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分析的是西昌黄联关社区移民社会形态保留的情况，下面再让我们看看川西平原移民社会在20世纪的生存发展情况。
1987年仲秋时节的一个星期日，我乘坐由成都双桥子发往洛带镇的班车回洛带老家过中秋节。车厢内挤满了来自洛带及附近地区的果农，售完葡萄后的箩筐堆积在过道上，筐内残留着皱巴巴的报纸、一杆秤和几封简装月饼。我坐在这些散发着汗味和烟草味的男子中间，像晚餐时缄默不语的晚生小辈，心里感到安详、亲切而静谧。被称作“土广东话”的母语从他们干涸而厚重的唇边不停地吐露，渐渐地，我感到有一盏状似莲花的灯在夜幕将至的车厢和故土同时亮了起来。
坐在我前排的乘客是一对浪漫的情侣，他们对车厢内的汗味和说话声明显不适。这时候，我看见前排的女子伸长她那娇嫩高贵的脖子，把车厢扫视一圈，用百灵鸟才有的清脆嗓音大声说道：“怎么成都还有越南人？”一句话让车厢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在尴尬而持久的沉默中，一股悲哀、一丝伤痛涌上我的心头。但仔细回味，我又原谅了那个冒失的女子，谁叫“土广东”们不把自己的历史加以澄清呢？
1966年秋天，我出生在龙泉驿区洛带镇一个有170户人家的村子里。长到一岁的时候，父母常常用铺满稻草的箩筐把我装上，带到田野里去看他们劳动。我趴在干香柔软的稻草中，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支着一对招风耳，仔细听大人们教我说话。邻居张有财恶狠狠地站在我面前，用沾满泥土的手拍着我的小脸蛋说：“食朝、食昼、食夜！快说啊！”我张开嘴，鹦鹉学舌地跟着他把一日三餐说了一遍。后来我知道他们教我的话叫“土广东话”，实际上也就是客家话。
在一般人眼中，客家话也许含有落后、不雅的成分，其实不然。从客家民系形成和诞生的过程来看，客家人的先祖最初居住在黄河流域，后来因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和受农民战争的影响，从西晋末年开始大批向长江以南迁徙。一批又一批的中原汉人逃避着战乱的烽烟，渡过了大江大河，最后汇入到江西、福建和广东交界处的莽莽群山中。这批穿着中原服饰、讨厌战乱而又知书达理的人，被当地人称为“客家”，意思也就是客居他乡的人。客家在三省交界处的荒凉山地中修建起巨大的围屋、土楼，过着“耕读传家”的隐居生活。由于他们跟外界的接触不多，加之数百年的繁衍生息，一种独特的语言便如山梁上的种子生根发芽了。客家话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许多唐宋时期汉语的音韵和使用习惯，过去曾经有学者提出，用客家话朗诵古老的《诗经》往往能够上口，而用汉语中别的语系朗读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另外，客家话中也有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子。客家人在三省交界处的山地中生活若干年以后，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贫瘠迫使他们朝外迁徙，相继抵达了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台湾等省以及东南亚、海外的多个国家。四川盆地出现客家人，则是由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这些本来生活在南方星空下的人群，像晶莹的海贝一样被带到了四川。
在长达17年的乡村生活中，我跟随父母和村落中的客家人学习母语。我们的村落共有170户人家，其中广东客家人占了120户。当我静静地坐在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喃喃自语时，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是一种古老而雅致的语言。这种语言蕴含了客家人艰辛的历史、客居的现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发现在我们的村落和母语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人群、另一种语言，那就是与“土广东话”相对应的“湖广话”，也即四川官话。他们的语言似乎通行范围更广，甚至有一种强势的优越，这让我意识到在强势文化包围中的客家语言孤岛是多么难能可贵。
川西平原以东沿龙泉山脉连绵的群山和丘陵，至今生活着大约50万客家人。这些两三百年前就陆续移居四川的人为什么被称作“土广东”，难道他们都是从广东起程入川的吗？事实上，“土广东”这个称谓的源起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清朝初年各省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四川盆地以后，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权益保障，这些操着各地方言的移民往往按省籍划分居地和利益，他们集资修建自己的会馆，定期联络情感，交流在新环境中的酸甜苦辣。仅就来自同一片天空下的南方客家人来说，广东客家人曾经修建过为数众多的南华宫(广东会馆)，江西客家人修建的是江西会馆(又称天元宫、三元宫、江西庙)，甚至同是江西籍的客家人因县份不同，也修建各自的会馆，比如吉水县的客家人修建过“吉水会馆”，豫章地区的客家人修建过“二仙庙”。福建省的客家人则修建天后宫(又称天上宫、天妃宫、天后庙)。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最初的移民集团都是以省籍来划分，而不是以民系或文化来划分的。
