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建立以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当时的苏联政府的多方支持，很快发展成为一所制度健全、组织严密、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军事政治学校。在风景优美的黄埔江畔，一批批有志青年穿着笔挺的军装在此接受训练和学习，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大转折、大提高。军校从1924年创办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三年间，共招收了六期共2万多学员。其中除了第五期、第六期是在蒋介石公开叛变、大革命失败后毕业以外，其余第一至四期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毕业的。
张天周在《客家人与黄埔军校》一文中，统计黄埔军校学员中的客家人数时说道：“在众多的黄埔军校学生中，有不少人来自闽、粤、赣等省的客家人聚居地。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仅以粤东地区的部分纯客住县为例。第一期广东省籍的黄埔生为108人（其中来自今海南者为24人）。若按现在的行省分，广东的黄埔生为84人，其中客家人不少于30人；来自兴宁、梅县、五华、大埔4县者就有23人。第二期广东省籍黄埔生为58人（今海南省籍49人未计算在内），其中来自粤东的客家人为20人。第三期广东省籍的黄埔生为162人（今海南省的64人未计在其内），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客家人有85人；来自兴宁、梅县、五华、大埔、蕉岭、龙川六个县的就有76人，客家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第四期广东省籍黄埔生为205人（今海南省籍的58人未计算在内），其中客家人有70人；仅来自兴宁、梅县、五华、大埔、龙川者就有45人。总之，在广东的市、县中，来自纯客住县的黄埔生为数众多，所占的比例很大。”
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员中有如此多的客家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由于地域因素影响，校址离广大客家人居住的区域很近，这就为客家人投身军营和革命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客家民系中“硬”的部分，使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参加革命的情绪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纵观历史，由客家人发动并参与的抗击异族或为国为民的斗争层出不穷，比如文天祥悲壮的抗元历史，1841年的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刘永福、冯子材、丘逢甲等人的抗法、抗倭斗争，都鲜明地勾勒出客家民系敢于投身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第三，客家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且有传统的尚武精神做底蕴，这就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地跨入黄埔军校那高高的门槛。黄埔军校对考生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当时的《招生简章》不但在年龄、身体、思想道德方面做了诸多规定，而且还必须有“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文凭。这在当时情况下，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达到的标准。
群星闪烁：从黄埔走出来的客家将帅
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共吸收来自广东纯客住县的二百多名客家有为青年，如果把邻近省份的客家籍学员全部加上，那么肯定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些来自客家地区的黄埔生和来自我国其他地区的学员一样，经过军校的严格培训和无数战争的洗礼，大多成为革命军中的骨干，一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优秀军事指挥员；另有一部分则成为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军政要员。
举例言之：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后来成为我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邓演达，广东惠阳县永湖圩鹿颈乡人，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
范汉杰（黄埔一期），广东大埔县人，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他是黄埔学生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副军长、军长、第38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特赦后，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等职。
李劳工（黄埔二期），海丰捷胜镇人，曾任广东省农会农业部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后方主任和东征军驻海陆丰后方办事处主任等职。
朱云卿（黄埔三期），广东梅县人，曾任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委员、北江农民自卫军北上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德任该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等职。
…………
此外，尚有许多客家籍的将帅级人物不胜枚举。可以说，黄埔军校当时已经成为大批客家有为青年心中的革命圣殿。
三、客家人与井冈山
江西省的宁冈、井冈山一带为客家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这里与当地革命武装力量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令人景仰的红土地和革命圣地。毛泽东在这里意外地遇上了客家人贺子珍，他们后来结为了一对革命伉俪。
袁文才：井冈山上的革命者
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引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以前，当地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客家革命首领，他的名字叫袁文才。袁文才曾经是当地反动政府的死对头，领导过当地工农运动和人民起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
