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我们的话语系统，有多少是为价值级别、价值倾斜和价值对立服务的呢？汉语是形容词最多的语种，又以“等级形容词”为胜。我们的颁奖词中，充斥最多的即“杰出”“优异”“出色”“重大”“先进”“拔尖”这些泡沫形容词。以图书评奖为例，哪个参评项目不是滔滔长卷、巍巍巨制？据说，很多出版社专门组织人马研究评奖细则，不惜工本铸造“长城书”，没法子，谁让你的表彰语汇里老有“分量”“厚重”“恢宏”“史诗”“波澜壮阔”“鸿篇巨制”这些形体大词呢……进入当代，我们更是肆意地挥霍“表彰”，甚至让之担负起了维持工作和生活日常运转、安抚和平衡社会心理的义务，随便走进哪家单位，哪怕一个贪官刚留下的办公室，也是铺天盖地的锦旗、奖状、金杯、证书……若不出意外，中国的锦标制造业应是全球最发达的。荣誉虽泛滥成灾，但用途不容小觑，因为一个得不到表彰的单位或官员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人人有份，那比拼的即荣誉的等级和体量了，于是，在“级”的标准、层次、密度的设计和赛事上，国人可谓煞费了苦心，不仅有价值的东西等级森严，连最没价值的东西也级别重重。
可以说，级别制造、级别生存、级别博弈，乃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之一。举个国人熟悉的例子：评职称。参评要有论文，论文不仅看篇数，还要看字数和规范化程度（字数不足，题材和格式不符，不配叫“论文”），更要看载体级别（所谓核心期刊，国家级、省级、市级、内刊级、会议交流级——会议再定级别），此外，还要圈定刊物的范围和名录（逾出则不予承认）……林林总总的级，造就了一道道弯和槛，接下来，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学术剽窃、买卖书号、出租版面、雇佣枪手、论文定制……不足怪矣。
小小职称尚如此，那针对城市、部门、行业、单位的一环环一层层一级级的“评”“审”“考”“验”，又会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心力和时间成本？引发了多少生命焦虑和价值混乱？损坏了多少人际情怀和人格尊严？又将腐蚀多少权力职能和社会环节、招来多少道德自残和丑闻事件？
谁制定和颁布级别，谁即权力者。谁控制其利益，谁即控制其灵魂。主和仆的关系，受贿和行贿的格局，也就定型了。
此即典型的级别化管理和级别化生存，至于真正的“价值”“素质”“才绩”，早被级别文化这张格子网给滤掉了。同时，级别化生存又极易衍生行政化生存，为何国内大学的气质、形态、构造都酷似一级“政府”（有句讽刺大学官僚化的顺口溜：“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原因即于此，学术生态竟是按行政的级别构成和象棋模式来罗织的！前不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愤然辞职，辞别的正是这种最不艺术、最不学术的模式。
写到这，我突然想起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一位是安德鲁·怀尔斯，据说，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他没发表一篇论文，但他干成了一件事——破解困扰全球数学界360余年的难题——费马大定理，我想，就凭他9年不出一点“成果”而不受考评折磨，该大学就值得尊敬。另一位是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原型，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这个精神病患者在普林斯顿美丽的校园里几乎“毫无作为”地从容生活了30年，却从未遭遇过问责式的考核和劝退。我的感动在于：显然，普林斯顿校方绝无想到他能创造什么奇迹，它这样做，仅仅是例行了一种宽容和优雅的传统，仅此而已。试想一下，假如这两位在中国任一所大学里，面对那些论文、专著的紧逼和成果、专利之勒索，他们该如何是好？不会给逼疯了吧？
