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他在成都参观完武侯祠写下的，这句诗其实道出了出蜀完成伟业的人所要面临的艰辛和不容易。在杜甫看来，这种宿命般的努力和抗争几乎是徒劳的，一切地域和心理的因素都决定了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那就是悲壮地把性命留在他乡，让缅怀他们的人扼腕长叹。
白帝城托孤
公元214年，刘备的军队和诸葛亮的后续援军在成都城外会合，坚守在城内的刘璋竖起了投降的旗帜。当骑着马的刘皇叔和坐在四轮车上的诸葛亮目光汇聚在一起时，他们会心地笑了。这对君臣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建立的情谊比兄弟更加深厚。由于有了诸葛亮的辅佐，四海为家的刘备终于能在成都安营扎寨，并最终建立起蜀汉政权。位于成都的蜀汉以及位于北方的魏与位于江东的吴，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为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
刘备虽然占据了成都，拥有了蜀地肥美的良田和良好的地形地势，但北方的曹操还像当年秦国窥探蜀国一样，把对汉中的争夺看成是消灭蜀汉的前奏。江东的孙权对刘备先前拥有的地盘也虎视眈眈，甚至把刘备以前的大本营荆州也收归己有了。三方政权脸上呈笑容，脚下使绊子，相互间的明争暗斗接连不断。
青年时代以卖草鞋为生的刘皇叔始终认为自己是汉室的继承人，因此他在成都称帝以后，没有窝在盆地中睡大觉，而是决意要一统天下。特别是荆州失守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在成都稍作休整，这位年已六十的皇叔便率领五六万大军顺江东下，决意与孙权拼个你死我活。不料长途征战，蜀军疲惫，士气低落，刚一交战，就被孙权来了个“火烧连营”，弄得刘备连忙撤军。退守在白帝城下的刘备心力交瘁，一面请医生治疗征程中染上的风寒，一面派人去和孙权议和。
公元223年2月，躺在白帝城荒凉草屋内的刘备感到死亡正威胁着他的生命，便派人到成都去请诸葛亮来商讨后事，是为《三国演义》中有名的“白帝城托孤”。诸葛亮风尘仆仆从成都赶到白帝城，看到刘备躺在床榻上奄奄一息，眼泪就“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刘备伸出他骨瘦如柴的手，握住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比曹丕高十倍，必能安国，完成我一统天下的遗愿。如果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这小子不行，丞相你就取而代之。”诸葛亮揩了一把眼泪说：“陛下你不要说这话，我诸葛亮将尽力辅佐皇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长叹一口气，命人拿来纸笔，记下遗言说：“刘禅犬子，为父已经不行了，你以后对待丞相，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说罢，头一偏就去世了。公元223年5月，刘备的棺椁从白帝城被送回成都，8月安葬在惠陵，这位享年六十三岁的蜀汉皇帝终于走完了他颠沛流离的戎马一生。
公元223年4月，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在成都继位，加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刘禅生于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不知是受了惊吓还是营养不良，总之一生下来就有点傻里傻气。虽然现在做了皇帝，但什么事都交给诸葛亮打理，他的肩膀还不能负担军国大事这样的重任。
六出祁山
诸葛亮在成都一面治理西蜀，让川西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一方面按照刘备的遗愿，梦想着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对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诸葛亮采用安抚和攻心的政策，并不一味以武力相加。史载公元225年5月，诸葛亮率领部队渡过金沙江，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演绎了一出七擒七纵孟获的高超谋略。当心高气傲的孟获被诸葛亮七擒七纵之后，终于低下他桀骜的头颅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也。”诸葛亮安顿好后方，又“六出祁山”北定中原，是为公元226年。当时曹丕病死，他的儿子曹睿刚刚即位，诸葛亮认为这是北定中原的一个绝佳时机，于是统率大军向北进发。
这是一次悲壮无比的出击，临行前诸葛亮写下了著名的《出师表》（史称《前出师表》），以表达他披肝沥胆的雄心壮志，言辞中有一股强烈的悲壮意味，给人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祥预感。《出师表》全文如下：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在今天看来，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前所上《出师表》，完全像是在托付后事，也许他深知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劳累而亡，总之，读《出师表》中的语句直叫人落泪断肠。世上也只有诸葛亮这么忠厚的人才会为刘备父子的汉室复兴计划殚精竭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诸葛亮把《出师表》交向刘禅以后，心里忽然感到轻松了许多，他统率着蜀中的将士离开成都，义无反顾地向北进发了。这是一次艰难的征战，“六出祁山”虽然最终未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效忠汉室的决心还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表达。这位千古罕见的诸葛丞相在军营中感到死神离他不远时，曾向刘禅上表交代后事。他说，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些已经足够我的家眷日后的用度了。至于我，远在军中，平日没有别的花销，随身的衣食都是军中供给。我平日以朴素为本，希望在死的时候不要“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就算对得起陛下了。我死后不想葬在成都，就葬在汉中的定军山吧，只要挖一个可以容得下棺材的土坑就够了，不要任何随葬的器物。后来，诸葛亮因操劳过度而亡，他的遗体果真按照他生前的遗愿，简简单单地葬在了荒凉的山野中。
以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雄才大略，他在“六出祁山”与魏国的军队作战时，很清楚蜀汉的国力始终处于下风。那么明知战胜魏国是不大可能的事，为何诸葛亮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跟魏国交战呢？可以想象，当诸葛亮在秦岭山地中疲劳征战的间隙，他会不时想起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的往事，他的悲剧都是因为刘备对他的器重所致。一个隐居在穷乡僻壤的布衣，能够得到汉皇室的礼遇，这是何等的荣耀啊。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他把他的生命看得极其轻微，而把兴复汉室看成唯一的人生目标，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这是诸葛亮事先设计好的人生之路，因此当他心力交瘁地死于作战前线时，依然不肯把自己的尸骨运回成都隆重安葬，他要保持自己一贯的作风，从来不敢有半点疏忽。要知道书写历史的人都是世俗的，他们把一个人一生的情操看得比什么都重。作为诸葛亮来说，他不能晚节不保。
具有悲剧人格的一代名相的伟绩，在陈寿《三国志》中有精当的描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死后，成都人为他建了一座祭祀的庙宇，名曰“武侯祠”。蜀中妇孺世世代代深深缅怀这位丞相的功绩，感佩他的为人。他在成都的光芒掩盖了刘备父子的帝王之光，他是真正受到人民喜爱的三国蜀汉“总理”。
刘湘北上抗日
1935年2月，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7月迁至成都），这标志着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结束，刘湘将以前四分五裂的各军防区都收归在自己手中，赢来了四川统一的大好局面。然而蒋介石当时对各地方政权的大小军阀都心怀戒备，一直想方设法地欲把地方军权收归中央。很长一段时期，刘湘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都很尖锐。刘湘虽然是割据蜀中的“西南王”，但在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最终被蒋介石以抗日为名调出四川，并悲惨地死于异地他乡。尽管刘湘对出蜀一直非常谨慎，始终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老巢，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还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了。
从1935年开始，虽然表面上刘湘是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但蒋介石势力对四川的渗透却从未中断。蒋介石先是派得力干将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试图打破四川军阀长期闭关自守、割地为王的态势。然后他又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由他自己亲自出马担任团长，调训军中营长以上的军官；同时还在成都设立中央军校分校，用以培训军中的下级军官，目的是让川军的领导层在情感和隶属关系上脱离刘湘而亲近自己。这样的方式和方法，蒋介石是亲身尝试过的，比如，他就很清楚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对笼络人才所起的作用。此时，蒋介石已经把控制四川作为他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