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确曾有过房先生所说的秦人来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边防，曾经派遣50万大军驻守岭南，然而时势变迁朝代更迭，这一批无辜的士兵脱离现实时空被遗留在了南方的莽莽山地之中，有家不能回，就像一批兵马俑似的愣在了那儿。再后来他们放弃了回归故里的信心和勇气，一个个甘愿变成当地少数民族妇女们的乘龙快婿，这样的一个集团就是客家集团。畲族妇女因为是本地人，又很勤劳能干，加之畲族本身又比秦人多而且势力更大，因此客家民系是以畲族为主体的南方民系。后来的中原流人加入这个集团，只仿佛一滴水落入大海中，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房先生的观点一出笼，虽然当即引起了轰动，但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因为首先，他的证据还不充分，论证中也存在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其次，这也不符合长期以来客家人对汉族早已认同的感情背景。房先生著作中说，汉族中只有客家妇女不缠足，这明明就是受到了畲族妇女的影响嘛，畲族妇女在山地中要劳动，要奔走，三寸金莲对她们来讲毫无实际用处。至于客家话，房先生说，那明明就是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古越族话，中原古音并不占绝对的比例。诸如此类的问题打乱了客家研究的惯有思维和已有方法。
但有趣的是，虽然他的新奇观点受到各方批评责难，但人种学和遗传学的实验却站到了他那一边。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的免疫球蛋白中的CM、KM的分布有很大差异，而在这点上，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却基本相同。在样品中，客家人的免疫球蛋白分布与中原或华北人大相径庭！这到底是由于客家人本来就是畲族的后裔，还是由于南方山地的水土改变了客家人的体质和遗传基因？
此外，复旦大学教授吴松弟细检客家族谱、语言、遗传学研究成果，得出结论：“客家先民以南方土著为主，北方移民主要是通过文化而不是血缘影响客家。”
其实，作为客家民系自身来说，血缘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族群能够得到文化上的认同和关注才是最要紧的。综观以上三种关于客家人的血缘问题的看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不足，因此，对客家人血缘问题的探讨也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在此情况下，把客家人、客家民系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加以诠释，却能使我们得到满意的答案和较为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客家民系能够在当今世界立足并发挥重要影响的根本保证。
三、“客家”名词的由来
客家人为什么会被称作“客家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也如乱麻一团，难于一时理清楚。“客家”一词首次在文献中出现，是在清朝初年，距今不过短短的300年左右，的确算是一个新生的名词。但就在这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有关“客家”名词的解说却也闹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各路英豪尽显英雄本色，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由于“客家”一词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群体概念，无论是客家人自身，还是客家问题的研究者，都对它的本意产生过兴趣和质疑。
综观当代或前辈学人关于“客家”释名的论证，大体有以下几种：
1.罗香林“客户说”（提出时间：1933年）。他的主要依据是，“五胡乱华”时期，中原旧有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后，中原流民大量南迁。晋文帝“以流民多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意思是这些流民无家可归怪可怜的，政府在管理这些流动人口时也显得不方便，因此便出台了一项“给客”制度。罗先生认为客家的“客”，即由此而来，历史相当的漫长和悠久。
2.陈美豪“夏家”说（提出时间：1994年）。“从许多史实说明，客家祖先是发祥于我国中土的华夏民族。由于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有理由认为就是‘客家’这种称谓的由来。”陈氏的主要论据是：梅县话中“客家”与“夏家”同音，都读作“Haka”。在人们相沿成习的口头念诵过程中，“客家”成了“夏家”的音变。
3.陈修、陈百川“河洛说”（提出时间：1994年）。他们认为古汉语中“客”与“河”、“家”与“洛”可以音韵互转，“从古今音变的原理上去考察，所谓‘客家’就是‘河洛’二字之变音，而记录语言者则‘依声托事’，误将‘河洛’以同音或近音写成‘客家’，所谓‘客家人’，即‘河洛人’，亦即从河洛地区迁徙而来的人。”并进一步引黄遵宪《梅州诗传序》：“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
4.小川琢冶“土著对立”说（提出时间：1994年）。小川认为客家是“支那移民中的种族（民系）……多居于广东地方，当地居民将其作为外来种族而加以排斥，此乃客家名称之起因。”
5.吴福文“他律变自律”说（提出时间：1994年）。认为客家民系形成牵涉多次迁徙，时时、处处都扮演外来住家的角色。对于“客家”的称谓（包括他称或客家先来者称后来者），客家先民最初不愿接受这样有贬斥色彩的名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习惯成自然，最终变为一种自我认同。
6.万芳珍、刘纶鑫“明清移民”说（提出时间：1994年）。万刘二人认为“客家”一词从五代到明初都未见任何著录，它的出现是在明中叶至清初时，赣闽粤交界处的居民大量外移定居，这些“新移民”遂被当地人或政府称为“客家”。
7.美国人类学家康斯坦保“广府人命名”说。认为“客家”是广府人对清初由粤东迁来珠江三角洲新移民的称谓，此说与万芳珍、刘纶鑫“明清移民说”相类，只不过外延更小。
此外，自1989年起，尚有不少学者撰文对以上说法进行过讨论。我们认为，前三种说法相对而言缺乏科学有力的证据，其观点多是建立在“客家乃中原汉人”基础上的，所以多少带有推测和一厢情愿的成分。尤其是“河洛”“夏家”二说，明显脱离了“客家”名词产生的现实环境，显得望文生义。
后四种观点相对要客观和接近史实一些，因为“客家”名词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产生必定和当时的环境紧密相关。按照罗香林先生的推论，“客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民间称谓，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以前的公私典籍和著述中，根本没有出现过民系意义上的“客家”称谓。而且，明代嘉靖年间的《惠州府志》有关方言的举例，也仅仅提到瑶、蛋、畲等少数民族（尽管有一些语言和“客家话”相类），但“客家”概念仍如深闺女子不露面。如果“客家”名词确实伴随了客家民系一生，那么它的显扬起码应该提前若干世纪，万万不会等到明末清初。