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曾说：“大学的真正成绩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显然，这种“不含目的”追求的是思想的纯粹、自由、宽容与灵魂的舒适，而其敌人，除了政治，更包括一切有压迫感的等级价值观和功利性竞争。
很多时候，我们推崇“非凡”，并非推崇能力和业绩的突出，真实意图在于追求“有别”，一种“凸”的优越。比如对孩子常用的一句训斥：没出息！何谓出息？说穿了，即领先，即超出别人一截来，这是靠攀比得到的快感，靠“淘汰平凡”收获的满足。直至当下，翻开中小学作文，在“我的理想”标题下，随处可见的仍是吾辈熟悉的英雄情结（充其量是将历史名人换成了今日之星），要么一些抽象的称谓，诸如“宇航员”“科学家”等，要么一些具体的明星：刘翔、杨立伟、姚明、比尔·盖茨……这种形象上的“大志”，总能换来教师和父母的欣慰。为何孩子不敢使用自己的趣味，哪怕“天天睡懒觉”“天天玩游戏”这样的冲动？显然，他们在采集成人的心思，在使用社会的尺度和价值等级。
孩子是塑造中的毛坯。在其稚嫩的精神皮肤下，我们完全摸得到成人社会的骨骼和脚手架。孩子的“理想”其实暗合着成人的腐败愿望——做“异常人物”、过“非凡人生”的奢想。
从政治上看，等级社会的源头在权力，而从文化上讲，等级社会的渊薮却在于价值霸权——对价值话语和价值游戏的操控。社会的不和谐和震荡，一定与价值的不和睦、价值环境的不宽容有关。每一时代，人们的生存格局，皆可归于一种价值格局，参与设计和维持该格局的，有政治权力、宗教权力、世俗权力、话语权力和资本权力……所以，呼唤价值的自由、多元与平等，最终服务的将是我们的生存本身，是对权力的防范和对权利的保障。
一个仅有传统诺贝尔奖的世界是不完整的，因为在它那儿，只有一类价值被标榜，此即“伊诺”存在的最小理由，而最大理由或许是：消解价值等级和价值权威，推崇价值民主与价值和谐，鼓吹“我思故我在”的生命自治，挥洒“谁都可以说了算”的精神自信。
两个“诺贝尔”，并非好孩子与坏孩子，而是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
自由转体与精神舒适
显然，“伊诺”在表彰那些成果时，采用的并非评价和鉴定，而是赞赏和致意的方式，同时，与其说是对“果实”，不如说是对“种子”的赞赏。它保护的是想象力之起点，是萌芽状态的智力飞翔及其执行和尝试的勇气，至于实效，它根本不打算较真。
鉴于此，我宁愿把“伊诺”及类似的文化事件（比如“吉尼斯纪录”“金草莓奖”等）视为人们对自身日常生活的一种奖励、一种犒赏、一种释放才情和添加节日的行为。就像奥运会是对身体的奖励，狂欢节是对严肃身心的奖励，愚人节是对诚实话语的奖励。“伊诺”呢？是对生命才思和生活智性的奖励！它把自己视若民间想象力的保护神，犹如雅典娜之于智慧、缪斯之于诗歌。
“伊诺”给观众送去了一个小小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我重新看清了“科学”在平凡生活中的模样，“伟大”和“深奥”被还原了，还原成最初的、最本色的模样。在这个节日里，我看到了牛顿怎样被一只掉落的苹果击中灵感，伽利略怎样在比萨斜塔上放飞铁球，瓦特怎样盯着蒸气吹舞的壶盖发呆，雷奈克大夫（听诊器发明者）怎样啄木鸟般贴在木棒上听击打声……
