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在南洋诸岛白手起家，将一个个人烟稀少或毫无人烟的地方，开发成了热闹的城镇或都市，这是客家人迁徙南洋后的一项重大伟业，涌现出许多领导“开埠”的著名侨领，如罗芳伯（广东嘉应州人）开发坤甸（今属印尼）；叶亚莱（广东惠州人）开发吉隆坡（今马来西亚首都）；谢枢泗（广东梅县人）开发合艾市（今属泰国）；郑嗣文（广东增城人）开发大霹雳（今马来西亚）；丘燮亭（广东梅县人）开发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古原泉（广东梅县人）开发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等。真是“一条裤带系番邦，两手空空敢飞天，不怕吃尽苦中苦，自有无穷甜上甜”。
时至现当代，迁徙海外的客家人已把当初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化为了巨大的成功，相继涌现了誉满全球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泰国石油大王”丁家骏、“金利来领带”创始人曾宪梓、香港“人造革大王”田家炳、永芳高级化妆品系列创始人姚美良等等。他们是千千万万海外客家人的缩影，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管风吹雨打，对侨居地的经济开发以及工、商、农、金融、交通各行业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政治领袖到工商界领袖的不断涌现，说明客家人在多个领域都有严重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养成，是通过无数次的艰苦磨炼而得来的。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浸入他们的血液和文化，潜伏在整个民系意识之中，即使经过三五代人的变迁，也不会轻易消失。反过来，短期的或一次的考验是不足以培养出强烈的危机感的。即使有，也经不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五、惨烈的“土客械斗”
1856年，广东西部客家人同广府系人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情形惨烈的大械斗，双方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生存权力相互攻击，寻衅杀掠，事件波及粤西鹤山、开平、恩平、高明、高要、阳春、新会、新宁等十数县，持续时间长达十二载。总体说来，在这场不理智的土客械斗中，客家人处于劣势。一来他们毕竟是属于后来者，其根基与先来的广府系人不可同日而语，不仅人数少，而且在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上都远不如他们；二来舆论的导向也偏向当地人一方，客家人在当时还不为世人所广泛了解，时有被污为“”的言论出现。
但是，这个人数不多的小民系在不利的情况下，尚能“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绝不畏死。”（同治十三年《浔州府志·风俗篇》）据研究者揭示，土客械斗主要源于“农耕利益”的冲突，尤其是水源的争夺和灌溉的归属问题。在资源有限的空间里，土地和水源的问题是直接影响生存发展的大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客家人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三个：一是再次大量迁徙，像从前那样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重新开垦；二是以强硬的态度抢夺或霸占当地人的资源，这一点并不符合客家人良性迁徙的传统和特征；三是以不软不硬的姿态进行和解，双方各有让步，相处而安。经过官方的调解，结果第一种和第三种办法都被用上了，客家人中的一部分被移居到其他省份或海外，留下来的那部分不得不与当地人继续相处。这种妥协的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加重了客家人敏锐的危机意识，因为一方面他们要无条件地容忍自己和对方；另一方面又要做出摆脱械斗事件阴影的努力，去重新面对即将来临的新的危机事件。械斗事件的长时间不能化解，说明土客双方都有强烈的民系自尊，即使后来双方在文化和血液上有一定的融合，但总体上说，双方仍固守自己的文化习性而不肯让步。像丰顺地区潮客融合后的“半山客”语，就是既有潮语的根，又有客语的底。在客话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不被其他语种淹没，已属相当不易。
