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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蜀中五奇人(1)

蜀中杰出的文人走出蜀地以后,大多能够震惊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并且放射出持久的璀璨夺目的光芒,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郭沫若、巴金等。人们关注他们的成就的同时,没有因为他们出生于偏远的蜀地而稍有菲薄,相反还为蜀中山水为什么能养育这些杰出人才寻找理由和源头。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明“蜀中地灵人杰”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另一方面,没有出蜀或很少出蜀的那部分杰出文人其情形又如何呢?其实这部分文人没有因蜀中安逸的生活而沉沦,相反还弄出很大的声响来,只不过这种声响更具有地方特色,更为奇伟怪异,同时也更加犀利和具有影响力。

李宗吾

李宗吾的名字在一段时间里常被人提起,是因为他的“厚黑学”。这位以“厚黑教主”自诩的奇人的确是创造了一门与众不同的学问,怪不得李宗吾本人要把自己的学说和释、道、儒相提并论。我们把李宗吾列为蜀中奇人,自然因他有奇怪得令人惊叹的地方。

李宗吾出生于四川富顺,他的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进入四川省境内的广东省梅县籍移民,据他自己说他的家族是从李火德那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李火德可不是平凡之辈,东南亚、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省姓李的名人都把他认作自己的祖先,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中国大富豪李嘉诚以及中国台湾省那个反对祖国统一的李登辉等。李宗吾家的入川一世祖是个儒医,精通医术又很有文化;三世祖是个私塾先生,曾经把自己五个儿子中的四个培养成秀才。以此观之,李宗吾虽不算出身书香门第,起码也有这方面的基因。

李宗吾在《厚黑教主自画像》一文中详细描绘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李宗吾的祖父名叫李乐山,“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质,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黠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这年春节将至,李乐山用卖菜的积蓄“割肉十斤,蘸作新年之用”。把肉拎回家,就吩嘱李宗吾的祖母到地里拔萝卜回来煮汤,但出门前一再告诫:大萝卜留来卖钱,小萝卜等它再长一长,你只能拔一窝双生而又裂开卖不掉的!结果李宗吾的祖母到地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样的萝卜。到了李宗吾的父亲那一辈,李家基本上还是以务农为生,但不是贫苦的农民,而是富农或地主。李宗吾写他父亲说:“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做工,惟偶尔扯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灰,做这类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携着叶子烟竿或火笼,挟着书,坐在围土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常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龛而看。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也不喊我不看,惟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

到了入学年龄,李宗吾却因身体不好只能被送去私塾旁听。“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十二串(学费),我五兄(名世源)出了最高额。论到我名下,我父声明这是送来养病的,随便写了几串,把单子送与老师看。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惟有李世铨(李宗吾幼年的名字)读得,应该比李世源多出点,怎么才出这点?我父也就写了十二串。”可见李宗吾幼年时在家乡就是一颗读书种子,深为老师所看重。

尽管李宗吾读书成绩十分优良,但清末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他不可能再有金榜题名的机会,所以后来以富顺县儒学生员的资格考入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成都高等师范)。毕业以后先后担任过富顺县中校长、四川省议会议员,在当时的成都官场沉浮约二十年。《厚黑学》一书最初是受朋友怂恿分段在成都《公论日报》上连载的。甫一刊出,就引起舆论哗然。一方面人们感受到他的学说的大胆新奇,另一方面在舆论禁锢的时代发表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作,多少让人感到震惊。因此《厚黑学》连载到中卷的一半时,李宗吾就接受朋友的劝告,把余下的稿子撤回了。

李宗吾称自己的厚黑学为独创发明,关于这个学说的发明过程,李宗吾是这么说的:“我在高等学堂的时候,许多同乡同学的朋友,都加入同盟会。有个朋友,名叫张列五,曾对我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古来当英雄豪杰必定有个秘诀。把历史上的事,汇集拢来,用归纳法,搜求它的秘诀,经过许久,茫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即校长),有一夜,睡在监督室中,偶想到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捶床而起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触类旁通,头头是道,一部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贯之。那一夜,我终夜不寝,心中非常愉快。”

