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主编亚伯拉罕斯，对“伊诺”有一句自白：“先让人发笑，后让人思考！”那么，思考什么呢？它对我们日常的评价行为、价值系统和表彰模式，会有怎样的启发呢？
在“伊诺”的榜单上，有诸多让我们跌眼镜的东西，按中国人的心理惯性，有句话早按捺不住了：这干啥子用？出啥洋相呢？
的确是“洋相”。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使用价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高高矗立。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据、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是否显著和速效的有用，从来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砝码。无论术、业、技、策，皆有一副实用和物质的面孔……“没用的东西”，作为一句训斥式的中国老话，既是一种物格评价，也是一种人格评价，既可诽物，亦可骂人。
两个多世纪前，当烧开水的壶盖扑哧作响时，谁能想到那个对它心醉神驰的少年，会成为历史上的“瓦特”呢？事实上，那盏小小壶盖早已被沸腾之水鼓舞了几千年，也被忽略了几千年，作为一幅情景，它缥缈无骨，一个眼光实际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西方有谚：“如果你盯着一样东西长久地看，意义就会诞生！”这是一句很虚的话，也是一句伟大的话，许多世间的秘密和真相就蕴于此。瓦特的幸运在于，他没漏掉这样一个秘密！是性格帮助了他，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种“陌生感”、是沉湎幻想的习性帮助了他！牛顿也如此，爱因斯坦也如此……较之众人，他们注视世界的目光里，都多了一股迷离和朦胧的东西，多了一抹遥远、深阔和缤纷的色彩。
那股迷离，那抹遥远，就叫“虚”吧。虚，往往折射出一种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超前眼光；实，通常代表一股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近物需求。虚未必能转为实，但“实”往往诞生于最初的“虚”。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费城，一个叫富兰克林的男子，正做着一桩惊世举动：他擎着风筝，在雷雨交加的旷野上奔跑，大喊着要捉住天上的闪电，并把它装进自己的瓶子……百姓觉得这是个傻瓜，学者以为这是个疯子，可就是这位不可理喻者，最终被誉为避雷针的创始人。我想，要是那会儿有“伊诺”，他一定全票当选。
有人说了，富兰克林的念头虽一时看来荒诞不经，但最终实现的仍为一种物用价值啊？不错，避雷针是一种“实”，但这“实”却发轫于“虚”——一种不合常态的大胆奢想，没了那股虚的精神冲动，一切都谈不上。若把“虚”仅仅当作一种潜在或变相的“实”来期待，若把演变和衍生“实”的大小作为评价“虚”的砝码，那“虚”的弱势和险情仍未动摇，“虚”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善。所以，“虚”应彻底恢复它的独立和自足角色，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予尊重与呵护。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经验逻辑上搭建一个一元博弈、你死我活的价值擂台——将“非理性”视为理性之敌。其实，双方并非一元式矛盾，非实用不是反实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学也不是反科学（或伪科学）。在我看来，“伊诺”更多地宣扬了一种非实用和非理性价值，而非把实用理性打入地狱。
对待想象力，对待奢念和幻想，对待非理性和非经验的自由与浪漫，东方的态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责、刻薄得多。比如我们的成语资源中，竟有很大一个板块被用来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诞不经”“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空中楼阁”“不识时务”“不可理喻”“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玩物丧志”……遗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务实传统并未分娩出一种严肃的实证品格和缜密的科学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脱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习气来。待人遇事、识物辨机，无不讲实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贪图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见影……于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也就在“务实”的旌旗下浩浩荡荡了。远的不说，放眼当下，资源上的采掘、消耗，建设上的规划、改造，教育上的考评、量化……哪个不短视、短效得惊人？
