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量遗留的龟腹甲可以看出，古蜀人在锯取和制作这些龟甲时显得毛手毛脚，比如有些卜甲上还残留着凸出的“甲桥”，许多腹甲宽而薄的边缘未能修整，即使是修整过的，也往往显得参差不齐。我们知道，古人占卜是在龟甲贴肉的一面钻孔烧灼，然后通过另一面出现的裂纹（兆纹）判断吉凶。有时遇到复杂的事情或者为了使占卜更准确灵验，往往在龟甲上钻许多孔，进行大面积多次烧灼，以使裂纹更加丰富。所有这些繁复的工序，包括整治和钻孔，都是为了使龟甲变薄，从而易于灼兆和控制兆纹的走向。
仔细观察十二桥文化遗址出土的卜甲，大约经历过四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流行挖凿圆形孔，由于采取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所以挖凿出来的孔，口径普遍偏大，一般都超过1厘米，而且孔的分布也较密集，有的甚至像打了补丁的衣服一样相互重叠。第二个时期，也就是西周前段，虽然挖凿的孔还时常可见，但已经出现了钻孔，由于是采取利器旋转方式打孔，因而孔径变小了，而且孔的四周也显得十分规整。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更为美观的“猫眼孔”和面积更大的长方形凿孔。第三个时期为西周后期，卜甲数量明显减少，打孔方式均为钻孔。到了第四个时期也即春秋前期，古蜀人好像忽然对占卜失去了兴趣，这时候的卜甲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懒得打孔，而是粗蛮地直接用火烧灼，硬使其背面裂出兆痕来。此外，这四个时期出土的古蜀卜甲，其裂纹面——也就是龟肚子接触地面的那一面都未加修整，保留着原始的“鳞片”和方格状的纹路。
那么，蜀人在取材钻孔以后又是如何进行烧灼的呢？从发掘出土的多数卜甲看，孔内有灼痕，有的灼痕已经越出孔围，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卜甲在烧灼面的反面露出了焦黄的灼印，可见当时用于烧灼的东西温度很高，简直可以用“力透纸背”来形容。据此分析，古人烧灼卜甲可能是使用木炭、燃着的木枝或烧红的金属工具来进行，而后两种方法被使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使用烧得红红的木条或筷子状金属物，轻轻往事先打好的孔里一按，只听“吱”的一响，冒一股白烟，背面的裂纹就出现了。
但可惜的是古蜀人占卜技术普遍不过硬，往往烧出的兆纹走向都不规则，很多卜甲上出现了三道以上的坼纹，出现了如同汉字“人”“丈”“大”“人”等图纹分叉，而中原地区出土的卜甲兆纹走向显然已得到很好的控制，这说明他们的占卜技术要比古蜀人更高明，一般只出现直坼和歧坼两道裂纹，被灼出的图形一般显现如同汉字的“正”“反”“卜”等，而且同一块卜甲只要钻孔是左右对称的，那么出现的兆纹也会左右对称。
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有着发达的占卜文化，这跟成都平原大量产龟大有关系，因为所有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是跟它的物质基础分不开的。四川地区最早的一批龟发现于自贡中侏罗纪地层里，龟龄已有一亿二千万年左右。可惜它们早就死了，变成了冷冰冰的坚硬化石。三四千年以前，在江河密布、湖沼众多的成都平原上，各种各样的龟在张牙舞爪地爬来爬去、游来游去捕食，它们在河滩上留下脚印并产下卵，也在水里划桨似的伸展它们的脚，它们的颈部像蛇，眼睛也像所有的冷血动物一样闪着冷冰冰的光，它们行动迟缓，像背负着命运的大山。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古蜀人对龟类崇拜的习俗被慢慢培养起来，虽然龟类看似笨拙，但却有相当长的寿命，“百年鹤、千年龟”的说法虽有所夸大，但龟活个100岁没问题。十二桥古蜀文化遗址所出卜甲中最大的一块经复原拼合，直径超过30厘米，算得上是一只庞然大龟，而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直径有50厘米，应算是龟中之王了。
也许当时十二桥遗址的蜀王宫殿里就养着许多龟，各种各样，有的在池子里游，有的在岸上的假山上爬，这些龟都很名贵，大多是下面的部族首领进贡的。据《甲骨文简论》一书统计，武丁时期中原商王就共收到各地的龟甲贡品1.2万板。蜀王虽没商王的面子大，但他本人生活在龟的故乡，收点龟甲贡品还不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说龟和成都的关系异常紧密，甚至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传说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命令驻守在成都的张仪修筑成都城，想把成都建成一座有咸阳特色的超级都市。张仪便招来全城的工匠开始筑城，当时筑城现场人山人海，相当热闹。可是筑一次，塌一次，怎么筑也筑不起来，那些平时坚硬的砖石泥土这时都软得像豆腐。张仪很纳闷，一个人站在城边皱眉头，刚好在这时候，发现有只大龟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然后就周旋行走，到了东子城的东南角，忽然翻出白白的腹甲死了。张仪很伤感，便找到巫师问，这是一种什么征兆啊？巫师说，这下好了，你就沿着龟迹筑城，城就不会“颓”了。张仪依计而行，果然成都城就建起来了，没有再像从前那样发生垮塌事故。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成都城最初又名“龟城”。
