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一词对许多读者来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对“客家”一词早有耳闻；说它陌生，是因为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东方民系的底细、现状以及民系内部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性，甚至包括它隐秘的迁徙历史和对世界文明所做的杰出贡献。
客家问题轰动世界已有大约两百年的历史了，其中的许多谜团至今仍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散发出独具魅力的诱人光彩。譬如：四川的“土广东”与客家人有何瓜葛？为什么国际社会如此关注这个独特的东方民系？他们是正宗的汉人，还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客家人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表现得如此杰出？国际社会及客家人自己怎么评说“客家人”？这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深入探索这个东方民系隐秘历史的兴趣和理由。
一、湖广填四川
西部大开发：300年前的一次移民入蜀
话说清朝初年，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结束了连绵不断的战事，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凶残的清军围剿下已全军覆没；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的争战，也在疲乏和倦怠中匆匆结束。传说中的张献忠虽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但也敌不过清朝政府的千军万马和强弓硬弩。战乱平息以后的四川，像一个久病初愈的老人，终于露出了荒芜的土地和衰败的城垣。昔日繁华富贵的蜀中景象现在已成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大片抛荒的土地、无数触目惊心的倾颓家园，空中盘旋的鸦群和四周怪叫的野兽构成这一时期的特殊背景。
史籍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荒凉景象的：坚固的城垣被夷为平地，杂草树木从瓦砾间生长起来，过去家禽繁衍、人烟稠密的农家庭院中出没着成群结队的老虎，这些被称为“吊睛白额大虫”的凶猛动物，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散步。《〈雍正〉四川通志》以伤感的笔触描述当时的情形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采菖迁徙，丁口稀若晨星。”经过上千年生息和繁荣的四川在遭此劫难后，人口已经变得比早晨的星星还要稀少了。
面对这一片触景伤怀的凄凉景象，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四川巡抚张德地等地方官员忧心如焚，他们纷纷向康熙皇帝上奏道：“皇上，现如今的四川盆地可真荒凉凄惨啊，这种凄风苦雨人烟稀少的状况根本就与‘天府之国’名声不符；因为人少地荒，我们真心诚意想多收点税赋来孝敬您老人家都很困难，是不是想个法子把其他省份的人民迁移一些到四川来？这样，既有利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又有利于大清朝廷的基业，您老说是不是呢？”为了使远在京城的康熙皇帝能够及时批准这项移民政策，他们还在奏疏中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比如：可将那些因躲避战事而逃窜他乡的四川老乡“查令回籍”；其余省份若有那些游手好闲又无家业的人，也可令当地政府逐一登记，然后“转报四川”，再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各省若有贫苦农民携带妻子儿女入蜀开垦者，准入四川籍，不得为难盘剥他们。为了鼓励四川和其他省的地方官员招徕移民，甚至还相应地制定出各种奖掖政策，如：“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招募的户数越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也就越大。
地方官员的热情像火焰一样被煽动起来以后，官府又对肯来四川的外省移民发话了：“你们到四川来垦殖，千万不要害怕，官府保证在五年内不收你们的税；另外，你们在初入四川时，凡是见到有撂荒的土地，都可以大胆地圈占，官府不管你们采取用脚步丈量的方法也好，用芭茅杆插占的方法也好，总之都一律认账。”如此一来，移民们的情绪也被鼓噪起来。他们早就耳闻“天府”富庶靡丽的名声，如今又出台这么多优惠政策，何乐而不为呢？
康熙皇帝本是历史上少见的有远见卓识的皇帝之一，这时他坐在紫禁城幽暗的书房内批阅着四川送达的奏疏，心里感到一阵阵绞痛。是啊，四川这么肥美的一块土地怎能让它白白荒废掉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提笔写下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的著名诏书，诏书大意为：
朕承袭先帝的遗统称制中国，感觉自己的执政能力非常一般，心中愧疚，怕对不起祖先对不起人民。今日幸得四海升平，八方安定，贡赋的征收情况也能逐年递增，这才稍微适了朕的心愿。现在朕唯独痛惜西蜀一隅，自从这块肥沃土地遭“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能开辟，田野未能整治，荒芜得已有些年头了。这两年四川贡赋的征收情景尤其不能令朕满意，虽然勉强征收一毫一厘，却不能满足朕的用度和国库开支，我曾经打算加征江南、江西的税费以解燃眉之急，但朕又不忍心加重上述二地人民的负担。今有二卿具奏陈言：说湖南湖北的人丁十分稠密，土地和人口的矛盾正在日益加剧。今朕特意下诏给户部，要他们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愿意到四川开垦的黎民百姓，任由他们通往，毋得设置关隘加以阻挠。等开垦时间达到六年以后，稍有积蓄再候旨起科加收赋税，凡是地方官员招募移民有功者，朕将另行嘉奖，给他更高一级的顶戴和官职。
