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这里气候适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活在此的客家人从清初入川以来，经过近300年的垦殖繁衍，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过许多贡献。但是同时还必须看到，随着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四川客家地区也面临一次机遇的挑战和观念的转变。目前，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是否适应新的改革形势的需要，能否在商业经济上有所作为，这些都是笔者比较关注的。
总体说来，四川客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除了数量不多、规模有限的乡镇企业（如砖瓦厂、皮鞋厂、水泥预制件厂等）以外，尚无大的工矿企业。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人群和观念阵营上的明显分化，其中年轻人的生活观和消费观变化最大，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包括手机、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已比较常见。我们在洛带镇歧山村调查一户农家时发现，这家人新修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水泥瓦房，目前经济较为拮据，儿子因为快结婚买了一台46寸的“长虹”彩电，但是这家父母每晚只允许儿子看一个小时电视，看完以后，就将电视装进纸箱子里搁置起来。儿子很有意见，认为父母太小气抠门儿，为了节约几度电就不让年轻人消闲和接受新鲜事物。而父母同样振振有词，说彩色电视机那么昂贵的东西，婚还没结，几下“看”坏了怎么得了？再买一个哪来钱？一年四季靠头顶烈日脚踩黄土拼命挣，也难挣来一个电视机啊。调查中我们发现，像这种长辈与晚辈之间消费观的落差，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年轻人里面，稍有门路或脑子灵光的都到广州、深圳或成都等大城市打工去了，一年两年回来一次。而大部分年轻人都窝在家里，由于人多地少，口粮无忧，所以闲暇时间很多，睡懒觉、打麻将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在东山一带的路边“幺店子”和茶馆里落脚的时候，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边打麻将边闲聊，神态悠闲，毫无紧迫感可言。而田野里只剩下中老年人在用力地挑，拼命地干。老一辈的人还顽强地保持着勤俭耐劳的作风，舍得下力气，然而他们也有怨言，常常向我们抱怨自己的儿女如何“好吃懒做”，怕脏怕累。言下之意，他们还是很怀念改革开放以前的时光，尽管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大家一天到晚忙得欢，哪来心思琢磨这些烦人的事！而现在可好，年轻的一代都变质了，只想生活富裕，却不想付出艰辛的劳动。年轻一辈的人也有他们的说辞：你一年到头在田里干，累死累活能挣几个钱？田里又不出金子，与其累死不讨好，还不如闲着打麻将。
看来，观念的冲突已经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城墙。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广大客地的中年男子要相对适应变革一些，他们这一代既保留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作风，又肯接受新事物、掌握新技术，不少人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他们在完成包产田的生产任务以后，还种果树、栽草莓、培植大棚蔬菜新品种、开办家庭养鸡场，使家庭经济收入保持在温饱之上。赶集的日子，在乡农技站的种子出售点，我们看到前来咨询和购买的也大部分是中年男子，他们渴求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希望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
妇女仍是四川广大客家地区的主要劳动力，尤其是中年妇女，她们大多身兼数任，从管理庄稼到上街买卖东西，从教育子女到照顾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处处都离不开她们的辛勤奉献。场镇上的蔬菜粮食交易区，也大多活跃着她们健壮忙碌的身影，而茶馆和其他热闹轻松的场所，则聚满了体态慵懒的男子。客家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两件大事：一是丧葬，二是嫁娶。客家人普遍反对火葬，95％以上的人支持土葬，操办起来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往往是数天之内连开四五十桌的“流水席”，请阴阳先生，请道士，吹吹打打才送上山，全部花费一算下来，往往超出或接近一万元。其实倒不是客家人富有，大部分客家人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土葬之风的盛行，乃是受到客家人传统的宗族观念的影响和左右，倘不如此，便会被乡邻们指戳脊梁。
一点苗头，一点进步
事物以及观念的变化总会有个渐进的过程，就拿客家乡村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变革来说，新与旧、落后与超前、传统与现代等观念都会长期并存。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些进步的苗头，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客家人未来的希望。