在这个节日里，我倏然醒悟了很多，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用肉眼就能看清“生活、梦想、发现”之间的关系。在该关系史上，有过一个朴素而迷人的古典时代：那时，科学并非职业，只是一种兴趣，一种生活行走的方式，类似康德对星空的迷恋，类似爱因斯坦那种深厚的宗教感……那时，科学与生活是那般和谐、融洽，科学家大都有一副快乐表情，不受约束，不被指令，不听信非议和嘲笑，我行我素，就像古希腊学者泰勒斯因沉醉星辰而跌落井中的情态……那时，科学活动是一幅生活场景、自由精神场景，不像现在成了枯燥工程，有了一副基金、资金和奖金的物质面孔，并由一群不怎么热爱它的人来垄断……那时，科学家（没人称其“科学家”）大都有一副儿童的模样，天真、好奇、冲动，脸上洋溢着“迷信”的幸福，对世界充满新鲜之感、敬畏之心、感恩之情。牛顿是典型的天真到老，也正是在他晚年的所谓“失足”上，我看到了一种孩子的伟大品质，所谓的科学或神学、唯物和唯心，所谓的真理与谬误、正果或涩果，于之而言，都是一种“伪”，他只是牛顿，一个生活者，一个上帝的孩子。
在我的心目中，以上角色和情景恰乃科学与生活最正常和最健康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古老又年轻，既历史又未来，既还原科学本色，又回归生活原点。我想，这也是“伊诺”试图修复的那种关系吧，透过哈佛礼堂那撞击玻璃的笑声，我看到了牛顿、瓦特、爱迪生的影子在复活。
我常耽于这样的冥想：生活本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正常而健全的生活应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应是一种童年状态——
它充满梦想，并具备实现梦想的可能；它充满乐趣，并为乐趣提供最大的保护；它充满好奇，并确保所有好奇不被嘲笑；它充满个性，并为个性预备好了掌声……它对所有孩子说：你的想法是对的！这世上，只要不危及别人，就没什么“不应该”！我想起了康德的一句话：“若一个人除了法律，无须再遵循别的什么人，那他就是自由的。”无疑，这是对“自由”最好的诠释了，也是一个人最美丽最舒适的生存状态。
其实，“伊诺”并不孤独——
如果说“伊诺”丰富了科学殿堂的表情，那么西方现代生态中还有诸多斑斓的文化嬉戏，它们从不同角度，以富含幽默和侵略性的“表彰”，赤裸地装饰着大众的精神表情，挑逗和愉悦着社会神经：“金草莓奖”，1980年创立，专门与“奥斯卡”唱对台戏，每年评出好莱坞“最差影片”和“最差演员”，并赶在奥斯卡颁奖前夜公布，获奖者可谓群星璀璨，布鲁斯·威利斯、黛米·摩尔、帕梅拉·安德森、凯文·科斯特纳、麦当娜……2004年7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愚蠢奖”颁奖典礼上，布什总统战胜众多竞争者，当选当年“世界最愚蠢的人”，因那句“伊拉克战斗行动已结束”的豪言，他还得了“最愚蠢言论奖”。
事实上，这些灰色表彰（算不上黑色，因为它并无恶意）从未受到过当事人的激烈抗议，为什么呢？我想，除了言论自由的护驾，它们更多地被理解为了一种精神卡通，一种价值表情的“变脸”戏法——可谓西方人对自身生活的一种奖励。像一群酵母和活性菌，它们给生活面团注入了一种灵动、一种肆意、一种快活和蓬松的因子，把日常程序中那些严谨的逻辑、黏稠的理性给稀释了。这样的“奖励”是需要天真的，是需要相应的文化和权利背景的，说到底，此乃精神舒展和价值宽容的结果。
何为幽默？它是一种生活才情，是一种价值魔方的自由转体。不仅取决于智力，更源于内心的活跃和松弛，源于思维的弹性和张力。它代表着精神的舒适度。
相比之下，我们对生活的奖励太少了。我们的价值文化缺少这种斑斓和色彩，精神拘谨，表情刻板，生活正襟危坐，缺少对趣味的追求和营造……在我们这儿，除了“红色表彰”，几乎找不出别的颜色。像“金草莓”那样的灰色既不符合我们的出击习惯，更超出了防御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两年前，国内有媒体模仿“金草莓”搞了次“最丑明星”排行榜，旋即有歌手恼羞成怒，一纸诉状将对方送上法庭，说实话，那年头还恰值“丑星”吃香，人们普遍以“实力派”相称，可这也不行，末了，主办方乖乖为“不敬”道了歉。
