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先头部队一箭射死。清军对他进行了“尸体解剖”，结果发现张献忠的心脏“黑如墨，扁而长”，而且没有肝脏。这就是说，在清政府眼中，这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是个没肝没肺的人，而且心黑手辣，怪不得杀人如麻。附近的民众听说清军射死了张献忠，都拿着锅碗瓢盆前去分食张献忠的肉尸，必欲食之而后快，结果“顷刻骨俱尽”，连骨头渣渣都没有了，颇像非洲草原的秃鹰分食被狮子抛下的羚羊。而张献忠的头则被清军运送到成都，残存的百姓抢得首级，用刀砍削，用脚践踏，弄得像一只霉烂的核桃。后来被埋葬以后，据说坟头又生长起许多带刺的植物，谁不小心碰一下，皮肤上立即肿起一个大痈。坟地里又常常有黑虎噬人，因此行人都不敢从那儿经过，只能绕道而行。
随后又是明军、清军、起义军残部之间大规模的拉锯战。至康熙三年(1664)，蜀中酷烈的战乱方告平息。
在战乱和战争平息的很长一段时间，史书记载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堪称当时的“战地见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四川当时的荒凉残破景象很有参考价值。
由于战乱时期不少四川土著避兵祸于深山老林中，因此出现了好几例“野人”和“白毛女”的记载。
《蜀碧》说叙州有人避乱入山，吃的是树皮野果，穿的是树叶草茎，时间一长，“遍体生毛，与麋鹿无异”。有一天在路边觅食，看见官兵持械而过，以为是张献忠的人马卷土重来，因此“飞走入山”。官兵们看见他比猿猴还跑得快，都争先恐后去追。可是一眨眼工夫，那个野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池北偶谈》也记载说，南江县有两个野人，由于长期艰苦的野外生存环境磨炼，能够徒手与猛兽格斗，并且将杀死的獐鹿直接用爪子和嘴撕而啖之。这两个野人还能像猿猴一样在悬崖绝壁上飞奔腾挪，身轻如燕，迅捷如雷。哪怕是家人亲戚来山中找他们，一路呼喊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害怕得疾走藏匿——大概已经被战争的恐惧吓得精神失常。
《蜀龟鉴》记载一则故事更传神，说是汉州入川移民张连义，于康熙甲子年间开荒至简阳凉水井。一天中午，正在田埂上歇息吃午饭，忽然看见旁边的树林里跑出一个不人不鬼的怪物来。说他是野兽吧，又穿着筋筋绺绺的麻衣布片；说他是人吧，全身上下又一团漆黑长了许多毛。张连义的耕夫开始有些惊吓，后来就壮着胆子厉声喝问：“你是鬼就请走开！如果是人，何妨过来喝上一杯！”那个怪物听耕夫如此一说，立刻如飞而至，盘腿坐在地上连喝两盅。耕夫问他姓名籍贯，这个野人拿手指着自己的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连好几天，这个野人每至中午都到张连义开荒的地方讨饭吃。后来熟络了，舌头也慢慢不僵硬，便告诉张连义说：“我姓李，老家在凉水井以南，今年60岁，当年全家族人共有百来口死于张献忠之手，我幸好躲在山林才幸免于难。第二年，张献忠的人马走了，可是虎狼又出来吃人。再过一两年，连马牛犬豕都长出锋利的牙齿噬起人来。我躲在深山密林中，吃草籽喝泉水，久而久之舌头就僵硬得不能说话了。”
还好，这个姓李的避难遗民毕竟像鲁宾逊一样，记住了他藏匿在深山老林中的准确时间：整整40年！可是他不知道当今是何朝何代，张献忠的军队到底走了没有。因此他问耕夫如今到底是何世何年，耕夫告诉他这已经是大清国康熙甲子年啦。听得野人愕然落泪。
四川在明末清初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兵乱以后，出现了虎患，而且严重程度令人咋舌。
《蜀龟鉴》记载说，当时四川地区的老虎很多，因为疯狂进食人肉，所以“形如魑魅”。这些可怕的庞然大物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能够穿破屋顶，跳过城楼，攫人而食。川西北残存的居民为了防止虎患，数十家同聚高楼，而且楼的四周还搭建了坚固的木栅栏。老虎因为无法跃过栅栏，有一次竟然从楼顶上俯冲下来。
村落的遗民到河边去汲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去，必须数十人手持器械协同守护。即便这样，凶恶的老虎还在四周逡巡徘徊。有的地方城池被毁以后，满城都长起了郁郁葱葱的杂树，过去为人看家护院的狗这时候都变成了野狗，长出锯齿般的锋利牙齿，而且跟老虎一样也啖食人肉。
“一犬吠声，千百犬随至，利刃不能攻，非多人持械不敢出。”
《蜀警录》的作者欧阳直说，四川在太平盛世时，从来没听说过虎出为患的怪事，可是自从张献忠离开成都后，遍地都是虎，有时是七八只为一窝，有时是一二十只为一队，升楼上屋，浮水登船，说起来恐怕没人肯相信。
有一次，欧阳直从内江经叙南至泸州，刚走了没几天，就在月光下看见四只老虎，吓得他屁滚尿流奔入乱草丛中，才没有被老虎吃掉。
后来在叙南坐船，看见成群结队的斑斓大虎在沙滩上饮水。经过泸州时，也看见岸上有数十只老虎，沿着江岸鱼贯而行。其中领头的一只老虎可能是虎中之王，面部长满白毛，颈下的毛也纷披着有一尺多长。
