。有个媳妇真好。有了她，我出车回来就有热腾腾的饭菜，衣服永远是干净整齐的，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儿了。
我正式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虽然还能穿着那身军装，但领章和帽徽已经摘下来，被淑芹收藏起来了。我不再是个兵了，但雷锋班的精神我不能忘，雷锋班的作风我还要继续下去。
这段时间，队里施工任务重，总队给新配了辆斯克达载重汽车，车大，方向盘也沉，开起来比开解放车累多了，队里的司机都不乐意开。那总得有人开吧，我就说我来开吧，这辆斯克达就归我了。
刚一上这辆车，我也挺犯愁的，我个子也不高，而且我是上身长，腿短，坐在驾驶室里，脚踩离合器总觉得有点够不着。我想起雷锋由于个子小，开车的时候够不着离合器和脚刹，就自己在后背垫一块木板，坐得靠前些，就够着了。我也找了块木板垫上，果然好多了。不过这台车还是更适合高个子人开，我出趟车回来经常累得腰酸背疼。
这一年，我还开始带徒弟了。队里有个徒工，文化低，脑子有点笨，学了一个月开车了，还是不开窍，大家都不愿意带他。我想起当年我在运输连学开车的时候也算是开窍比较慢的一个，雷锋对我的耐心劲儿温暖了我。其实人没有笨的，主要是得有个师傅耐心地教。当年幸好我遇到了雷锋这样的好班长．所以我现在也得照着他的样儿去做！我主动要求带了这个大家都不愿意要的徒工。
我还干了好多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有一次工程急需炸药，但工地上没有了。队里要派车去清原拉炸药。谁都知道，这可是个危险的活儿，车上的炸药稍微有个闪失，那就是山崩地裂的事啊！淑芹吓得直哭，说啥也不让我去，可是谁家的媳妇都不愿意让丈夫去，总得有人去呀。我还是坚持去了。
不管工作多累，回到家里，回到淑芹身边，我就忘了身体的累，一心关注起她的肚子来。淑芹怀孕后，饭总是不够吃，整天跟我要吃的。她还到处找1日衣服，布块布条，说是要做衣服给儿子穿。
看着她缝的那些像我巴掌那么大的小衣服、小鞋儿，我觉得很奇怪，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幸福得直想叹气，浑身都暖洋洋的。整天围着她转，我觉得自己很知足。
1966年9月12日，我大儿子出生了。看着这个胖乎乎的小家伙，我喜欢但又不敢亲手去抱他，好不容易抱起了他，手上又不敢用力，怕捏疼了他。我这双大手，拿过铁锹，扶过方向盘，可不敢抱孩子。儿子抱在怀里沉甸甸的，我当父亲了！
在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雷锋。我想给儿子起个最好听最响亮的名字。但我没文化，我就想，要是雷锋在就好了，他有文化，又有那么多见识，起的名字一定又好听又有意义。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自己改的。
后来我决定给儿子起名叫乔伟，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正直、伟大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听单位里的人说，现在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就叫乔伟。
手记
在幸福的小窝里抱着儿子乐的乔安山，依然在自己生活的有限空间中习惯地实践着雷锋班的作风和传统。他是习惯的，而不是刻意的。习惯，是一种经过长期实践而转化成的自动性的行为。
他没有意识到，一场风暴正在来临。“文革”也将考验这位雷锋的战友，这位年轻的丈夫、父亲，洗礼这个刚刚稳定的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