康熙皇帝当时非常关心四川的赋税征收情况，他对征收一点四川的“毫厘”之税，却不能供他在位的用度感到强烈不满，因此下定决心要重振四川“天府膏腴”之美名，以满足国库充盈的用度和支出。
迟到的客家人
既然上自康熙皇帝，下至各省地方官员都对移民填川一事十分热衷，那么在清朝初年，华夏大地上掀起一股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就变得理所当然。在这股黑压压的人流中，有一批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正在不辞辛劳、昼夜兼程地赶往四川。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江西和福建三省的贫瘠山地，妇女们均不缠脚，赶起路来能和男人一样健步如飞。并且，这群人都讲一种十分古老的、外人难于听懂的汉语，行色间透露出一股悲壮和自信的力量，他们就是在若干年后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客家族群”。
当时，这群客家人脚穿草鞋，肩挑担子，拖家带口，披星戴月地向四川进发，这是一次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徒步跋涉。在出发之前，他们站在门前的道路上，最后瞥了过去的庭院一眼，然后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千里迢迢的移民之路。对于在迁徙和垦殖中孕育成熟的客家民系来说，背井离乡到异地创业有如家常便饭，算不了什么大事。毕竟，传说中的天府是一块何等肥美的土地啊。而眼下岭南的山地河谷却在变得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拥挤；南方山地中数百年的生殖繁衍和过度开垦，已使客家人的生存空间显得十分狭窄逼仄，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块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土壤，并以此作为展示他们勤劳智慧的全新舞台。
在诸多族谱的记载中，这一次客家人的入蜀是经历了无数艰辛和磨难的。比如成都东山《刘氏族谱》就记载说，刘氏先祖与他的哥哥嫂嫂于康熙年间踏上入川之路，途中，哥哥因饥寒交迫和突如其来的疾病而命丧黄泉，望着茫茫前路，刘氏先祖没有心生退意，而是继续和嫂嫂一道坚持入川，最终落业于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此外，诸如“路经数月，历尽风露，咸酸苦辣”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而“将近临产，寸步难行，即在途中驻扎四十日”的也不罕见。直到现在，四川客家人中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是他们的祖先在起程入川时，双手都是被官府的士兵捆绑着，强行解押踏上漫漫迁徙之路的，倘若途中要大小便，那么就得向官差央求松绑。因为这个特殊的缘故，后来全川的人都相沿成习把大小便称作“解手”了。其实从族谱和文献的记载来看，客家人的入蜀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他们往往以家庭或亲戚关系为纽带组成移民小分队，那种由官差押解的、浩浩荡荡的迁徙场面和队伍几乎是不存在的。
客家人入蜀跟其他移民入蜀有什么不同吗？我想说是的，有很大不同。据牒谱记载，客家人入蜀都带着两样东西：一是祖先的遗骸，二是字辈的排行口诀，这是其他民系所没有的。我们知道客家人的“根”在中原，他们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及唐末“黄巢之乱”起就开始避祸南迁，一次次的迁徙使他们屡屡失去已有的故土，面对战争的烽火和前途未卜的陌生去处，“家”的概念正如海市蜃楼一般慢慢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既然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那么保持这个民系在血脉和文化上的延续就成了客家人的首要任务。否则，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族群迟早会被周边民系同化或消解掉。因此，当他们离开岭南山地的“大本营”向蜀中进发时，有两样东西万万不能忘记：一是掘起祖先的遗骸，然后用最好的陶罐或木盒装盛，像保护自己的性命一样小心翼翼地带入四川，带进那片自己将要厮守一生的土地；其二，字辈的口诀在客家人看来，是一个家庭、一脉文化得以延续和生长的基础，因此在离开故土之前制定好这些口诀，就成了客家人背井离乡前一项神圣的仪式。
翻阅四川客家人保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族谱，我们感觉字辈口诀依然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并且，直至现在还被不断地付诸实际。例如，如今居住在成都龙泉驿区义和乡的王氏家族，他们的祖先来自广东惠州府和平县热水塘，当初制定的字辈口诀一直像河流一样流淌不息，至今排行仍纹丝未乱，其排行式曰：
师昌正德捷，仁义礼智信；国家道成龄，贤良益富贵。
字辈口诀既是客家人宗族思想的表达，也是客家文化崇尚正统和大同理想的象征。