西方呢？当然有务实传统，幸运的是，它同样有浪漫和务虚的传统。西方对“无用之物”的欣赏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启蒙运动，从天文、艺术、宗教到对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民主设计，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到形而上和哲学思辨，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康帕内拉《太阳城》与欧文的“和谐公社”，从《荷马史诗》到安徒生童话和凡尔纳《海底两万里》……都散发着一股儿童式的缥缈和虚幻，都在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子经典和显学们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蓄谋积虑，处处讲究天衣无缝、圆熟得体，满透着一股吊诡之气和沉暮之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中国文明为“早熟儿童”、希腊文化为“正常儿童”。的确，作为欧洲文明之祖的希腊人，不仅长着一副儿童的额头，还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轻盈的举止，健康且快乐着；而中国文化从儒制开始，就满脸皱纹和心事重重了，除了精神上“跪”和“叩”，行动上也多了“杖”和“拐”，不仅步履蹒跚，且哭丧着脸。
如果说，中国文化资源有严重缺失项的话，我想它们应该是：神话、童话、形而上、科学理性和非政治“乌托邦”……（中国当然有被后世称为“神话”的东西，但那是“把人神化”，而非希腊那样“把神人化”——如此神话才能与生命进行正常交流与对话）这些缺失恰恰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抑制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脚文化”而非“头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计的磨盘，原地打转。
还有一现象：作为一种浪漫的人文传统和理想主义习惯，西方的“虚”非但未妨碍“实”的繁荣，更给后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激励和机遇。西方文化形态是多元、开放、兼容的，在每个时代的生存格局中，总能恰到好处地为梦想者、保守派和实干家预留出相应的空间及比例，且彼此和谐、互为激荡。不难发现，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每轮“虚”的文化涨潮之后，都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腾跃，也就是说，作为“月光”的理想主义憧憬总能很快在地面上投下它飞翔的影子，作为夜间能量的“诗意”总能在实干家那儿成为一种白天的现实，成为他们变革社会、成就历史的一种才华。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社会的兴起和中世纪的终结，英国启蒙运动催生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古典自由主义和“百科全书派”之后的法国《人权宣言》，“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在东方，你很难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荡的时代。经验化、功利化和实物化的生存格局，注定了社会精神的沉闷、压抑和僵滞，借助“实”的巨石，封建体统在它的超稳定状态中一趴就是两千年。1215年，当英国贵族与国王在羊皮纸上签署有“法制”意义的《大宪章》时，中国士大夫还在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危殚精竭虑。1620年，当登上北美大陆的百名流亡者宣誓将开辟一个以民权为本的新国家时，荒怠颓废的大明朝刚清算完改革大臣张居正的精神遗产。
当然，“伊诺”信徒们反对的并非东方的传统，人家首先警惕的是自己的现实，尤其20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这群童年气质的中年人意识到：当实用理性过于膨胀，它所淹没的会比创造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时代扶植起更茁壮的在野文化和精神另类来。
或许有人沉不住气了：难道东方传统中缺乏诗意吗？春秋、魏晋、唐宋、晚明……不都飘逸着放浪士子的衣袂吗？不错，在汉语竹林里，在染满青苔的诗词绝句里，的确闪烁着“虚”和“狂”的影子，但细打量便发现：它们不仅稀稀拉拉，难以缔结一部真正的时代风景，且这些放浪和疏狂多为文化散户的精神梦游，且散发着一缕酒气和哀怨，大有遁世和流亡之象……这与西方那种群体性、现世性很强的生存面貌上的“虚”相距甚远。或者说，东方多为学问和修辞层面的“虚”，缺的是社会属性、公共价值和群体规模的“虚”，缺的是可操作可企及的“虚”，缺的是清醒的生命履践意义上的“虚”——理想主义者在社会平台上主动和公开演绎的“虚”。
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孔孟弟子和苏格拉底及亚里士多德们比，拿陶渊明、苏东坡、孔尚任、曹雪芹、王国维与约翰·弥尔顿、卢梭、罗素、雨果、左拉比，拿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与托马斯·莫尔、马拉、丹东、杰斐逊、傅立叶比，拿朱熹、方孝孺、李贽、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潘恩、托克维尔比……无论生命气质、人文视界、信仰方式、入世方向和精神重心，皆判然有别。而且，更大的缺失还在于：即使有零星的“虚”出现，我们也很难去鼓吹和表彰它，在现实社会中，罕有推演它的可能。
