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我离开喀山，准备返回西边800公里远的莫斯科，寄宿处的俄国老太太为我们举行俄罗斯式的送别仪式，令人永生难忘。
那是一个宁静的初夏夜晚，我与同行的钟君打点好行李，坐在客厅和只身在喀山大学进修的赵君话别。火车开驶的时间已近，我们起身着装就履，赵君则踅步到孀寡独居的老太太房中告知远客将归。长年患有糖尿病的老太太披着睡袍从房中缓步走出时，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已经在玄关就位，准备在门傍向其致谢话别。但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并未前来相送，却径自转身踏入客厅静坐。在赵君的呼唤下，我们一齐涌进客厅，在她身畔环绕就席。
我们环坐的公寓离窝瓦河支流喀山河不远，凉风从西伯利亚穿过大草原与河面长驱而来，顺着窗口袭掼挺入，轻柔的窗帘像柳树夜舞般地，恣意在窗旁摆躯弄影。老太太在我们坐定之后，轻轻地开启了她那老人家特有的干瘪双唇，缓声地讲起远客将别，希望一路平安，他日容能再会。短语即毕，沈寂就此覆盖大地，主人低头默然，凉风似亦因此静默止息。我们这两个台湾客虽不明其意，亦暂且入境随俗，依着主人颔首不语。良久，老太太才缓缓起身，安静地说了声再见与祝福你，就此与我们话别。
出得门来，送行的赵君告知这是俄罗斯典型的送别仪式，我低头向前没有答腔，依旧沉浸在方才那种沉默的情绪。说起来，俄罗斯人实在很难称他们是寂静的民族，但为何如此告别？送别难道不是像台湾那样，用狼藉杯盘与耳热酒酣来表现吗？用吃喝来送别，岂不是四海皆然吗？直到坐上火车西归，在斜阳的映照下，远眺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我才似乎有所理解。人生自古伤别离，若非情不得已，何人甘心抛子遗妻，远扬异域？更何况在情不得已的背后，还常反映出体制的可怕压力。
在帝政俄罗斯时代，人口结构以国家奴仆化的贵族阶层和广大的农奴群众为主，那时大多数人民都被钉死在土地上，除了官老爷们被中央派任到地方出占肥缺之外，道别故里只身走天涯的若不是被流放的异议分子，就是不堪体制压迫的逃亡农奴。社会主义革命后，内战与外国干涉革命战争造成黎民辗转流徙；新经济政策的好日子过不了几年，斯大林体制宣告成立，接着大整肃与大流放开始，帝政的旧模式再度包裹着新名义强行推出，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业。
如此威严经年，残酷百代，在送行的亲友看来，别离与其说是他日终将衣锦还乡的愉悦，不如说是人生的不幸与无奈的悲哀。想象离乡背井之辈，形只影单地在这片大草原上荡步，四野莽莽，天际苍苍，遥想远离的亲友，自身能否平安回归再会，人力不能知，似乎只有无语的穹宇能对。在广袤如此的欧亚大陆中，体制的密网与空间的威力，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诠的阻绝，于是乎别离成为一种深情，无言是情感的真挚，寂然则是伤怀的表现。沉默是俄罗斯的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