然而发明厚黑学的“教主”李宗吾,非但没有因为弄清了官场秘诀而升官发财,相反倒被他的学说给害苦了。正如他在《厚黑丛话》中所讲的那样:我从前意气甚豪,自从发明了厚黑学,就心灰意冷,再不想当英雄豪杰了。跟着我又发明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这些都是民国元年的文字。反正后来许多朋友,见我这样颓废样子,与从前大异,很为诧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假使我不讲厚黑学,只埋头做去,我的世界,或许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是厚黑学误我,还是我误厚黑学。

倘若李宗吾只把厚黑“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宣扬得满城皆知,说不定他的前程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抗战后期,蒋介石在重庆看到了李宗吾撰写的《厚黑学》,很是反感,认为这是一本败坏世道、危害人心的坏书,下令禁止,并出了一道通缉令要捉拿李宗吾,吓得李宗吾从成都一溜烟跑回老家自贡乡下小竹湾躲了起来。后来还是吴稚晖出面调停,李宗吾才侥幸躲过这一劫难。为了感谢吴稚晖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应吴稚晖急欲一见李宗吾这个蜀中奇人的邀请,李宗吾后来在长孙的陪同下,亲赴重庆会见吴稚晖,并送上他的全部著作。吴稚晖读罢李宗吾的《心理与力学》以及《中国学术之趋势》等文,忍不住拍案叫绝:奇才!真奇才也!并将李宗吾推崇为现代了不起的思想家。

为了让读者了解李宗吾思想之奇特性,现摘录一段《厚黑丛话》中的好文以飨读者:

我把世界外交史,研究了多年,竟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劫贼式,一曰娼妓式。时而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之明火抢劫,是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蜜语,曲语结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全不生效,等于娼妓之海誓山盟,是谓娼妓式的外交。

人问日本以何者立国?答曰:“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日本军队的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而我国就吃亏不小了。娼妓之面厚矣,毁弃明誓,则厚之中有黑。劫贼之心黑矣,不顾唾骂,则黑之中有厚。一面用武力掠夺我国土地,一面高谈中日亲善,娼妓与劫贼,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人问:我国当以何者救国?答曰:“厚黑救国。”日本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日本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娼妓艳装而来,开门纳之,但缠头费,丝毫不能出,如服侍不周,把衣饰剥了,逐出门去,是谓以黑字破其厚。日本横不依理,以武力压迫,我们用张良的法子对付他,张良圯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楚汉战争,高祖用张良计策,睢水之战败了,整兵又来,荥阳成皋败了,整兵又来,卒把项羽迫于乌江。

我们用这个法子,对付日本,是谓以厚字破其黑。黑厚与救国,融合为一,是之谓中国魂。

对李宗吾一生的功绩和遭遇,柏杨曾经有一段话说得十分中肯:“天下有许多奇缘的事,使人无法解释,我之得来《厚黑教主传》便属其中之一。这本《厚黑教主传》和《厚黑学》,都是绝版书,曾经托许多朋友代觅一读,以便大开茅塞,结果全归失望。不料前天忽然接寒爝先生电话,告曰:你下午在家等我,我有一本好书可借你。届时驾至,原来是他以五百元代价在书摊购得之《厚黑教主传》也,大喜,留吃晚饭,以示谢意。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做事,比我不知道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

李宗吾晚年以诗酒自娱,远离了令他寒心的官场和政治。据说他常常独自一人躺在竹椅上,一边沉思默想,一边饮酒助兴,每当心中有奇妙的想法,就从竹椅上纵身跳起挥笔记下。他每天不离酒杯,饭倒吃得很少。1943年9月,一代奇才李宗吾因饮酒过度患脑中风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一个有着奇特思想和丰厚才情的人走了,然而他留下了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益彰益显。

廖平

蜀中奇人廖平一生的经历与“厚黑教主”李宗吾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两人都创立了惊世骇俗的学说,一生的命运也较为坎坷,晚年皆杜门谢客专治学问,最后皆因病而逝。

廖平出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幼时家贫,父亲替地主放牧牛羊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后来稍有积蓄,便在当地开起一家茶馆。廖平从小在家帮父亲烧水添茶照顾生意。有一次,因年小力弱,他给客人沏茶时把水溅到了客人衣服上,受到客人的呵斥和痛骂,这让他感到十分羞耻和难过。夜里躺在床上,廖平就想:我一定要读书识字,不再受这些庸人的欺辱。但是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于是廖平就跑到私塾先生那儿去,正儿八经地把自己读书求学的愿望告诉了先生,还跑到河里去捉鱼送给先生作学费。先生为廖平的精神所感动,夸他“孺子可教”。廖平的母亲想不到孩子如此出息,便在每次淘米煮饭前撮一勺米出来,积少成多,送给先生作为孩子的学费。