我们的人生不舒适，尤其精神不舒适。在我们的精神谱系中，很少能找到快乐资源，从传统到现代，我们的智力榜样和文化英雄几乎全是愤怒型、悲苦型、伤痕型的，你找不到西方脸上那种生动与光艳、明亮与充盈的气质……这与价值土壤的板结和紧固有关，和价值环境的恶劣与封闭有关，也和一元论的斗争哲学有关。我们的价值土壤一向缺乏颗粒和气孔，缺乏弹性和松弛；价值空间也过于狭小逼仄，各种价值元素根本就转不开身，动辄越轨，动辄得咎。比如我们的价值系统中，埋伏了太多的对立与敌视：“义与利”“无私与自私”“科学与迷信”“唯物与唯心”“集体与个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剑拔弩张，非此即彼，毫无折中回旋余地。
其实，世间的大部分信仰冲突和精神对抗，根源皆在于价值分歧，皆与价值认定上的单向度和不兼容有关。
深受自由主义濡染的胡适，晚年对“价值和解”似有所悟，在《容忍与自由》中，他引用老师布尔的话说：“我年纪越大，越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遗憾的是，这种容忍往往被简单理解成政见和派别上的妥协，而没有升至“价值宽容”“价值和解”的文化层面和生活意义上来。在我看来，胡适此语的重心并不在那个“更”字上，而在于它用强调的语气吐露一个心声：宽容（实乃“价值和解”）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只有真正宽容和释怀了的人，只有精神上真正与外部达成了和解之人才能获得自由。否则，压迫别人的东西反过来会压迫自己，所谓的“自由”也就成了一种统治，既支配别人，也奴役自我。
我相信，胡适晚年的这番话针对的不仅是当时雷震的《自由中国》风波，不仅是半个世纪的政见风云和唾雨舌箭，它包含着一位老人对生活的彻悟、对终极意义的感怀。这是一种渴望生命和平的声音，已不是简单的“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之事了，而是鼓励放下所有的武器。包括“精神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都是“和平”“和解”“和谐”的敌人。
我越来越觉得，在人类创造的所有语汇中，“真理”乃危险系数最大、权力阴影最浓、也最暗含杀机的一个词。“真理”，象征着价值的最高席位，对它的争夺和利用，也就是政客和辩论家最擅长的事了。它仅用于自然领域还好，一旦跳上政坛和意识形态舞台，即会上演刀光剑影、批揪斗狠的一幕。“真理”对政客而言，是权力出发和到达的地方；对文人来说，则是精神武斗的擂台。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诗意，必定和价值的自由与宽容有关，和人的精神通畅有关，和人类的童年状态有关。在我看来，理性、科学、文化、艺术的最大意义，它们最该做的，即帮生命认识和实现这一自由，帮生活恢复这一天赋的诗意。
写到这儿，我又忍不住走神了，突然想起了两位前辈，两个被谋杀者：金圣叹和瞿秋白。有趣的是，他们临死前都念起了“吃”，金圣叹道：“把花生和豆腐一块嚼，有火腿的味道。”瞿秋白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彼此都是极富脑力的人，到头来却把吃看得如此要紧。
在我眼里，这是典型的童年气质，是真正领会了生活含义和生命真相、与世界讲和了之后才有的“嘴馋”。在我眼里，这两份普普通通的食物联想，其价值一点不亚于什么“主义”“真理”“气节”。在我眼里，这是个体和人性的苏醒，向着生命本位的回归，这是他们对人生做出的最后修复，也是最彻底、最完整的一次修复！唯有生命通透和自然至极的人，唯有精神彻底解放和释怀、对命运不再做任何抱怨的人，才会流露出这种童性来。只可惜，这童性与中国的生存酱缸太格格不入了，所以，结局只剩下速死一科。说实话，我倒很想为金老先生的配方中请个“伊诺化学奖”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