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客家人确实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甚至二万五千里长征都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客家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就像是夏天的太阳一样炽热照人。
一、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自始至终的紧密关系，不但这次运动的领导者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而且起义初期的主要力量也是客籍民众。可以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客家人的关注，这正如传教士肯贝尔所说，“客家人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满族入主中国，客家人降服得最迟，并且曾经一再起兵反抗，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国的事，第二次就是这世纪内新近的事（暗指辛亥革命）”。看来，客家人曾经失去故园的心理创痛一直无法从记忆中抹去，每当契机成熟，他们都会像一头沉睡的雄狮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并且义无反顾地参加到民族救亡的革命运动中去。
首领们的客籍身份
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倡导者和发动者，他生于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按公历推算应是1814年元旦这一天。洪秀全位于广西乡下的家庭并不富裕，甚至可称贫穷，因此只有靠耕田种菜勉强度日，家中像样点的财产就是“有牛一二头”，平日里兄弟二人帮父亲种地维持家用。洪秀全7岁时父亲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从此踏上一条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这是客家人普遍的愿望，尽管他们身处乡村逆境之中，家里穷得叮当作响。但洪秀全读来读去，仍是“多次应试不售”。青年时期的洪秀全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忧郁，他在南方的天空下长时间地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一时期，客家人的血液在他的身体里逐渐发烫，并且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1843年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读到了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阅读以后，他感到头脑和个人天地豁然开朗了，因为他真切地意识到《劝世良言》所宣扬的思想，正是客家族群所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那就是人人平等，信奉上帝，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享有愉悦的平等权利。当他的手指轻轻合上这本书的封面时，他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即立刻放弃对孔子儒家牌位的遵从，改信西方上帝，并且开始投身于创立“释上帝会”的工作。
洪秀全所在的广西金田村，是一个由客家人创建和经营起来的村落，洪秀全祖上的迁徙历史亦如大多数客家人一样，于唐末避兵乱迁至福建宁化石壁村，后又从福建迁至广东嘉应州，再从嘉应州迁入广西。传教士韩文山曾经根据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的述词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书中对洪秀全的族属明确写道：“秀全之祖先由嘉应州迁此（广西花县），故族人均用嘉应州方言，本地人称此等客籍为客家。”一个南方客家村落里的普通青年，能够自觉吸收西方新思想，并以他的行动和实践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这绝非是个偶然事件，因为客家民系在南方的山地中已经积蓄了太久的力量，他们迟早会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火上一把。
东王杨秀清，原籍广东嘉应州，和洪氏家族一样也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根据族谱记载，雍正年间杨秀清的祖父因迫于生计而举家迁入广西紫荆山开荒种地。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中说他：“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然而正是这种天灾人祸的痛苦环境磨炼了杨秀清的意志、心计和智谋，以及应对各种重大突发事件的卓越能力，再加上他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因此在参加“拜上帝会”后，便自称上帝已经在他身上附体，他能代上帝传达天庭之言。一系列装神弄鬼的“降僮”把戏很快赢得了会众的崇拜，取得了会众和以后太平天国的极大权力，对发动和指挥太平天国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王萧朝贵，广西武宣东乡人。参加拜上帝会后，因诈称天兄耶稣附体下凡而取得重要的领导地位。他的族属虽然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做依据，但研究太平天国著称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曾在《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中指出：迁徙到寻州一带开垦的人都是客家人，萧既居住在紫荆山下的村落中，大概也就是客家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西的各种调查报告则认为萧是壮族人）。不过近年来，广西一些学者根据流传的口碑和新在英国发现的《天兄圣旨》，判定萧朝贵就是客家人，因为这份由萧朝贵发布或口述的“圣旨”中，有许多客家习惯用语。
南王冯云山，是洪秀全青少年时期乡村和私塾生活的好友，祖居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也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他是“拜上帝会”初创时期的最大功臣，拜上帝会由洪秀全创立以后，传教的工作就是首先由洪秀全和冯云山担当的，两人分别选择了传教的地点。到1847年，冯云山已在紫荆山发展信徒2000人，而由洪秀全发展的会众却不多，因此到1847年秋天，洪秀全只好赶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在紫荆山低矮的茅舍和隐蔽的丛林中，两个客家后裔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他们站在紫色的泥岗上挥动着有力的大手，动情地宣讲着上帝和耶稣的教义。