通过以上各观点之间的对比研究，合理的“客家”释名应当是：明清之际赣闽粤交界处居民向外迁徙，并引起周边民系的关注，人们便赐予了这群多少有些陌生的人这样的称谓，这一点同客家民系早已形成并不矛盾。一旦这些奔赴五洲四海的“新移民”被当地居民称为“客家”后，客家概念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赣闽粤大本营的居民，一种族群文化认同的概念便由此产生了。
总之，“客家”是一个很新的名词。根据吴文福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被罗香林列为“纯客住县”的地方居民，尚不知道有所谓“客家”概念，甚至出现完全否定自己是客家人的情况。该情况在四川境内的纯客家乡镇也十分普遍，如成都东山一带的客家人，大多并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四川客家也是明清之际从赣闽粤等地移民而来），他们只清楚自己是来自广东的“土广东人”。台湾省的情况跟四川类似，日治时代根本没有人提什么“客家人”“客家话”，只认为自己是广东人，讲的是跟福佬话不同的“广东话”。还有广西的客家人在当地被称作“来人”，顾名思义，也就是明清时从外地迁来广西定居的人。客家话在桂林、柳州一带称为“麻介话”，在钦廉一带叫做“佳话”，在陆川、博白一带又叫“新民话”。所以说，“客家”并非像有的学者所想象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名词。
哪些人算是“客家人”
按照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所提出的客家界定学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必须看是否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始祖须是赵宋一代的人；②来自客家大本营或各处新的移民区；③能讲客家话。但随着岁月和环境的流变，罗氏的界定方法已显出陈旧单一的弊端，无法再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倘若按罗氏“始祖须是赵宋一代人”的话，那么始祖为东晋或更早以前的客民，现在生活在客家地区，能操一口流利的客话，这样的人算不算客家人？何况，又有多少客家人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始祖起于何时何地？至于后两条标准，也正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渐趋模糊，能不能说客家话，或客家血统是否单一纯正已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的唯一标准。
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香港财界巨子李嘉诚，他们在宋元时期的始祖都是一个名叫李火德的人。这个李火德最初定居在福建上杭县胜运里丰浪岗头，他的裔孙大多数散居于闽西粤东的客家山区，属于比较“正宗”的客家人。如果我们用血缘分析的方法来考查，判定以上三人为客家人，是不是妥当合理？
首先，李登辉家族前几代是从永定迁往台湾省定居的，迁台后家族一直保持客家人的语言习俗，李的父亲李金龙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就此判断李登辉是客家人，看来没错。李光耀的情况跟李登辉家族大致相同，也可判断为客家人。但是以此判断李嘉诚是客家人，就行不通了。因为李嘉诚的先祖早已迁居潮州，说的是潮州话，行的是潮州礼俗，家庭成员也与当地人通婚，完全已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了。
反过来，我们又可查到李火德是抗金名相李纲的后代，既然李火德是客家人，那么李纲也应当是客家人了？其实不然，李纲是邵武人，邵武并非客家居住地区。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学者钟嘉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子女4人都只有1／2的客家血统，“因为他们的母亲是上海人，他们都不会讲客家话，只会讲少许普通话和识少许中文。长女嫁给美国犹太人，因此我的两个外孙女就只有1／4的客家血统，更不会说客家话。这些有一部分客家血统，但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后裔能不能算是客家人？不会说客家话的人越来越多。李登辉就不会说客家话，清代名臣曾国藩是由广东梅县迁往湖南的客家人，也不会说客家话。这些具有纯粹客家血统，但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后裔，不能算是客家人吗？此外有的人本来会说客家话，但因离家日久，已不大能讲客家话，岂能不算他为客家人？”
所以，单纯以某一个简单的条件界定，一定是行不通的。其结果要么是缩小了客家人的定义，要么是扩大了客家人的外延。过去曾经有人判定毛泽东是客家人，理由是毛泽东母亲的墓碑上有“孺人”字样，而“孺人”是客家妇女死后特有的封号云云。其实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先生，明朝初年即从江西吉水迁居湖南，吉水也不属赣闽粤交界地区，而属赣中赣语区，在时空上都不符合客家人的条件。另外，还有人曾经推论大哲学家朱熹、王阳明是客家人，依据仅仅从私家族谱溯源得来。应当说，客家界定是客家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大问题，不对客家和客家人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客家研究就会闹笑话，甚至找不准研究的群体和对象。
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学者尝试用新的方法来界定“客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和文化意义上的合理性。如李逢蕊在《客家界定初论》中，便使用民族学理论界定客家：“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换言之，具有客家精神和文化的群体及个人，才能被界定为客家人。
此外谢重光在《客家源流新论》一文中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判别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首先应当从文化着手。这种文化，即包括客家语言、客家意识、客家民俗等。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谈起客家概念。文化符号是客家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系的最重要标志，因为“客家”并不是种族概念，只有认清了客家文化的内涵，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客家民系和客家族群的本质特征。好比湖南人、江浙人、闽南人、广府人、四川人同是汉人，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生理和血缘上去加以区分，而只能从语言习俗、文化认同上去加以辨识。
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客家”定义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可指比较正宗的客家人，他们具有相对稳定的血缘、居住地和语言环境，如大量生活在客家聚居地的人们就适用该项标准。至于“广义”客家人，则指血缘、语言或居住地已被混化的人群，但他们在文化心态上保持了对客家的坚定认同。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就可以称为“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