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广东”在西蜀内陆安居乐业，繁衍子孙，他们最初也许还往广东的客家祖地捎上一两封家信，问问那边的情况是好是坏，但时间长了，音信渐杳。加之四川内陆地势封闭，信息沟通十分困难，因此在四川的客家人就像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居民一样，渐渐淡忘和模糊了自己的来历，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土广东人。笔者在成都东郊的客家村落生活近二十年，几乎从未耳闻“客家”名词，只是在乡村的庭院或集市的茶馆中听人们流利地述说客家母语时，才多少觉得有些奇怪。为何自己的家人和村落里的民众都说一种奇怪的、有别于四川官话（湖广话）的口语？它听起来是那么古老悠久，难道我们真的是“广东人”么？
就在“隐居”四川的客家人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客家世界却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震惊中外的大事被这个民系制造出来，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的相继爆发，引起了西方传教士和日本人的强烈关注。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入侵中国以前，曾指使情报部门编写一本有关中国民性的书，为侵略战争作准备。而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居住在南方山地中的“客家人”。在他们眼里，客家人代表了中华文化和民性中蓬勃向上的部分，是中国几千年岁月长河中遗留和沉积下来的精华。当时，客家民系的优点和客家人的卓异不凡，几乎被那些深目高鼻的西方人和暗藏野心的日本人神化了，以至于若干年后，这种不良的风气还在客家学界发挥着不大不小的作用。此外，从19世纪开始，客家人大量漂洋过海移居海外，“客人开埠”，建立起了繁华的城市，繁荣了荒凉的岛屿……这一切对于客家民系知名度的提升，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相反，安居在天府之中的四川客家对此却好像不太敏感，毕竟他们与客家“母体”脱离已有将近三百年。在这三百年中，虽然他们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语言，保持自己的文化，但客家世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还是所知甚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和“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四川有几百万客家人”的信息被迅速地传递出去，该信息让整个客家世界异常兴奋，因为它使最后一个离散的“客家子女”终于回归到了客家母亲的怀抱。四川最有代表性的客家乡镇，是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的洛带镇，它是成都东郊龙泉山脉一带客家人聚居最为密集的村镇之一。
二、汉族中古老而独特的支系
虽然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客家人是汉族中古老而独特的一个支系，但是由于当初他们居住在岭南的山地中，既与外界相对隔离，民系本身又有许多神秘之处，因此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不少臆测和误解，甚至差点就把他们当成了不开化的野蛮民族。
四场风波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居住在赣闽粤交界处“大本营”的客家人，开始引起外界的注意，虽然当地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山多地少土质贫瘠，根本不是什么养人的鱼米之乡，但长达数百年的生息繁衍，也使客家人的人口积累到达这方水土不堪负载的地步，向外扩张的趋势和本能地对资源的抢夺，使得他们和周边土著民系之间发生大规模摩擦。土著们对这群突然冒出来的、说一口奇怪语言的民系感到既陌生又害怕，因此便采用不雅驯的言语加以攻击和诋毁，这一方面是出于蔑视和敌对；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客家民系的不了解。对于这一系列的“言语不周”和多少有些恶意的敌视，史称“四场风波”。
第一场风波发生在18世纪末，当时广东省主编县志的一帮迂阔老头，根据主观臆测和猜想，在《新会县志》中将“客”写成“”；而在另一本名为《四会县志》的地方志典籍中，编者又用嘲讽的语气批评《新会县志》说：世上的汉字哪有“”嘛，分明是想当然的胡乱造字，以我们的判断，“乃猺之讹。”由此读者可以看出，一方面客家民系是一个被时间和地理环境封存已久的陌生人群；另一方面中国汉字的偏旁具有多么强烈的感情色彩，反爪旁的意义代指动物，隐喻不开化、野蛮甚至下作。这无疑激起了广大客家人的极大义愤和恼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905年的某个季节里，当时广东顺德人黄节编纂的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书中采用《广东舆地志》上洋人发表的材料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粤种，亦非汉种。”言下之意，他们既不是广东本地土生土长的种族，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汉族。上述两种种族都跟他们不沾边，连编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客家和福佬是从哪里来的人种。
第三次风波发生在1920年，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乌尔葛德编的英文版《世界地理》，在“广东”条目下有言道：“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一回把客家人说得更惨，说他们是居住在荒山野岭靠刀耕火种为生的原始部落。看来，不光是中国人对客家民系茫然不知，就连那些自称文化科技先进发达的外国人也犯了大错。