首先，家族观念正在淡化中被逐渐消除。过去，家族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几乎包揽了村中经济社会、教育、法律等各方面的大事小事，家族的权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犹如国家之于个人。而现在，家族的狭小观念正在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村、乡、区、县等现代社区观念，家族之间的亲情纽带也正在被个性化的发展突破。像过去那种庞大的家族模式已经很难见到，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的家庭观不再受到褒扬，年轻一代更喜欢构筑二至三人的“小家庭”，这有利于他们大胆创新，不受长辈的约束和钳制，并且也能在实践中去勇敢地证明自己。
其次，崇尚农耕鄙视商贾的观念正在逐渐被扬弃。四川客家地区的乡场素以热闹闻名，与北方的庙会有一比。这时候农民们洗干净脚上的泥土，摇身一变，就成了市镇上经营服装、百货、农副产品的小商小贩。尽管他们的行为与真正的企业行为、商业行为还差得很远，但毕竟是正儿八经地操练了一回。随着交通和信息的发展与沟通，不少地区的乡镇都定期举办“物资交易会”，这为当地农民大开眼界、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带来了契机和好处。总之，传统的“泥里刨食”观念正在被年轻一代一点点打破，新的商贸细胞正在他们的头脑中生成。
第三，迷信和风水观念正在由盛而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力相对减弱，农村不少地区一度出现建庙热、建坟热、许多客家人对风水也再度迷恋起来。可是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迷信和风水观念已经成为“秋后的蚊子”，再也没有夏天的鼓噪和凶猛了。如今客家地区的年轻人看病、生孩子都喜欢上当地正规医院，求神拜佛现象正在受到有力的抵制。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年轻一代的客家人必将树立起他们的新形象，山地意识和农耕意识也将从他们身上开始被中断和摒弃。
历史不是丰碑，而是镜子
过去，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客家历史、客家文化，客家民系身上的光环也因此越来越多，越来越耀眼迷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客家人只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才可能构建起“客家新人格”“客家新面貌”，才可能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赢得先机。过多地颂扬客家民系的优点，只会加重他们身上的包袱，造成他们的自我麻醉和依赖思想。只有客观理智地把客家人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和世界民族之林中去加以对比，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哪些地方还不如人，切忌自得其乐、沾沾自喜、坐井观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好与坏、优点与缺点、荣耀与耻辱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
比如客家人的建筑——土楼与围屋，从建筑学、美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创举、一个奇迹，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造成客家人封闭依赖的思想，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中显得警惕有余而包涵不足，缺少变通，不善于协调等。而在开放状态下生活的族群，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弊病。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言说的那样：“海洋国家的商人，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他们地处海港，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同，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不惶新奇。相反为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这正是客家人应当反思并借鉴的。
同样，客家人往往以祖先是中原的官宦人家、士族子弟而感到骄傲，十分看重儒家思想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教训子弟要“立德、立功、立言”，一方面崇尚文化；另一方面追求虚名。这就造成客家人较为单一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好像除了“耕”和“读”两条路，就无路可走似的，这不符合世界的多元化格局和分工日益精细的趋势。
事实上客家研究中的一些不正当作风，也是加深客家族群务虚不务实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大多数的客家人目光不是前瞻，而是后顾，老是扳着指头数祖宗有几个人做官、有几个人读书中举，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集中表现在客家人热衷于修订族谱这一具体事项上。笔者曾经翻阅过成都东山林氏、张氏、乌氏等姓族谱，对修谱人能把祖宗远溯到三四千年以前感到震惊不已，许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被他们认成了“亲戚”。言谈中，这些客家人的后代往往因为拥有如此众多的显赫祖宗而迷醉不已，兴奋不已。不忘祖宗固然没错，因为我们毕竟不像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有四五千年那么漫长。但是老是以祖宗为荣，是不是显得我们太懦弱太没有出息了呢？
鲁迅先生早就批评过的“民族劣根性”，可不要在我们客家人身上重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