无法逃避的洪水
十二桥古蜀文化遗址是被一次洪水所带来的泥沙湮没的，洪水是成都平原的老问题，所以蜀这个地方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治水英雄，从早期的鱼凫到秦时的李冰——这种说法也许还不准确，事实上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以前，历代的蜀王和政治家们都必须和洪水搏斗，因为洪水就潜伏在平原周边的山地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如脱缰的野马横扫整个平原。
从考古材料看，已知被洪水湮没的古蜀文化遗址，最典型的要数三星堆和十二桥。当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时，任何远古文明都会在它面前战栗。那种动荡而剧烈的灾难无疑要比火灾和地震大得多，尽管水是一种软性的柔媚的东西。仔细观察十二桥倒塌的木结构房屋，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洪水不是慢慢淹过来的，也不是从不同的方向或者分成几小股冲过来的，而是哗地一下就把一栋房子给掀倒了，用“巨浪滔天”来形容应当是最合适的。在洪水到来以前，这里曾经是人烟辐辏、房屋密集的温馨聚落，古蜀人在这些带回廊的、铺设有木地板的建筑中尽情享受着原始粗犷的生活。然而洪水来了，人们也许预料到这次洪水迟早要来，要不他们怎么会在房子下面打埋木桩，以抬高房屋的居住面呢？蜀王焦急地在宫中徘徊，探子不断送来消息，说洪水已经到了某某区域某某城，蜀王的脑子里就一下子浮现出一排排巨浪，巨浪里漂浮着他的黎民百姓。有办法阻止这场洪水吗？没有，唯一的办法只有弃家逃离。蜀王在传说中尽管是三头六臂，神力无边，但在真正的洪水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随着洪水拍击土地和建筑的声响的临近，一大片面积宏伟的古蜀人居住区就要被无情地淹没了。那些本该与房子合为一体的方木雕梁、房檐地板顷刻间坍塌了，它们被湮没在浑浊的洪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蜀王临时制作的木船像诺亚方舟一样在洪水中漂了起来，无助地在水面上打着转。这时候蜀王的眼睛是湿润的，声音是嘶哑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看见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百姓在水中挣扎沉浮，心里一定比刀扎还难受。
古蜀时期的洪水到底有多大？据《蜀王本纪》记载，古蜀时期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杜宇统治时期。“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这次洪水简直跟人类洪荒时代的洪水一样，一旦淹过来了，就再也找不到陆地，可见当时的洪患是多么严重。唐代诗人岑参写过一首名《石犀》的诗，记录他耳闻的古蜀洪灾，诗曰：“江水初荡谲，蜀人几为鱼。”你看这个岑参真是黑色幽默的鼻祖，明明江水都泛滥起来了，他还有心思开玩笑，说蜀人差点变成了鱼！真是鱼倒也罢了，鱼毕竟还可以摆动它柔软的尾巴和灵巧的鳍游泳啊，但是人不行，人在洪水中只能像被打昏的鱼一样东碰西荡，最后一命归天。
滔天的洪水席卷了十二桥的壮丽建筑，然后又像失去兴趣般慢慢退去。逃走的古蜀人回到他们过去的居所，只见满目泥沙，一片荒凉，哪里还有当年家的影子？他们呆呆地伫立在远处看了半天，最后叹息一声，转身走了。洪水带来的草子树根在遗址上生根发芽，后来，有好几个部族的人从这里经过，他们只知道这是一片被洪水湮没过的野地，他们不知道底下还埋藏着大量的建筑。也许有人提议，我们干脆在这片开阔的野地上建一个聚落吧。但首领说：这块地连兔子都不来拉屎的，你看它多蛮荒多背风水，我敢肯定从来就没人在这生活过。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知道这里曾是古蜀王国的一个庞大聚落。直到1985年的冬天，我们才偶然发现这应该是被埋葬掉的三千多年前的古蜀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