第四次风波发生在1930年7月，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建设周报》杂志发表了一篇介绍客家风俗的短文。文中出人意料地写道：“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此言一出，舆论大哗。这位采风的民俗学者只因听不懂当地客家话，竟然把它当作是鸟语，还故作深奥地把它分成什么大种小种，甚至现代的语言啁啾。这不摆明是把客家人当成了鹦鹉了吗？
上述四场风波除了激起客家人的强烈不满外，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当时的一批学者加大力度去研究客家文化，一批著名的学者都纷纷加入到客家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章太炎、顾颉刚、洪煨莲、罗常培、李济之、潘光旦、钟用和、黄遵宪、罗香林等。由于有一批当时中国的顶尖学者加入，很快使得客家源流和文化的考察研究，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两次误会
对于客家问题的误解，不仅当时存在，即使到了近几十年也还时有耳闻。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客家知识的普及尚未深入人心，各种研究和辩论大多在学界内部进行，这就很难避免一般人想当然揣测客家涵义的尴尬局面出现。譬如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一则关于“天安门举行抗美援朝群众集会”的消息，其中便有“客家族代表某某讲了话”的提法。过后几天，才又更正解释道：“中国少数民族中没有客家族。”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上午，笔者乘坐大篷车似的破旧班车从成都东郊客家村镇赶往成都。车上的乘客很多，吸烟吸得烟雾缭绕。乘客中除了少数学生和上班的工人以外，大多是当地的客家果农，他们一边高声谈论着葡萄、橘子的价格；一边用客家话唠家常、摆闲龙门阵。忽然间，坐在我前排的一对情侣神色惶惑地头挨头嘀咕起来，那女的竟然悄悄问其男友：“怎么成都这地方还有越南人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客家话的无知同样也会造成对客家人的误解。
三、外国人眼中的客家人
较早把客家作为一个民系或族群来加以认真研究的，其实并不是客家人或熟悉客家族群的中国人，而是那些有机会到中国城乡传教的欧美传教士们。当时正值19世纪下半叶，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的清政府显得软弱无能，圆明园精美高超的古典建筑正经历着异族枪炮和火焰的蹂躏，中国南方城市的口岸在武力下被洞开，少数传教士乘机进入中国内陆“传道”。他们大多穿着斯文的中国传统长衫，鼻子上架着眼镜，腋下夹着一本《福音书》或《圣经》，在中国南方的城镇和乡村小路上走来走去。传教在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文化渗透或侵略，但生活在南方山地中的客家人却使这些来自海外的洋教士大吃了一惊。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中国南方山地中还生活着这样一个特异的族群，他们的文化源远流长，他们的妇女勤劳坚韧，他们的样子完全不像印象中的“东亚病夫”。接下来，他们就把一些溢美之词像鲜花一样奉献给了客家族群。
英国传教士肯贝尔自称“中国通”。这跟他在广东梅县（纯客住县）传教达数十年之久不无关系，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后来写成一本名为《客家源流与迁移》的书，书中有言道：
关于客家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语言上、习惯上把他们同别的中国人区分开来。概括言之，他们的妇女不缠足，通常身体强健而精神轩昂，唯其如此，她们能在户外过极其艰苦的劳动和奔波生活……广大客家乡村的居民比城市中其他居民更加勇敢自主；他们无疑具备了世界上一切山居民系的自由和冒险精神……
法国籍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也是个在广东嘉应州传教达28年之久的老资格传教士，在其所著《客法词典》中，他由衷地赞美客家人：
一般说来，中华民族的特性是温顺的、保守的，但客家人例外，因为客家人展示给我们的精神风貌，既有革命的冲动，又有进取的勇气。
英国人类学者爱德尔经过实地考察，写成《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二书，其中被后人多次引用过的溢美之词有：
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民系），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民系）犹如牛奶中的奶酪，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
英国人巴素博士，是研究南洋汉族渊源掌故方面的权威学者，在其所著《马来西亚华侨史》中，也有几段关于客家开辟各矿区的溢美之词：
客家侨民，素来被认为是具有急进与独立见解声誉的民族（民系）。
世界著名人种学家、英国人史禄国，在《中国东部和广东的人种》一书中写道：
客家地区广大乡村及城镇的教育最为发达，客家人有刻苦勤劳种种优点……（最后总结评论说）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民系），就是客家人。
客家问题、客家人种除了引起欧美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兴趣外，还引起日本学者的强烈关注，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客家民系的优越性和客家精神几乎被推向了极致。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是这样评述客家人的：
