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形成“五方杂处”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现实以后，经过时间的荡涤，一些文化和族群意义上的隔阂被逐渐消除掉，省籍的界限也随之被打破，一个多族群融合的大时代随之来临了。
移民初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就拿婚姻来说，也往往是“自为婚姻，不杂他族”，省籍或族群意识很浓厚。这里，同样举《成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一再引用这本以口述材料为基础的书？因为我觉得口述材料是一个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它的真实性往往不可置疑——有许多民族史诗就是通过口头和说唱形式保留下来的，比如著名的《格萨尔王传》。而由个人编写的文字材料倒显得真伪难辨，比如记述明末清初张献忠剿四川的书，就让人感到矛盾很多，疑窦丛生。
湖广(湖南、湖北)、广东的人被“押解”到四川盆地后，总督叫他们各自用竹桩或芭茅去圈占地盘。这样一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圈占平坝和良田，争得冤冤不解。湖广人长得高高大大，就要打那些长得比较矮小的广东人。一个老年客家阿公赶紧出来拦阻，他跟客家人说：“你们不要跟他们争，我们早先住在海边上，未必还没有被水淹够？让他们住平坝坝，淹死他们。我们去圈高地，大家住在一起，又不会遭水淹，也不怕他们肇事。”
这样，客家人就都住到山上或坡地上了。
这种各自为政或同一省份移民集体群居的情况，在移民初期十分普遍。它一方面有利于政府的安插管理，另一方面对新移民“怕生”的心理也是一种安顿，因为文化上的认同感往往能够带给他们一种身体上的安全感。
四川移民出现大规模的文化或族群融合应当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其动因跟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以及媒体信息等现代传媒手段的迅速渗透有关。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移民们的省籍观、家乡观已荡然无存，文化上的认同使他们认为自己都是这儿的主人，没有主客之分，没有新老之分，更不会产生地域歧视。就拿成都来说，凡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自报家门时都会说“我是成都人”，而不会说“我是湖广人”或“我是湖广移民的后代”。这说明移民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发现，有一些比较僻远的地方的移民社会形态居然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2000年冬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星星对位于西昌市境内的“黄联关”社区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那儿的移民社会形态保持得非常完好。
按照黄联关当地百姓的说法，除了周围的彝族和回族以外，黄联关共有三种人：一是“广东人”，二是“保十三”，三是“世外人”。所谓“世外人”，是指后来临时迁居进入黄联关社区的，因为人数甚少，且没有清初从外省移民的背景，可以忽略不计。剩下的“广东人”和“保十三”构成了黄联关社区移民社会的基本形态。
黄联关位于西昌市西南约30公里的螺髻山下，西面濒临安宁河。全镇人口总数约为11300人，“广东人”总数为5395人，约占全镇人口的二分之一，是当地人口数量最大的移民群体。
“广东人”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概念，即清代从广东移民入川的人(也称客家人——据一些资料显示，广东省的客家人被政府有意识地移往四川，是出于客家人居地狭窄并容易同土籍冲突的原因)。黄联关的“广东人”，据调查是于乾隆中后期从广东迁到四川最西部的一批移民。当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已接近尾声，所以，这些“广东人”入川以后在平原和土地肥沃地区已找不到合适的居地，不得不辗转定居于僻远的河谷山地。
从当地人留下的族谱等材料看，这批移民的祖籍多为广东省龙川县和长乐县。
黄姓主要来源于“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老虎石狮子口”和“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犁头约上下黄村”；
