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笼罩在客家人身上的炫目光环，正如潮汐之后的海水在逐渐退去。
在全球一体化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广大客家地区显示出了贫困的窘态。
客家人何去何从？客家文化如何发动其革新的内部机制和力量？
回顾历史，是为了突出重围。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学习勇敢的山西商人
如果说客家人不善于理财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的山西人、徽州人和现在的温州人是如何经商的。他们的条件并不比客家人好，但他们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却令世人感到惊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也是山西人。
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残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万历《汾州府忘》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地少。”（这与客家人在赣闽粤交界区的情形是何其相似）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客家人这种心态尤其严重）。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
其三，讲究信义。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这一点也正是客家族群所擅长的，只不过客家人没有把它发挥利用好。）
其四，严于管理。在山西商人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此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自己，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益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看了余秋雨先生对山西商人的生动描摹，作为一个客家人会有何感想呢？是啊，人家的条件比我们还差，但人家做得多出色，多漂亮，多么惊世骇俗！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
徽州在历史上也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闭塞地区，自然条件与大部分客家住地可谓是“难兄难弟”，但徽州人依靠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在我国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自明代中叶至乾隆末年300余年间，其商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之冠。
如果说山西票号和徽州商人都先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近些年崛起的温州现象，又该做何解释呢？
学习精明的温州人
江泽民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引自《温州经济丛书》）温州人创造了温州经济，温州人的勤劳苦干和善于经营早已闻名遐迩。温州人的经济格局主要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从而被新闻界、舆论界称为“温州模式”。这个模式显然又是不同于山西模式的另一种模式。
其实，仔细观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温州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客家地区的山地条件也是很相像的，而且客家人也能吃苦，也有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为什么大陆的客家人没有创造出经济上的“客家模式”呢？难道客家精神已经在这一代人的身上丧失了吗？
据《南方周末》报道：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当地农民有一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当时人们认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温州的自然条件，“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但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即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所从事的“职业”有乞讨、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等，不一而足，而更多的则是靠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度日。正是这一批外出闯荡的人，成了温州家庭手工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纽带，1980年，温州农民供销员已达14万。他们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理工、鞋匠、小裁缝、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顺便带些家庭手工业产品推销。苍南的金乡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以生产红色塑料片而著名。当大城市单位食堂一开始用饭票，消息就由购销员带回，随即有上百个作坊做起了饭票生意。他们以销带产，先有市场需求，再组织生产，效率很高。苍南的金乡距离温州当时有6个多小时车程。这个过去有名的讨饭乡，由于农民的“创新”，到了1980年左右，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上千万元。金乡镇一位副镇长说，当年他与爱人新婚旅行，顺便带了些手工产品去上海、杭州等地推销看样，拿回合同，除去差旅费，还挣了两千多元。1981年，苍南的宜山镇已出现了两万台纺机，生产再生腈纶。而创造这一产业的，正是镇上的弹棉郎，他们是用国有企业抛弃的废料组织生产的……而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策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创造的。
客家人的南迁史，本来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然而，由于定居后环境和生计的相对安稳，又使得不少人养成了小富即安、因循守旧、封闭自满、不思进取的惰性。这些惰性拿来和山西人、徽州人、温州人的成功经验比一比，客家人就应该猛醒了。客家人应该学习他们开放包容的心态、创新与变革的精神、敢作敢当的勇气、不依赖别人的信心，把功名心转化为竞争力，打破农耕文化的单一模式，放开手脚，大干一番。这才是“新客家人”应有的精神风貌。
二、聚焦四川客家乡村
新与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