但是随着移民们各方面的交流逐渐增加，简单以省籍方式划分的权益或情感纽带开始松散。这时候，文化显示出了它应有的意义。从湖南、湖北(当时合称湖广省)迁徙而来的移民因为人数众多，文化和语言上也有巨大的辐射力，所以自然而然地影响和包容了大部分省份的移民；而广东来的客家人也因人数和文化的优势容纳了其余省份的客家人。这就像一条宽阔的河流吸纳了众多小溪的流水，在劫后余生、万象复苏的四川盆地，以“土广东人”和“湖广人”为代表的两个文化群体正式形成了。
在我出生的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村落中，广东籍客家人最多，江西籍客家人次之，福建籍客家人最少。可是，这种简单的省籍界线现在早就不存在了，只有那些谙熟族谱的老人偶尔翻出珍藏在箱底的族谱时，才恍惚记起自己的故乡和老家所在。村民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祖先一定是从那个临海的，生长着荔枝、菠萝，经济又很发达的省份来的，他们是一个群体，他们的祖先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血脉相连。
川西平原的“土广东”在地理分布上有个特点，这个在历史上显示出群居习惯的民系大多占据着平原周边的山地丘陵地带，对于那些交通和耕作条件都不甚理想的居地，他们似乎青睐有加，乐于扎下自己顽强的根，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确，客家人内部流传着“住山不住坝”的千年古训。他们的祖先似乎早就厌倦了动乱的时局和金戈铁马的战争，他们乐于居住在有山岭屏蔽的荒凉之地，在日月的缓慢轮转中，在土楼、围屋的遮蔽下，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怀念中原那阔大的府第式建筑和书卷中弥漫的文明光泽。在对整个四川地区200多万客家人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是成都平原周边的浅丘陵或丘陵地带；二是川中的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丘陵地区；三是川北仪陇、广安及川南的广袤山区。也就是说，客家人似乎有意无意遵循了祖先对于居地选择的古训。
其实，四川土广东“住山不住坝”的表象并非是由于恪守祖宗之法，就像他们习惯于海上航行和城市生活一样，造成这样的地理分布只不过是他们来到成都的时间太晚了，川西平原丰肥的沃土已被临近省份的移民先期占有。从族谱和史料看，客家人大批入蜀是在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年间，移民的道路和蜀中的良田已经布满前人的脚印，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条件差一些的居地。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作为长子来到他临终的床榻前接受遗嘱。作为祖先是广东梅县客家人的父亲没有为后代留下多少家产，他只是交给我一本家谱和一句有关肖氏家族班辈排行的顺口溜。他蜷曲在床角的身体又瘦又小，但疲倦的目光中有一股久远而浩大的光辉。看得出，这个即将撒手人寰的人对于家族，对于客家民系还有宏大的想象和固执的流连，他深知客家人的历史和民系中每个人的经历。
故乡村落中的客家人的确比别的民系似乎更看重“家族”这个古老的概念。一般来说，入川的第一代祖先就已经为后人制定好了班辈排行口诀，作为一个仪式或一个见证传诸后代。
曾经有许多次，我在幽暗的堂屋内看见村中的老者把家谱拿到阳光下晾晒，他们佝偻着身子拂去族谱上细细的灰尘，虔诚的样子令人感佩和伤怀。客家人重视记载他们的族源和家系，只因这个民系对动荡不安的生活还深怀忧虑，他们认真记下以前走过的每一步脚印，生怕一时疏忽而忘掉了来时的道路。2000年夏季，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对龙泉东山一带客家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客家民系中的族谱和家谱保存得异常完好，那些纸页发黄字迹典雅的抄本被珍藏在红漆木箱中，像是一艘停泊在寂静港湾的夜航之船。