在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客家人终于来到了梦中的天府之国。他们站在这片满目疮痍的陌生土地之上，定一定神，然后轻轻抖落身上的风尘，这时他们发现：蜀中最肥美的土地和最平坦的良田已经被先期来到的“湖广人”占领了。他们后来才知道，湖南、湖北等省的移民动员令发布得比南方更早，而且湖广人（当时湖南、湖北两地合称湖广省）占据了路途之便，不必像客家人要穿越千山万水前来入籍，其间的行程也缩短了好多倍。抱怨吗？犹疑吗？不！客家人稳定而平和的心态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因为在南方，他们同样是被称作“客”的后来者，他们已经习惯居住在赣闽粤交界处的莽莽群山中，而先期到来的广府、福佬、潮汕等民系则据有好的耕地和持续发展环境。当然，客家人在这样封闭和艰苦的环境中也体味到了某些好处，诸如不受战争和时局变化的强烈冲击，利于妥善保持和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四海为家、异地做“客”的现实对客家人来说，几乎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宿命。
从目前四川客家人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客家人当时是以优雅的姿态放弃了对平原和良田的争夺，转而集中到丘陵和沿河的山地中去安营扎寨。这一方面是由于时势所迫；另一方面也符合他们以前的居住习惯，当然更是一种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
四川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区域：一是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和平原土质较差的黏土地带；二是沱江流域的金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地的丘陵地区；三是川北的仪陇及像威远、西昌那样的边远县市。
发现“土广东”
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十多个省份的移民相继涌入四川以后，四川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热闹繁华局面，真可谓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大舞台。在这个全新的历史舞台上，不同省份的移民、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同的耕作方式以及不同的语言习惯相互交织、碰撞、融合、变异，最终形成“湖广人”和“土广东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参照的民系，他们是强势文化面对弱势文化整合后的最终胜利者。固然，湖广人由于人数的众多和文化的相对优势而占据了主流的位置。有史籍记载说，当初一些小省份势单力孤的移民来到四川后，为了寻求庇护和谋求更好的生存空间，纷纷冒充自己是“麻城”籍的湖广人，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胁到湖广人的强势文化中。
而“土广东人”由于来自偏远的南方，又有固守自己文化的勇气和方法，因此形成了与湖广文化相并立的另一个文化群体。在这次规模巨大的移民浪潮运动中，文化的力量最终占据了上风。自此，天府之国迎来了历史上少有的飞跃发展时代，湖广人和土广东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开垦和耕作，一些新的物种，如红薯、甘蔗、烟叶、玉米等被引入或改良，城市修复，水利疏通，庄稼收获，生齿繁衍，文化复兴。这时候，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康熙皇帝的子孙们大概可以松一口气了。四川大量的赋税供给，是不是又可以支撑帝国庞大的机器向前运转一阵了呢？
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四川的客家人为何一直不被称为客家人？他们独特而古老的语言也不被称为“客家话”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首先，“客家”称谓的由来是比较晚近的事，虽然这个民系在宋元时期大约就已基本形成，但“客家”一词大量见诸文献还是明末清初以后的事；其次，客家人在南方山地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同样也面临着土著的白眼和排斥，他们数百年的生存境况可谓艰苦的半“隐居”生活。客家人引起西方传教士和世界舆论的瞩目，还是因为自身人口的爆炸和此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客家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呼风唤雨。换句话说，客家人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最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然而对于四川的客家人而言，他们离开南方山地迁往新居的时候，正是客家营地人口增殖到达顶峰的时候，生活境况十分艰难。族谱中虽然记载着他们光荣的历史和传统，但现实中他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南方农民，那时候洪秀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尚未展开，他们身上尚无任何引人瞩目的地方。也许，入蜀的客家先民中有那么一两个智者知道自己民系的历史和命名，但岁月无情地将他们埋入土中，他们曾经有过的言论也被子孙们渐渐抛诸脑后。因为这种述说自己民系的声音太小，甚至太离奇荒诞，所以很快就被“土广东”这种非驴非马的称谓所代替，以至于这种移民环境中的“他称”慢慢变成“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