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研究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像张献忠这样声名狼藉，有关明末蜀乱的记载几乎就是一部张献忠杀人史。《张献忠陷庐州纪》《滟滪囊》《荒书》《蜀破镜》《蜀龟鉴》《蜀警录》《蜀碧》《蜀难叙略》从头至尾都是令人瞠目和胆寒的叙述，字里行间充满血腥和杀戮。有时甚至让人怀疑，这些多半由当事人记录的史实，是否是真实和客观的。
张献忠在英雄与屠夫之间，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对四川历史多有研究的李劼人先生，对张献忠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张献忠)到底没有政治头脑，虽然打了十几年的仗，却始终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以为能够随便杀人，便可使人生畏，便可镇压反抗，便可稳固既得地位。”对张献忠火焚成都城，李劼人先生也是深感惋惜和痛恨：“称孤道寡一年又七个多月，张献忠便决意放弃成都，决意只带领五百名同时起事的老乡，打回陕西去作一个短暂的休息；于是便宣言必须把川西人杀完，把东西烧光，不留一鸡一犬、一草一木给后来的人。果然言出法随，立刻兑现，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自己的湖北兵，再次杀自己的四川兵。七月，下令堕城，凡他势力所及的城墙，全要拆光，搜山烧屋，不留一木一椽；成都的民房，早就当柴拆烧了。八月，烧蜀王藩府，一直把成都搞个精光……成都城经张献忠这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自有成都城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从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李劼人《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
《蜀难叙略》记载张献忠火烧蜀王府的情景说，王府中的几个大殿特别坚固，很难烧毁，张献忠于是命令士兵“灌以脂膏”，这样才烧起来。还有两根从前蜀时期一直流传下来的蟠龙石柱，更难烧，张献忠便命令“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结果才把这两根大石柱烧断。
可以想象，这场大火熄灭很长时间以后，一只过路的乌鸦栖息在成都城的残垣瓦砾上，脚爪还能感到大火滚烫的余温。
有关张献忠“屠重庆”的记载也很恐怖。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张献忠攻破重庆城池，“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还把一万多名丁壮的耳鼻和一只手割了下来。史籍记载中，张献忠确有砍人手臂的嗜好，而且是按照男左女右来进行的。《蜀龟鉴》有一段十分凄楚的话语，叙述蜀乱平定后的悲凉景象：“遗黎二三，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断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喘延余息，形不类人。”
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了多少人？最夸张的一种说法来自于《后鉴录》，说是杀了“七亿”人！这个数字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明末四川的总人口只有三百余万。那么为什么史籍会把张献忠杀人的数量做如此悬殊的夸张？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朝廷实在对张献忠深恶痛绝，把一切的罪恶、破坏全部归结到张献忠一人身上。如此多的诅咒和谩骂加在张献忠身上以后，他作为屠夫的形象似乎已变得牢不可破。
史籍还把张献忠杀人的方法进行过全景式的归纳，以此强化了张献忠的刽子手本能。最常规的杀人方法是斩杀和棒杀，前者用刀，后者用棒棍。还有一种按照天意之旨杀人的手法，名曰“天杀”，即在朝会的时候放出一只犬来，让它在文武百官中逡巡，凡是犬用鼻子嗅过的人，即被拉出去斩首。《蜀碧》甚至言之凿凿地写道：“杀人之名：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背，谓之‘边地’；枪其背于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于悬市。”不仅如此，有的书还说起义军中专门有人研究吃人的办法，向张献忠建议炒食男人或女人身上肉嫩味美的部分；甚至说张献忠起义军在大顺三年的一段时间，全靠以人为粮，以船分载活人或腌尸充军粮。
如果把四川人口锐减以及随之发起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全都归结到张献忠及其起义军身上，看来是合乎情理的了，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张献忠在四川的大规模战事只有三年，而在明末清初比较混乱的三十四年中，还发生过明军与清军的长期鏖战。吴三桂的叛乱，号称“摇黄十三家”的遵天王袁韬、逼反王刘维明、黑虎混天星王高、夺食王王友进、邢十万、扈九思、黄鹞子、景可勤、震天王、白蛟龙顺虎、混天星梁时政、王光兴、杨秉允、陈琳等起义军余部的抗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匪患和灾疫……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四川人口稀少，乃至万里无烟的境地，张献忠无疑是承担了大部分的罪名。
还是来看看《蜀龟鉴》一段比较客观的总结：“川南死于献(张献忠)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张献忠)者十三四，死于摇黄(十三家)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这段记载说到了张献忠的屠戮，说到了摇黄十三家的惨毒，说到了瘟疫和老虎的横行，唯独没有说到明朝和清朝军队对四川的践踏。毫无疑问，这种手法暴露了历史和历史学家对于王朝史实的遮掩。真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