刘姓来源于“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
张姓来源于“广东省长乐县大堰塘犁铧嘴”；
谢姓来源于“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东坑之祠”；
林姓来源于“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西林坝(大坟堆)竹子市犁铧嘴林家堡”；
骆姓来源于“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犁头嘴”；
蒋姓来源于“广东省长乐县一、三甲”。
看起来，这批于乾隆中后期移入四川的广东移民，当时或许是一支移民小分队。因为从祖籍上来看，他们大多属于广东省的一两个县份，因此他们当时结伴前来的可能性很大。调查报告说，黄联关的这批“广东人”在语言的使用情况上是这样的：对内说客家话，对外说四川官话，而且跟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相对不多。
作为清代客家人的移民后裔，黄联关的“广东人”至今保存着许多客家人的民俗习惯。比如他们的建筑风格就跟岭南客家人聚居区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多为整个家族聚居的复合式大宅院，天井可多达12个、16个、24个、72个不等，跟岭南客家人的围屋、五凤楼几乎一样。现在这些古老的大宅院虽然多数已经被毁坏，但通过老人的回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致的端倪。
72岁的客籍老人黄世光坐在老屋门前的石墩上回忆说：“我家现在的旧房子是父亲那个时候修建的，清理地基时，在3尺多深的地下挖出许多烧焦的谷子和大量的青砖废瓦(废瓦近2尺厚)。后来清出来更早时候的屋基，发觉原先的老屋有12个天井，三合土地坪，还有烧制的3尺多长的阴沟砖。听老人说被毁的老房子是我祖父的祖父修建的。后来，长毛来犯，黄大脚板堵长毛，在码头失利。长毛先锋杀入，先在黄家门槛上砍三刀，后续队伍到后，见门槛有刀痕者，就放火烧毁。”
黄世光现在的居宅，位于黄联关老街子北口西侧，是一座火砖墙梁架木结构的房子，推测可能是清末“长毛”来犯后，在废墟上重新建造的。
黄联关“广东人”目前尚存的旧式民居，多为晚清或民国建筑，其格局多为四合一天井或二进二厅的砖木或土木结构建筑。通常一个天井带有5间住房，两个天井带有12间住房(正房5间、下房5间、2间侧房)。前厅后厅没有枕楼式的附加建筑，而在正房和侧房旁边添加枕楼，并在楼上设置储藏室、暗室、碉楼。整个楼廊可以像走廊那样相通。这样的民居建筑，俗称“走马转角楼”。
当地“广东人”在风俗习惯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岭南客家人的传统。堂屋神龛不供天、不供地，只供祖先牌位。每年清明上坟的时候，也习惯用树枝在坟头上插“坟飘纸”；每年腊月三十晚祭家神，献牲一般是一只雄鸡、一尾鱼和三个刀头，同时在神龛上放八只酒杯、八双筷子。
每逢春节，当地“广东人”照例是要“耍龙灯”的，“从初二起开始耍龙灯，在堡子里或寨子里挨家挨户走，三五天以后才结束。龙灯队一般十几个人。一人在前开路，先进主人家，把讨喜钱的红包放在神龛上，好让主人家放喜钱在里面。然后从主人家端出一盆水放在门外。龙灯队进入，龙首在前，以红布代表后躯，舞一阵，便将龙胡须在盆子里浸湿，再进堂屋内舞，然后以龙尾为首退出”。客家人舞龙的习俗似乎遍布整个客家人聚居区域，因为在文化传统和民系根脉上，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华夏传人”“龙之传人”。
除此之外，黄联关“广东人”还喜欢做自己的传统风味食品“坛子肉”，这种饮食习俗历经二百年而不变。
以上是广东移民在黄联关的生活发展情况。
当地的另一个族群“保十三”又是怎么回事？他们跟“广东人”保持着怎样一种关系？当初移民社会的形态经过时间的打磨，其现实情况如何？
根据当地居民的口述材料来看，“保十三”似乎是当地的土著人群。
传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的时候，有一天大军行进到黄联关。张献忠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冲锋在前，见人杀人，见村庄烧村庄。忽然，他看见一个妇女从路边的草丛中钻出来，狼奔豕突地向着山谷中逃命，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还牵着一个孩子。张献忠纵马上前拦住她的去路，睁着一双暴凸的眼睛瞧了瞧，发现妇女背上的孩子年纪较大，而被牵在手里跌跌撞撞奔跑的孩子，年龄很小。
张献忠觉得奇怪，就厉声质问：你这个臭婆娘！为何把大孩子背在背上，让他享福；而把小孩子牵在手里，让他吃苦？妇女估计性命难保，就实话实说道，我背上的孩子是我叔叔的骨血，因为叔叔一家死于战乱，所以我有责任为他留下一脉香火；而我手里的这个孩子虽然年龄尚幼，但却是我的亲生骨肉，丢了死了又有什么关系？