北王韦昌辉，广西桂平金田村人。这个同洪秀全居住在同一个村庄里的人，为了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信心和勇气，竟然一把大火毁家起义，并最终成为太平天国领导层的重要人物。韦的家族原籍广东，后迁广西。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中记载，广西桂平新墟人刘某于1928年在安徽宣城红林桥双沟村，遇见过韦昌辉的侄子韦琦，攀谈中两人均使用客家话，罗尔纲先生据此认为：韦昌辉也是客家人。
翼王石达开，系广西贵北山区的“来人”。所谓“来人”，就是指当时从广东惠、潮一带迁到广西去的人，虽然与“客家人”不是同义语，但它主要还是指的客家。石达开幼年时父母双亡，但他读过几年书，又有强健的体魄，称得上文武双全，因此成为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后期举足轻重的首领。
太平天国的客家烙印
太平天国起义发动以后，广西农村的许多会众扔掉土地和锄头，举起长矛刀剑和旗帜，一路势如破竹向北方进发，由于是起义初期，军队皆以地域组编，战旗上常常标明广西贵县、平南、桂平、武宣、博白等地名。在这支由客家人为骨干的农民队伍中，意外地有许多客家妇女随军参战。她们不缠足，又在劳动中练就了十分强健的体魄，因此，她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前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大清名臣曾国藩，就曾经领教过客家妇女的厉害，并痛恨地称这些英姿飒爽的客家妇女为“大脚蛮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被封为各级官员的客家妇女有数百名。太平军还命令当地妇女不许缠足，为了使北方妇女明白缠足的害处，太平军把那些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们赶到街上，命令她们踉跄奔跑，以她们的狼狈之相警示妇女缠足之害。
由于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和起义部队中有许多客家人，所以客家话在太平天国中十分流行，以至于太平天国立国14年所编撰刊行的数十部书籍中，几乎每一本都用客家话写成，这在我国文书历史上是十分罕有的现象，说明客家文化对这次起义的深刻浸润和影响。翻开太平天国时期的所有史料，我们几乎可以发现，无论是太平天国的诏书、文件、誓词、对话，还是传世不多的碑刻绘画，无一不渗透客家方言和客家民间艺术色彩。这些文件、诏令、告示，基本上使用歌谣韵文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懂易记，这都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的乡村秀才们即兴的得意之作。比如洪秀全《天父诗》：“理茶夜脯看澈摆，同响钟锣心莫歪，文袍靴同顾下身，半粗毡亮政心怀。”士兵歌谣：“父父杀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自称上帝附身的杨秀清与洪秀全的对话：“尔与东王均我子，东王有咁（编者注：咁，音gǎn，广东方言，意即如此、这样）大功劳，何止几千岁？”
同样，客家人身上固有的弱点也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并使革命运动最终蒙难。太平天国集团内部斗争的原因，如果追根溯源，应归咎于比较狭隘的小集团意识、偏激和刚愎自用。谁都想登上权力的顶峰，菲薄他人，夜郎自大。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将领左宗棠，在给清政府的奏稿中曾经说：“太平军起于嘉应，灭于嘉应。”意思是说太平天国以客家人为骨干，他们从广东嘉应州这个客家中心起事反清，但最终天国陷落，只留下余部汪海洋退兵到客家故里，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二、客家人与黄埔军校
众所周知，中国的黄埔军校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是中西方两所最著名的军事院校，犹如双星闪烁，令人景仰。位于美丽的黄埔江畔的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曾经以首创了崭新的革命制度，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显赫战功和培养出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而驰名中外。国共两党中许多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都出自该校。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曾荣获“国民革命中心”和“东方红军”的美誉。但是，客家人与黄埔军校的创办和成长有何关联，却很少有人知道。
孙中山和廖仲恺：黄埔军校的创建人
黄埔军校创办初期，军校本部的最高领导由三人组成，即军校总理孙中山、军校校长蒋介石、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这“三驾马车”中，唯有蒋介石不是客家人。孙中山是客家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已为世人所公认。他的祖籍本为广东惠州紫金县中坝乡，后来迁到香山县东镇涌口门村，再迁翠亨村。紫金县中坝乡原为纯客住县五华县辖地，孙中山无疑应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
有一次，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接见来访的客家人，临别时，一位客家人关切地问：“中山先生，您是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微笑着答道：“当然是。”此外，薛岳将军也曾听谢福健先生说：“中山先生自己说过，原籍紫金县，是东江客家人。”孙中山既会讲客家话，又会讲广府话（现为广东话）。
黄埔军校的另一位缔造者廖仲恺祖籍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陈江镇鸭仔步村，惠阳为纯客家人聚居地。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曾在美国谋生，廖仲恺出生在旧金山，16岁那年陪同母亲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其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人格魅力感召下，积极投身革命阵营。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客家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