袁文才又名袁选山，1898年出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农民家庭。祖辈从北方南迁来到这个深山穷谷中的小村落户，深受当地土豪劣绅的欺侮盘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袁文才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几年私塾，最终因无力支付学费，袁文才返乡种地。青年时期，袁文才人生经历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新娶的妻子被土籍豪绅奸污。这一遭遇使袁文才义愤之余开始带领客家人反官府、反豪绅，举起了反叛和革命的义旗。
最初，他们还只是开展些抗捐、抗税等较为温和的群众运动，后来发展为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以武力替贫苦老百姓申冤打抱不平。袁文才率领的“马刀队”，赢得了当地客家贫民的好感和拥戴。在井冈山，还有一位与袁文才齐名的绿林好汉叫王佐，因与袁文才志趣相投，两人结为异姓兄弟。
袁文才坐镇茅坪，王佐雄踞茨坪，这两支以客家人为主力的农民武装在地势上形成掎角之势，联合抗击官府和地主武装的进剿。随着袁文才在当地贫苦百姓中声望的日益提高，群众的革命热情也被点燃起来，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纷纷成立。这一时期，贺子珍成为永新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7月，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当地反革命势力甚为猖獗，趁永新县委、县农协开会之机，永新县大土豪周继贻勾结警察，将贺子珍等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和数百名革命群众关进了监狱。袁文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即联合王佐部队，汇集三百多人星夜向永新县进发，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劈开牢门，救出了被关押的农协领导和革命群众。
随后不久，共产党在赣西组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副总指挥。
毛泽东对客家人的调查研究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再夺取革命政权的战略方针，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大创举，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广大农民有着深切关怀和同情的人，他也确实很了解农村的实情和农民的需要，懂得怎样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去跟压迫自己的地主豪绅作斗争。为此，他曾经像个学者那样深入到农村去做过不少调查，写出过不少流芳百世的调查报告。翻阅《毛泽东选集》，我们发现毛泽东对客家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比如写于1928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这样写道：“……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1930年，毛泽东在研究了赣闽粤交界山区的客家人后，写成《寻乌报告》，重点阐述了客家地区农村劳动力性别的分工问题：“寻乌的妇女和男人在劳动生产中是平等的伙伴。严格意义上，就农业生产来说，妇女的责任和负担要远远重于男人……妇女比男人更辛苦，更劳累，许多闽南妇女证实了这个形象，有时她们的勤劳苦干使男人显得更加懒惰！”
由于有了上述认识，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前夕，便特意征求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对宁冈、井冈山一带群众基础的看法。王说，整个罗霄山脉，就以宁冈和井冈山为主的中段群众基础最好，“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资源，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井冈山地区，是积草囤粮、聚集革命力量的好地方”。加之当时袁文才在党的领导下，已在宁冈、井冈山一带融洽了土客籍人民之间的关系，震慑了反动武装，初步扫平了工农革命军安家井冈山的种种障碍。因此，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湘赣边退却时，接到了宋任穷送来的江西省委指示信，信中称：“你们可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的党，有一支几十支枪的队伍。”
井冈山上的历史性会师
1927年10月7日，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时，袁文才亲自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下山迎接。他们腾出农民自卫军住的宽大祠堂，解决工农革命军的营房和住所，还特意送给秋收起义部队一千块银元，以解决他们的补给之需。据《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一书介绍，此时“毛泽东同志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计有七个连，一个军官队和一个卫生队，近1000人，700多条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而同样经过战火考验和经过党的教育培养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占毛泽东“三湾改编”部队的20％以上，并且拥有像贺敏学、贺子珍等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
由于有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及当地群众的拥护支持，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12月中旬，又在步云山设立枪械修理所。当毛泽东工农革命军进一步向井冈山挺进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劝说下，敞开了井冈山的大门，并且亲自率部到双马石哨口迎接。
从此，工农革命军有了可以“休养生息”的红色乐土，他们在这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种地开荒，播撒着一粒粒革命的种子，“红米饭南瓜汤”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无疑为以后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良好基础，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所走过的路线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客家人所聚居的区域，看来这绝不是巧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客籍占领山地”，“素无政治权利”，对革命有一种天生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