具有敏锐危机感的族群，往往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权和国家，常常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他们身上有一种适应任何新环境的特殊本领，但并不把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意识强加给别的人群，而是愿意在既定的环境中寻求发展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国道家“随遇而安”的生活法则，但实际上却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六、客家建筑群：“落在群山之中的飞碟”
最能体现客家民系危机意识的事物，恐怕应该首推他们的卓越建筑。土楼、围屋等客家风味的庞大建筑，曾经被日本人称作“落在群山中的飞碟”，被美国人误认为是新型的导弹发射井。它们融居家与防御为一体，形象地说明危机意识是如何深刻而细致地化解在了客家人的生活之中——这大约是南迁时紧张地瞻前顾后所留下的后遗症吧。
天人合一的巨大堡垒
纵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防御性建筑，其特点都是充分“物化”的结果，远没有达到客家人“物我交融”的高超境界。就拿中国著名的万里长城来说，它绵延横亘于众多的北方山岭之上，耗费了巨大的人才财力，即使今天我们也能看出它的威严雄壮，以及建造者当时所拥有的勃勃雄心。可是，这些砖砌的高墙显然脱离了人的因素，它孤零零地伫立在北方寒冷的山丘之中，显得生冷而坚硬。它所起到的防御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事实证明，它不但不能有效地阻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相反，倒激起了他们窥探的好奇心和征服欲。而且，长城的建造完全是在强征劳力和民怨极大的形势下修筑的，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即真实地反映了长城和修筑它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亲密无间，水乳交融，而是敌对冲突得相当厉害。
再如，同处于闽西地区的当地闽人，他们在“土客械斗”事件中也修筑过不少的土楼，目的是同客家人展开攻防对守。但他们的土楼纯粹是用于打斗时的防御，远没有融入人居的因素。而客家人由于危机意识强烈，索性把土楼建成居住与防御为一体的坚固堡垒。居在其中，防在其中，楼亡人亡，荣辱与共。在今天福建西南部边陲与广东省毗邻的永定县，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饱经风霜的客家土楼。这是客家人摆脱异族的追杀以后，在南方山地的保护和荫蔽下，特意为自己和整个民系上的一道“双保险”。
驰名中外的集庆楼始建于明代永乐十七年（1419年），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它的内部结构从底层开始，每一户从一层到四层，各自安装着相通的楼梯，总共72道楼梯把全楼分割成相对独立的72个单元，然后又用一条长廊把它们总结性地连在一起。此楼虽然穿越了6个世纪的风霜雪雨，整体建筑略呈歪斜，但作为防御和承重系统的土墙，却依然完好无损地挺立着。回想当时徐氏家族的先祖修筑此楼时，他们刚刚从更北的地方风尘仆仆迁徙而来，面对莽莽茫茫的原始森林，来不及休息，山林中就响起了急促的夯筑土墙的声音。袅袅的炊烟驱赶着荒蛮的气息，一座大型的园楼很快在他们手中建成。有了它的坚实保障，面对虎啸狼嗥、夜鸟凄鸣以及敌对势力的攻击都可以不必紧张。
安然面对大炮和飞机的轰击
兴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环极楼，也可以说是客家建筑智慧的一大结晶。1918年2月13日，闽西发生强烈地震，位于震区之内的环极楼高大的土墙，在摇晃中“嚓嚓”地开裂，吓人的盈尺裂口从大门门楣右方一直裂到四层。但是地震过后，奇迹发生了，这一面裂开口的土墙竟又很快地重新弥合，只留下一线残缝供人瞻仰。
1934年，永定县湖坑乡的农民起义军退守在一座名为“裕兴楼”的客家土楼内，国民党中央军第10师56团围剿数日无果，先是采取挖墙的战略企图破楼而入。哪知墙体坚固而有韧性，根本无法挖空；于是把大炮的炮口放平，开炮轰墙，19发炮弹打完，只在高大的墙体上留下几个小洞，而楼墙还是岿然不动。
江西省安远县有一座名叫“曾三围”的客家土楼，始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1933年国民党军陈济棠部44师围攻占据此楼的苏维埃工农武装，先是用湿稻草堵塞土楼墙体上的枪眼，然后举着盾牌接近围壁，挑土堆山，妄图从堆高的土山上攻进楼去；后来还动用大炮机枪以及19架轰炸机，均未能攻破客家人的土楼城池。当时土楼内约200余人，而有战斗力的人大约只有70个，他们在苏维埃主席的率领下，同敌军展开浴血奋战，一直坚持了40多天，终因弹尽粮绝，土楼才被敌军攻下。这个战例，是客家人土楼良好防御功能的最好说明，反映了客家人在建筑上的良苦用心和高度危机之感。
井然有序的内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