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康公公的好大喜功，皇城的修建的确花空了国库的银两。这是一项宏大的计划。整个皇城修好以后，内部装修加上亭台楼阁及各种珍玩的设置，又花了很大一笔钱。成都的地方官员看见康公公拿国家的钱财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有意见。暗中有人写信向户部告状，说康公公利用为皇子建宫殿的机会大饱私囊。当然这也只是猜测，最主要的是康公公把成都的财力、物力和民力消耗殆尽，弄得本地官员再无油水可捞。
户部接到举报，一查账本，康公公果真动用了巨资。而且户部的人平时就讨厌这些专横跋扈的宦官，这时候见康公公在偏远的成都修一座小小的皇城竟然花了那么多钱，于是就跑到朱元璋面前，添油加醋地说：这康公公简直太坏了，我们平日见他在皇宫内还谨小慎微，一片忠心，没想到他利用皇上您给他的机会，竟然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弄得地方上民怨沸腾。
朱元璋坐在龙椅上，听了户部的报告，又大致瞧了瞧账本，一时间龙颜大怒，说：我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大明江山，容不得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即刻派人到成都去，赐康公公一杯毒酒。几匹快马连夜从南京赶往成都，他们到达成都时，看见皇城已经快要竣工了，康公公在工地上摇着一把扇子东瞧西看，正在为他的得意之作感到高兴。他见皇上特使骑马赶来，以为皇上念他辛劳，特意派人前来犒劳，没想到圣旨一宣，却是责他贪赃枉法，并即赐毒酒一杯。康公公跪在那儿，一下子全傻了。他手擎酒杯，向着南京的方向泪流满面说：皇上，微臣来成都修建皇城，一心为公，从无私心，今日倒得如此下场，难道是命中注定吗？说罢，一仰脖子，把毒酒喝了下去。
若干年以后，皇宫中年幼的朱椿已然长大成人，他从宫女奶妈这些裙钗们的包围中走出来，穿上华服，系紧腰带，雄姿英发地到成都正式就任蜀王了。一路上他在想，不知被父王赐死的康公公在成都为我修建的皇城怎么样？大概是又矮小又寒碜。他还趁此机会大捞了一把，死也是活该！朱椿的车驾抵达成都是在中午，随行的有他的妃子和近侍，成都的地方官员早早地出城迎接。成都城给朱椿的印象很好，阳光明媚，仕女如云，街上的商贸也很繁华。
当朱椿来到皇城的时候，他望着那座豪华气派的宫殿简直惊呆了，这规模、这建筑质量跟南京的皇宫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啊。进了皇城门，只见庭院幽深，雕梁画栋，各种古董珍玩、奇花异木应有尽有。朱椿觉得不对劲，待稍稍安稳下来，就命人查了康公公修建皇城的账目，结果发现每一笔都很清楚，康公公并没有中饱私囊。朱椿心里无比内疚：这个康公公为了使我有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尽心竭力，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朱椿而起啊。
蜀王朱椿把他在成都的所见所闻都如实报告给了远在南京的父亲朱元璋，然后，朱椿又在成都为屈死的康公公修了一座康公庙，以资纪念。
满城
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开国元勋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反清复明”的思潮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八旗劲旅”是清军入关并取得全国性胜利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士兵和统领均十分英勇善战，因此，清廷为了加强各边远地区的统治，就在各城市重镇和军事要塞设立军营。成都的满城，便是在此情形下诞生的。
成都的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东起半边桥至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十里。整座城城墙高耸，楼阁相望，城门正中悬挂着“望重西南”“控驭岩疆”的匾额，十分巍峨雄壮。城内的建筑结构、衙门位置、营房方位都严格按照八旗军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共有官街八条、兵街四十二条，正黄、镶黄旗的官兵居于北方；正红、镶红旗的官兵居于西方；正白、镶白旗的官兵居于东方；正蓝、镶蓝旗的官兵居于南方。满城中重要的衙署有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左司衙门、右司衙门，此外还有二十来个小衙门。城内密布警戒和岗哨。
平时满城内住着数千名由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组成的八旗军，最多时达两万人。成都满城的设立，对于平定西藏、云南、贵州的骚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以此看来，满城一定是个刀光剑影、戒备森严的地方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满族人擅长修建园林，著名的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是满族人的园林杰作。在成都的满城内，由于将领和士兵都可以携带家眷，每个士兵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和宅地，因此这些八旗子弟就在禁城之内栽花养鸟、营造假山，四处洋溢着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园林气象。平日间，士兵们在将领的带领下进行操练，家眷们在街上购物或在家园附近耕种。
只有在战事爆发或有紧急任务的情况下，这些生活在成都城市园林中的士兵才露出峥嵘本色，戴盔披甲，保家卫国。有一次，政府害怕八旗军的锐气在这种闲适的生活中被消磨掉，打算把满城迁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所有驻防八旗的强烈反对。当然，反对得最厉害的肯定是士兵和将领们的家眷，因为她们在成都既可以在满城活动，又可以走出满城体验成都市民的安逸生活，当然不肯挪窝了。