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民系），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自信与自傲的独特气质，因此能从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夺开一条生路，安然迁居到南方；并且，他们的爱国之心，比任何一个民族（民系）都要强烈，他们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其后，部分客家人又受到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迁居海外），养成了一种岛国人民的热血与精神……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哪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参加革命的将领，几乎都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除了他本人是客家的后裔以外，其他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可以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
日本女人以温柔顺从著称于世，客家妇女亦毫不逊色，我们可以说，日本妇女之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的西施之美，因为她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男子，因此不得不以此病态求得宠爱；而客家妇女的温柔顺从是健康的，因为她们个个都能够独立生活，她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真挚的爱情和传统的对于丈夫的崇敬……
日本人竹越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中，也有与山口县造类似的看法：
客家是台湾最开化、最坚强和最富民族意识而不易被统治的民族（民系），他们的团结精神尤为惊人，以至于政府当局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居住地区，使其不得聚集一处。
以上这些由外族人慷慨赠予的、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有些当然是属于实情，但也有一些是属于“管中窥豹”的纯个人观点，甚至还有一些是属于用心良苦的精神“麻醉剂”。其实，客家人也和汉族中其他民系一样，固然有其优点，但也绝非十全十美。有鉴于此，日本研究客家问题的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指出：“客家研究不宜太强调血统主义”。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中川学教授就对19世纪欧美人士研究客家的动机持否定态度，认为由欧美人开始的客家研究纯属“分割统治”“分割支配”的差别政策，其用心是值得怀疑和甄别的。同时他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以历史和文化乡土及人类学方法研究客家的先河，转而研究客家人庞大精美的建筑，承袭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民俗，以及山居生活所带来的严重的风水意识等“细节”问题。
四、寻根问典说客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华榕先生曾经作过一项有趣的调查，他和调查小组的成员不辞繁冗，一共查阅了52种近年出版的美、法、德、俄、意、西班牙、塞尔维亚和日文的百科全书与辞典，发现其中有20种刊载了关于“客家人”和“客家话”的专条，这为我们了解客家人的特性和捕捉客家人的精神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帮助。
在这些著名的辞书中间，较早介绍客家的是1910年纽约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客家”词条下介绍道：
客家人有独特的方言。客家妇女比纯中国人漂亮，她们不缠足，可以在公共场合自由自在地活动。客家是一个很勤劳的群体……他们非常聪明，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客家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也是客家人。
1959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有关“客家”的词条，则显得更加完备详尽：
客家人（“客人”或“寄居者”），他们是中国南部的民族（应为民系），仅见于福建、台湾、广西及海南岛等地，其中又以广东省揭阳县为根据地的嘉应州为势力中心，有关客家人的传统和历史，据考证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原居于山东及长江以北的各省人民。他们为了逃避鞑靼人、蒙古人及别的种族的侵略，分几次南迁至长江以南地区。他们不愿向外族归顺，所以被后来统治中原的外族认为是叛徒和异类，而他们也不断向当权势力作战或制造麻烦。他们是中国的高地人（按：指住在山区的人），他们的语言是一种中国古代的国语（按：据我国学者研究，客语乃唐宋官话）。客家人在广东和广西两省是最得势的，中国南部许多最勇敢和刚毅的政治人物与将军，都是客家人，他们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男人是勇敢的战士，女人则是强健的劳动者。
以下是镶嵌在这些包装精美的、砖头般厚的百科全书中的“客家”词条摘录：
法国巴黎1983年法文版《拉鲁斯通用大百科全书》：
客家人是中国东南部适应了新环境的人群统称，他们主要居住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台湾等省。
1988年英文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
客家人是迁居到华南的中国北方人……客家是一个非常勤奋和精明的群体，他们团结得十分紧密。
1991年康涅狄格英文版《美国学院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