总之，在对“虚实”的理解、消受和履践上，在对事物和行为之“用途”的价值评价上，东西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分野和离歧。
2005年4月
(第四节 嬉戏与激励——“搞笑诺贝尔奖”有感之二
价值等级与级别化生存
如果说，“伊诺”（即“搞笑诺贝尔奖”，本文简称“伊诺”）确实带着股怒气并有意嘲笑点什么的话，那在我看来，对象就是价值等级和价值威权。
我们的生活中，被表彰的都是些什么呢？“非凡”者也。何谓“非凡”？翻来覆去，不外乎绩效之大、数字之巨、位次之先、声名之显……也就是说，我们是惯于按“级”来给价值排序的，而且，这种级别生态很少被怀疑和动摇过。
其实，表彰本身没错，它不仅是日常生活里的一缕温暖，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驱动。问题在于：如何表彰？表彰之际是否贬低了其余？表彰的取向和模式是否单调不变？表彰系统是一套自由孵化器还是一支权威发令枪？
表彰犹如阳光，受其照耀的事物自然发育快、长势好，反之，则营养不良。地球之所以生命富饶，即在于旋转有方，表彰亦然，它唯有旋转起来，保持合理的路径和优美仪态，阳光才会普照万物，被关注者才郁郁葱葱，否则，背阴者因冷而枯。
我想，“伊诺”谋求的就是旋转，就是想给这个社会的价值肌体添一种活性，让“价值魔方”动起来。
沿着“伊诺”的获奖榜单一路寻去，除了有趣，确看不出啥标准和尺度，若说有何共性，那就是：没啥了不起！或许，秘密即于此，它就是要故意表彰那些“不起眼”，专门抬举那些被忽略、冷落和歧视的“小”——把尊严授予（其实是“还给”）那些“不足挂齿”和“微不足道”。
这是价值革命，但不是叛乱和篡位，它并非要消灭或取代什么，而是要增添什么。同样，价值等级的劣性也在于：并非它放大和鼓励了什么，而在于它缩小和压制了什么；并非它重视和激励了什么，而在于它鄙夷和奚落了什么。
不错，它是在“小题大做”和“借题发挥”，但它是在演示一种价值民主，一种对价值进行自由认定和个性追求的权利。它抗议的并非价值差异，而是价值等级和价值威权及其背后的权力意志和世俗成见。为了表达对权威的不服从，它宁愿矫枉过正，窜到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前撒撒野，或者说撒撒娇……顺着该思路走下去，你会发现，驱动它的那股嬉皮力量，其实正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信仰传统，也是其社会肌体中最珍贵、最被呵护的基因：对个体自由的处处尊重，对在野精神的每每推崇。再比如“吉尼斯纪录”，其价值标榜与“伊诺”相似，照见的都是民间草丛里的小人物、小事迹、小能耐，一些萤火虫般易被淹没的屁股型闪烁。
这是价值宽容，亦是价值谦卑。
据说在美国有很多想当发明家的孩子，但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动辄以爱因斯坦这等最好成绩的大师为偶像，而是常把罗维德的名字挂嘴边。罗维德何许人也？“面包切片机”的发明者！1928年之前，面包易生霉，于是，这位爱荷华州青年推出了一个10英尺长的装置，将面包自动切成片，然后用蜡纸包起来。此举一出，媒体哗然：“还有比将面包切成薄片更伟大的事吗？”
显然，和我们对“非凡”的崇拜不同，对方似乎更迷恋一些细微的火花式的智力表现。至少，不像我们那样嫌弃“小”。
重大轻小、上尊下贱，是价值等级的顽症。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生存习性中，对“级”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嗜好，不仅热衷于划分等级、垒造塔山，且惯于在不同的价值元素间制造间隔和矛盾，凡成功标识，都与“高”有关，凡人事礼仪，皆按“级”铺排：金銮高高在上，接下是玉石、砖木、泥土和草根，愈往下，头颅愈低，跪之越深，正所谓礼制。王朝社会不必多赘，从姓氏、花翎、衣色、仪容，到居住区划、屋舍造式、行步线路、车舟轿匹、婚嫁殡葬，都饱含缜密的级别等差和格式内容……即便等来了新社会，刚刚踢翻旧世袭的香案，又急急添置了新世袭家具——阶级“出身论”（此闹剧一直伴我这代人进中学才算完）。从上个世纪开始，虽一直把消灭生存等级作为奋斗旗帜，等级的强度也明显降低了（在价值等级系统中，生存等级为强度最大者），但等级的密度并未减弱（城乡、区划、单位、户口、政治面貌、干群身份、职级工种、待遇制度），而且在思想领域，又出现了更多更复杂的价值等级，等到“路线”“真理”“主义”“立场”“觉悟”“阵营”“改造”“批判”等意识形态符号汹涌而入后，这个系统就更混乱了，价值矛盾也升格为政治斗争。
我们的价值观里，不仅缺乏平等和宽容，更少了独立和自持。成长路上，我们的小手总是被不放心地牵着、握着，以团队的步伐、规齐的队列“向前向前”……检索一下我们的教育履历，谁不是在“争上游”“创先进”“学榜样”“表决心”中长大的？谁不是在道德排名、学分排名中趟过了长长的青春走廊？谁没体会过在光荣榜、成绩墙上找自己名字的急切和煎熬？谁没有被“理想”“使命”“觉悟”提携过衣领？所谓“学”，其实就是迎“考”，即收肩缩骨、削足适履地去适应模具，即穿针引线般让生命从一个小孔里穿过去。所谓“鼓舞”，其实就是“等级”“落差”上的刺痛和激将（这类“刺激疗法”在西方现代教育中是决不允许的）。所谓“洗礼”，其实就是价值观上的候旨和接旨，即把头脑中的“落后”扔出去，将“先进”娶进门。
总之，我们的教育，尤其人文教育，核心即价值等级。一面是价值标榜，一面是价值淘汰。而思想统一，实质即价值统一。过去有门高中课，叫“科学人生观”，仔细想来不可思议：“观”，纯意识的东西，怎能和科学尺度挂钩？被“科学”出来的是电脑还是人脑？是元件还是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