驻防八旗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地方行政，并且镇压各地的反清力量，这一点在《清朝文献通考·兵考》中有明确记载：“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同时，朝廷又按照各地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把驻防八旗的等级分成三等：一等将军衙门，二等副都统衙门，三等城守卫衙门。由于成都在战略上的特殊的重要位置，因此它的驻防八旗为“将军衙门”级别。
而且，成都满城将军衙门的权力比其他地方的将军衙门更大。一般的将军衙门只许监督地方行政，不能直接插手地方事务；而成都的将军衙门例外。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有上谕道：“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其管内番地之文武各员，亦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实际上，成都将军的实权远比当地总督的实权更大。
从首任成都将军算起，一直到末任成都将军，其间共历一百三十五年，先后任命过四十七人。按照清朝惯例，将军一职，必须由满族或蒙古族大员充任，这是清廷为了辖区稳固而采取的一种用人措施。但在清代署任的四十七名成都将军中，却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清廷任命了一个名叫吴棠的汉人为成都将军，这件事在当时的官场中引起一阵轰动。
吴棠这人其实没多大本事，虽为道光年间举人，但一直为政贪鄙，品格庸劣，为同时代的官僚所不齿。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令芝麻官，一直做到封疆大吏，这之中肯定有什么秘密。而且当时的言官曾对他多方弹劾，但奏本一递上去，都被“留中不发”，伤不着他毫毛。后来有好事者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个吴棠与慈禧太后有一段奇遇。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慈禧太后的父亲名叫惠征，道光年间在湖南任一个很小的军职。在慈禧十五六岁时，父亲惠征因病老故。本来慈禧家境不富裕，值此时刻更是愁云密布，姊妹俩一边买船送父亲的灵柩北上，一边打算进京参加选秀。当她们的船路过清江码头时，当地县令正是吴棠。也是该吴棠走运，他有一个老友前不久刚去世，其灵柩正好也是载船同期抵达清江，吴棠便派人送银三百两（一说两千两）给老友的家属。哪知办事的人麻痹大意，错把银两送到了慈禧姊妹的船上。吴棠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责怪完办事人之后，还叫他赶紧去把送错的银两要回来。这时候，旁边出来一个幕僚，向吴棠进言道：县官大人，听说这艘船是准备进京选美的满洲闺秀乘坐的，万一她们将来被皇上看中——况且大人也不缺那几个银子花，依小人之见，大人不但不该讨回银两，还应当亲自到船上去凭吊才是。吴棠听罢，捋了捋他的老鼠胡须，当即带上名刺（名片）来到慈禧姊妹的船上，假惺惺地吊唁了一番。慈禧姊妹俩正处在“屋漏偏遭连夜雨”的凄凉境地，忽然有个县官跑来送银子表哀思，一时感动得掉泪，并且真诚地说：“吾姊妹它日倘得志，无忘也。”
因此，汉人吴棠能够跻身旗人中间充任成都将军，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在清朝道光年间以前，成都将军和副都统还能带兵打仗，但是后来，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八旗子弟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八旗官员们当初的锐气逐渐消减，心思转向了享乐腐化。他们也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四川的藏、彝、羌族等地区事务也都推给总督，因此将军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以至于形同虚设。
在此情形下，那些原本靠政府拨饷养活的驻防旗人，开始步入生活的死胡同。尤其是到了清代末期，财政困难，官员腐败，那些发给驻防旗人的粮饷，都被贪官污吏半路阻截。1914年，成都驻防首领上书大总统道：“停饷已七十余日，拯贫之日所领之款，尚不敷以偿停饷以前之债。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者，有将所领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万难之际，亦只能从事于负担提篮，各图小贸，以图暂时之苟活。夫五里之城，聚增无数之小贸。供多用少，无路畅销，终归鲜济……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街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男女老弱，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此成都旗人一时尚不能自谋生活之实在情形也。”
随着清廷的没落，这些大半生被禁锢在满城内养尊处优的旗人，忽然坠入生活的深渊，落入了悲惨境地。
许多旗人因为生活艰难，将所住房屋留下一二间以蔽风雨，把其他的房屋都拆成瓦木材料低价出售，以维持日渐艰难的生计。特别贫困者，每天只喝两顿稀粥，靠典当东西和在菜地里拣残根烂叶度日。由于旗人大量变卖家产、棉衣，因此精明的山西典当商人齐集在满城门外，开了好几家大的典当铺；有的人甚至靠低价收购旗人的东西发了财。
情况稍好一些的旗人，因为什么生计都不会，只能穿着破衣服，提着鸟笼子，出入于成都的茶楼酒肆，苟活于世。反观清朝政府最初设立驻防八旗时的勃勃雄心和良苦用心，怎不叫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