虎出为患的同时，蜀中也大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因为在战争那种残酷的环境中，一切农事生计俱废，人心惶惶，要想弄到吃的，也的确不容易。
《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他家年迈的仆人亲口所言。有一次，该老仆发现离家一里的地方，有一个逃难的人饿死在路上，同村的人便商议着晚上去剥皮分肉。但当他们举着火把赶到那儿的时候，却发现路边只剩下一颗人头，肉已经被人捷足先登拿走了。彭遵泗还说他小的时候，看见亲戚中有几个老人，眼珠子黄得像蜡，便询问其中缘故。结果是，这些老人在战乱时期吃多了人肝，导致面色赤黄。
彭遵泗还谈到一起人吃人的官司：
眉州有两个人名叫陈大五、刘尚，家住城南外五里贺家桥。家里有三棵李树，李子熟了却不摘取。原来，他俩是用李子做诱饵，待过路的人去摘食时，便用利刃宰杀之，然后烹食人肉。据说“前后所食甚众”。后来有一个虎口脱险的人，名叫陈五春，告发到官府那儿。官府即刻派人捉拿陈大五、刘尚，两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结果被处以极刑。
接下来，又是匪患和瘟疫。
当时各州县的乱民被称作“土暴子”，“深山大谷中，竖案栅，标旗帜，攻劫乡里，弱肉强食”。虽然一村一镇剩余的人还得为土地奔波，从事农耕，但也十分畏惧这些土暴子的袭击。如果遇到土暴子人数众多，耕田的人就只好撤回堡寨，紧闭寨门；如果土暴子人数少，那么耕田的人就可以拿起锄头扁担与之展开肉搏。匪患既久，农村的耕牛几乎绝迹，后来只好用人力代替牛耕。勉强等到麦子黄熟之时，又遇“强者聚众刈之，弱者夜窃”。值此乱世，耕织俱废。
在荒凉而恐怖的夜色中，在一望无际的黑沉沉的巴蜀大地上，那些聚众为寇的强盗被饥饿和血腥所刺激，“深夜登高望烟火”，寻找有人烟的地方，伺机劫掠杀戮，因此遗民入夜以后都不敢升火，唯以蕨根树皮充饥果腹。土贼还常常在残破的村落间深夜潜行，像饥饿的豺狼，一旦听闻小儿的啼哭声、人的说话声，即排扉而入打家劫舍，因此很多人“不敢室居”。妇女和儿童的情形尤其悲惨，常常“望夕阳匿污莱间”。
《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曾经听他的外祖父王遁庵说，当时王为了逃避匪寇藏匿山中。有一天经过一间茅屋，忽然看见浓烟滚滚，怀疑这儿有人居住，便推门进去察看动静。在一股刺鼻的怪味中，王遁庵看见一口大釜中煮着人掌、腿足等物，惊愕失声。幸好主人外出，否则王本人也可能葬身釜中。
匪患像凶猛的疟疾在战后残破的城市乡村流行，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也适时来临了。
据记载，这些闻所未闻的疫病有如下类型：一是大头瘟，发作时人的头红肿溃烂，“赤大如斗”；二是马眼瘟，发作时眼球蜡黄，并向外凸出如螃蟹；三是马蹄瘟，发作时从膝盖到大腿都又青又肿，状似马蹄。从这些症状分析，可能是肝炎、水肿等病。由于战争、饥饿、瘟疫的流行，许多人甚至产生幻觉，白天看见鬼魅的影子在路上徘徊，晚上这些鬼影又“聚于室中，噪聒不休”。还有人遇见“抹脸魔”，黄昏时，寒噤如冰，面皮自脱。其实也并非是遇上了什么鬼什么魔，而是人病疫发作的一种表现。
当时的幸存者虽然没有死于战争和瘟疫，但面临的现实情况却是很残酷的。比如饥饿和物价飞涨都使他们感到生存的艰辛。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一斗米要值黄金二十两，一斗荞麦值黄金八两。你若用两升珍珠去换别人的一斤面，别人都不肯，因为金银珠宝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没有实质性的用处，而粮食倒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最关键物品。其余如食盐一斤也要卖银数十两，而且得到的人都把盐视作“异物”。没有长大的鸡和猪这些家禽，每只也要卖数两黄金。《蜀龟鉴》的作者刘景伯有一次混在溃兵中，从内江逃往威远，在路上碰见一大群饥民，当时由于刘景伯的同伴很多，因此这群人不敢轻易靠拢。但从他们既饿且贪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是被饥饿折磨得快要发疯的人。这群人一直尾随着他们，而且边走边威胁说：“你们是走不掉的，还不赶快留下二三个人来做我们的饭粮！”
后来又经过一个集市，看见一个少年在街边叫卖“牛肉”。刘景伯一行人已经断粮数日，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于是一窝蜂扑上去，只见少年面前摆着一口大锅，锅里是红赤赤的冷肉和骨头。及至“以手掬食”，方才发现是“人头面及皮骨”。
如此详细地向读者描述清初四川盆地的灾难与痛苦，目的不是用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来刺激读者的感官，而是想说明文明在战争和灾祸面前是多么脆弱。遥想当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是多么富庶繁华。这里山清水秀，人文荟萃，土地肥沃，物资丰富，城市繁华，山村秀美。而战乱年代，所有的繁华秀丽俱被焚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