传统客家人生活的基本理念是“耕读传家”。对大地的依恋和对文化的颂扬使这群山地居民显得平静而锐利。每次我把他们满身泥土、勤劳耕作的形象跟典雅的书籍形象结合在一起时，感到内心有一股特别久远的东西在流淌。按照有些研究者的说法，客家人的祖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原的诗礼簪缨人家，他们隐居南方山地以后，依然在梦中回到雕梁画栋的家宅中捧读诗书，做着光宗耀祖的美梦，然而现实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扎根于泥土。在我所居住的村落中，孩子们总是在树荫下的小木凳上手捧书卷，教师拥有崇高的威望，许多满脸泥土的少年走进高等学府。
土地和书香，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个梦想，在烟火连绵的家族和祠堂中，这两个梦想常常以镏金的形式出现在堂屋的木匾上。我至今记得故乡村落中那些熠熠闪光的汉字对联：先代坚困勤稼穑，后人承继重读书。横批：承先启后。另一副是：惟建基业艰难险阻锱铢必计，欲守成规勤俭耕读半文不奢。横批：石室流芳。客家人勤俭、坚忍、吃苦耐劳，像树根抓住山崖那样，昂起头来眺望远方。
四川的土广东过去有“二次葬”的习俗。所谓二次葬，就是将先人的尸骨埋葬若干年以后，又重新将骨骸拾拣起来葬在一只瓷罐里。这种习俗起源于客家人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当中原的战火像乌黑的云层压下来的时候，客家人的祖先不得不打开棺材，拾起先辈的遗骸带在身边，在一片兵荒马乱中逃往遥远的南方。他们在逃难的途中停下来眺望故乡时，目光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跟故乡的永诀使他们意识到日后作客他乡的悲凉。还好，先辈的骨骸还像一堆干酥的木炭，会温暖和照亮他们日后的旅程。
从四川客家人留下的大量族谱看，他们有的在起程入川时就随身携带着祖先的遗骸，有的是定居四川以后再回到南方取回祖先的遗骨。他们把亲情和血缘看得如此贵重，如此难以割舍，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
客家人用土陶罐子养着祖先的尸骨之花，随时准备背井离乡。然而，四川盆地那不算富庶的丘陵和黄土留住了他们的脚步，他们踏踏实实地安顿下来，开始了家园的重建和土地的开发。
两三百年以来，四川的客家人一直被外界称作“土广东人”。他们在接受这个称谓时显示了某种大度宽容和安之若素。是啊，如果把“土广东人”比作一个游子的话，他们脱离客家母体的怀抱已经太久了，有时候，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族源，忘记了“客家”这个词语。尽管典雅古朴的“土广东话”每天从他们粗糙的口中吐纳，像五彩祥云一般萦绕在乡村和集市上空，但有谁来告诉他们快要迷失的身世、传统和悠长的生命轨迹？
2001年3月的龙泉山桃花盛开，一个名为“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的国际性学术、恳亲大会在成都召开。这是一次盛大的发现之旅，来自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客家研究者惊异地发现，在祖国内陆西南一隅竟然有那么完好的客家人村落、社区。他们修建了富丽堂皇的会馆，原汁原味地保留着客家母语，他们让荒凉的山脊长满果树，他们让贫瘠的乡村炊烟袅袅，他们跟“湖广填四川”的所有移民一道完成了对四川的重建和振兴。
中断两三百年的民系血脉和亲情，在一个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日终于豁然贯通了。
然而，四川客家文化的保留依然面临着一些困难，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在面对传媒和其他强势文化的侵袭时，还是显得弱小和孤单无助。据田野调查资料显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都湖广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分界线在今春熙路一带。换句话说，春熙路以东至龙泉山脉的广大区域都通行客家语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话的使用范围开始萎缩，先是退至椒子街、牛市口、沙河堡一带，如今已退至保和场和跳蹬河以外的郊区农村。
这个过程就像村庄被湖水淹没一样，缓慢的流水会把原先的树木和房屋变成水草和礁石，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难以觉察，就像屋檐的水滴最终通过岁月将檐下的石板滴穿一样。
一切似乎都在改变，我在对照我跟外祖父的照片时，曾经陷入长久的悲凉。那个养育过我的客家先祖有一张如此安详的脸，他深沉地微笑着，但这种微笑并没有在脸上散开，而是像稻子一样默默地饱满地收敛着，呈现出收获时节特有的幸福和自足景象。而我的照片似乎已经失去了那样的神采，我的目光显得如此涣散，我的笑容显得如此尴尬，我是一个正在远离故乡怀抱并且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游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