张献忠听完这一席大义凛然的话，钢铁般坚硬的心突然柔软起来，发话道，你这婆娘还真是贤良！今晚我军要烧杀前面的村子，你回去以后，可在门楣上插上柳枝，我军见柳枝，则放过烧杀屠戮，快去吧！妇女慌慌张张回到村里，先是在自家门楣上插上柳枝，后来又念及乡邻们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痛苦，于心不忍，便把这消息又告诉了附近的十二户人家。
结果，这个村子有十三户人家保存下了性命。因为这个缘故，村落中幸存的居民便被称作“保十三”。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保十三”就是当地土著，属于明末清初幸存下来的黄联关土著居民，他们跟“广东人”的关系，就应当是主客关系，也即四川土著和外省移民的关系。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很多疑点。一是当地曾经有南华宫(广东会馆)、禹王宫(湖广会馆)、五省庙(据说由五省移民联合出资修建)、万寿宫(江西会馆)等移民会馆同时存在。按照四川其他移民区域会馆的性质判断，黄联关当时应当是各省移民杂居会聚之地，不单单只有“广东人”迁徙至此。再按照“察各庙之大小而知人民之盛衰”的规律来看，南华宫的规模最大，建筑最为雄伟，说明黄联关广东移民的数量最多。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怀疑或者排斥其他省份移民曾经在此安居乐业的事实。二是张献忠的起义军是否真的到过偏僻的黄联关山地河谷。三是“保十三”的故事并非只在黄联关流传，江西、福建等省的客家人内部也有雷同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主角不是张献忠，而是唐朝末年的黄巢军起义；门楣上的记号不是柳枝，而是葛藤罢了。而且，这个故事使客家历史中凸现出一个叫“葛藤坑”的圣地(不仅仅只是保住十三家人的性命)。从故事流传的广泛程度来说，葛藤坑的故事几乎在客家人中家喻户晓。
那么，“保十三”是否应当是江西、福建等省的客家移民呢？不像。因为作为外省移民来说，他们几乎都有一种“移民记忆”，即便这种记忆因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但至少还有保存完备的族谱做参考。而且如若是福建和江西的客家移民，那么至少在语言上他们能够与当地“广东人”沟通，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有相似处。
可是事实上，“保十三”和“广东人”在习俗上差异很大。比如“保十三”清明节上坟时，在坟头上插“马鞭梢”，而不是“坟飘纸”；每天吃饭只吃两餐，饮食习惯上喜火腿，而非广东人的“坛子肉”。后来通过对“保十三”后裔们的走访，发现他们并非真是四川土著，而是地地道道的外省移民。比如，鹿马村七组的李宗寿就说：“我们李家原籍在福建省青石桥第十三甲。”当地原有江西会馆一座，据说也为“保十三”中一个肖姓人家所有。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保十三”是与“广东人”相对应的另一个移民群体，这个群体由于人数少、省份复杂，所以最终凝结成了一个貌似土著的团体，以此与人数多势力强的“广东人”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相抗衡、相协作。
黄联关这个保持移民社会原始形态较好的村落，为重现当时四川的移民情况、定居情况以及各省移民相互融合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标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各省移民通过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四川日后重现繁荣和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黄联关自然条件恶劣的河谷地带，原来只是一片杂草乱石，可是移民们陆续来此定居以后，土地得到了开发，河滩得到了整治，新的物种也被移民从原住地带入，农业经济很快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原先黄联关的集市没有形成规模，连像样的“街子”也没有，但自从各省移民相继到来以后，于嘉庆年间设立了商贸繁华、人气旺盛的“街子”。这个过程让我想起洛带的情景，每逢集市，整条街上飘荡着浓浓的乡音。人们在贸易的同时，也操办和谈论着婚丧嫁娶、柴米油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大事琐事，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