古时候有读书人凿壁偷光的故事,而年幼的廖平读书也十分用功,昼夜不倦,常半夜三更跑到庙里的神灯前去看书,这是一个迷恋书籍、志向高远的乡村少年。1873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主持蜀中的院试,廖平的才华得到了张的赏识,被录取为第一名。1879年廖平中乡试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廖平赶赴北京参加礼部春闱,得中进士。其后清廷录用他为某县知县,但廖平以父母年老不欲远出外省做官为由,请改教职。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先后任命他为四川龙安府(平武县)教授、射洪训导、绥定府(达县)教授、九峰书院和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自从廖平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与器重后,专事经学,常常推翻前人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廖平应张之洞之召赴广州游历,当时的大儒康有为闻讯后连夜赶来会晤廖平。康有为对经学很有研究,因此当夜两人“竟夕晤谈”,如遇知音。临别之时,廖平把自己的新著《知圣篇》和《辟刘篇》赠给康有为,康有为回家读了以后,被廖平的观点惊得目瞪口呆,认为廖平轻易改变前人的观点,是一种“好名骛外”的草率行为,急当焚毁。廖平也不生气,亲自到康有为下榻的安徽会馆拜访,并且把自己的经学观点作了详细的阐释。这下圣人康有为被说服了,深感廖平这个蜀中奇才学问不凡。康有为受到廖平思想的启发,后来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张之洞因此致书廖平说:看来,康有为是你的嫡传弟子,而梁启超是你的再传弟子。这样的评价对廖平来说,可谓是风光无限了。

此后廖平在经学研究方面越走越远,他不光否定前人的观点,同时也否定自己的观点,“一生六变”。这就像川剧变脸的招式一样,愈变而愈精彩,愈变而愈无穷。他的这些观点离经叛道,因此受到当世学人的批评也在情理中,包括张之洞初见他的新著《地球新义》时,也感到骇然,并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这样的话相告诫。四川学使吴郁生也认为廖平的著作“离经叛道、呈臆说经”。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甚至认为廖平是“乱圣经而穿凿附会”,并且褫夺了他从事教育的权利,命令各学堂、书院都不得聘请廖平任教职。但也有人认为廖平所从事的经学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奇异怪诞,比如经古文学大师章太炎同廖平谈过几次话,他的印象是:“(廖平)语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换句话说,章太炎觉得廖平既不怪诞也不迂腐,因为以上两点是让人产生不合时宜思想的关键。那么是廖平出了毛病,还是当时的学界出了毛病?

有大智慧、大思想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正像李宗吾发明厚黑学以后所遭到的白眼一样,廖平也感受到了世人对他的中伤和不理解。因此,从1924年开始,廖平就辞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职务,回到家乡井研以著书为业。廖平的知识领域很宽广,他在医学、堪舆等领域的研究也很杰出。但在一般人眼中,廖平的学问高深莫测,世间没几个人能真正看懂。回到故乡的廖平感受到生活的闲适和温暖,然而这种表面的安适并不能掩盖他愤世嫉俗的内心,他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和赞许。1932年春天,廖平似乎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成都有一家出版社打算出版他的著作。

这一天,廖平在儿子廖成励的陪同下,从井研出发赶往成都那家出版社。八十一岁的廖平穿着干净的长衫,银白的胡须迎风飘扬,看来他的精神还很矍铄,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之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行人刚刚走到乐山,廖平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急忙向人借了一副担架,把昏迷不醒的廖平送回老家井研县。还没到家,廖平已经撒手归西了。

一代经学大师就这样寂寞地死于人生的途中。

流沙河

沙河先生面容清瘦,一身的仙风道骨,尽管上了年纪,走起路来仍然脚下生风、步履矫健。有一次,他赴大慈寺参加文友聚会,穿的是一件大红色的灯芯绒衬衣,衣领和袖子都扣得好好的,健步走在秋天落满树叶的石子路上,身躯颀长,飘飘如仙,引得过路的人都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