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汉代的考古发现与秦或古蜀时期完全不同，以前的大型王家墓地、青铜或铁的兵器、精美的祭祀礼仪用品、秦国士兵的墓葬等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湮没了，出土的汉墓文物更多的是呈现出平民（或富人）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些图景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和鲜活，如此具有生活气息，以至于我们通过考古发现本身就能复活汉代成都的生活景象。
镶嵌着画像砖（石）的典型汉墓
1981年，成都地区的考古学家在市郊土桥镇西侧发现一处高8米、直径约50米的大土包，经过发掘，证实这是建在一起的两座东汉墓葬，两座墓之间相距约4米。当墓顶的封土被一层一层揭开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四个盗洞。盗洞中尚残留着当初盗墓贼从此出入时，打碎和留下的众多陶器铜器残片。清理中发现这两座汉墓的封土是人工夯筑而成，当初建坟时使用过板夯和杵夯的方法，至今墓上的封土仍十分板结坚硬。墓顶的封土被去除以后，考古学家找到了通向墓门的甬道，这两条甬道一条长2.54米，一条长2.7米，甬道的前端砌有土墙照壁，而两侧和地下则为用砖砌成的立壁和利于排水的弧形地砖。由于这两个墓都曾被盗，因而坚实的石门被撬开，有一扇门的下角还被无情地打碎。进入墓中，发现这是两间用石头和砖砌成的拱形墓室，每间墓室又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墓室长6.8米、宽3米、高2.95米，而后墓室则分成两个各长4.1米、宽2.5米、高2.45米的东西双室。墓中的木质葬具和墓主人的尸骨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已腐朽不堪，仅留下少量的骨渣供后人凭吊。虽然墓中随葬品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墓室内显得零乱不堪，但考古学家们还是被墓室和甬道两侧的画像砖（石）牢牢吸引了，因为这些刻在砖（石）上的画像内容是如此丰富鲜活，以至于将汉代成都的社会风情都展现无遗。
第一座汉墓的双扇墓门背面画像内容为：西扇门上部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朱雀，下部是由一男一女二人组成的图像，妇女面目清秀，穿着一袭宽大而柔软的衣服，头上绾的高髻如乌云一般，细嫩如藕的左手从宽大的衣袖里伸展出来，纤纤玉指擎着一面铜镜，正在顾影自怜。男子的形象则较为朴实，头上缠着包巾，宽大的衣服长及膝部，双手正握紧一支木杵在从事舂米之类的日常劳动。东扇门的背面上方也刻着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下部是一个腰部挂着环柄刀、双手执戟的英武的武士形象，尽管这扇门的下部已被盗墓贼打坏，但武士的形象还是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后墓室墙壁也有三组自上而下的画像，工艺十分精美。最上面一组画像为“狩猎图”，画的是一个狩猎者在群山中追逐野鹿的情景，张开的弓箭犹如满月，野鹿飞奔的姿态十分灵敏轻捷，接下来是紧依群山的潺潺河流，河流中的游鱼摇头摆尾，鸟儿们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这幅狩猎图再现了汉代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面貌，潮湿的气候和低洼的地形使得平原上河泽密布，林木繁茂，那些美丽而轻盈的梅花鹿顶着树杈似的鹿角在平原上跳跃奔跑，而各种各样的鱼则在河泽中嬉戏生长，这是从古蜀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的自然景象，都被收录在汉墓中的石壁上。第二组画像为武器架和织布机，巧妙地把战争与和平生活连在了一起。武器架上的叉、戟、矛、弓、弩、箭等都排列得十分整齐，像是校场边上等待人们操练的一堆武器；在武器架旁边还高高立着一根桅杆，桅杆顶端爬着一只顽皮的猴子；而桅杆下有一匹骏马和一辆大篷车，好似在等待着军令准备出发。画像上的织布机共有两台，一台的结构较为复杂，而另一台的结构则较为简单，跟我们现在偶尔能看见的织布机几乎没有两样。整幅画面没有出现人的形象，但浓郁的生活气息已经扑面而至。第三组画像为“酿酒图”，对汉代成都酿酒作坊的生产全过程作了精细的描摹，有女郎从井中提水，有牛车送来谷物，然后是一组制酒工艺的流程图，包括炊煮、酿造和发酵，最后芬芳的酒液都被注入巨大的瓷坛中陈列出来。酿酒作坊的四周还有许多鸡鸭禽兽，它们像是闻到了酒糟的香气前来觅食。看来，汉代成都的生活景象就犹如这幅“酿酒图”，充满了欢乐、自足而真实的日常生活气息。
此外，第一座墓的东后室后壁还刻有一幅“养老图”，描绘老者怎样受到社会和家庭的赡养。这似乎是一个富家院落的黄昏景象，主体建筑是一座廊庑式的双层楼房，楼上的回廊曲折有致，楼房的旁边还有一座象征富裕的粮仓，仓的后面生长着一棵高大笔直的棕树。一个环佩叮当的侍女从楼中出来，她手中所执的物品可能是一块烙饼，也可能是一块蒸馍，她把家中备好的食物送往棕树下，因为树下有一个手扶鸠杖、席地而坐的老者正在那儿乘凉。这个送食的女子的身份可能是家中的侍婢，也可能是这个颐养天年的老者的媳妇。《续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的赡养美德用了如下九个字：“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籽。”那个时代，耄耋之人是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在这个农家院落的前方，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有两个人在踩碓舂米，有一个人在水田里插秧，远处河流和湖泊中的小船静静地行驶着，天下一片太平。
第二座墓的墓门上也有几组石刻画像。西扇门上部画的是一只长了翅膀的卧鹿，神态极其安详。下部描摹的是一对夫妇形象：男人头包帻巾，身穿长服，跪捧书卷正沉醉在阅读的快乐中；而他的妻子则在一旁对镜梳妆，头上是浓密的高髻。东扇门画的是武库图，旁边有两个士卒把守，地上还有一只神情警觉的守库犬在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武器架上陈列着十八般兵器，显示出汉代备战备荒的生活现实。第二座墓葬墓门的门额和门枋上也有画像，分别画着昂首展翅的朱雀和口含宝珠的龙虎。
两座汉墓的墓室中均镶嵌有统一烧制的画像砖，画像砖构成的长卷像《清明上河图》一样，为这座地下墓葬营造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场景，换句话说，它把汉代社会的时代感逼真地呈现出来了。这批画像砖的内容包括帷车、小车、骑吹、丸剑起舞、宾饮起舞、宴景、六博、庭院、盐场、市井、弋射收获、骈车、馈赂等，从宫廷贵族一直到市井平民的种种生活习俗都如实地展现出来了。
残留的随葬物
虽然这两座汉墓被盗情况严重，但残留下来的随葬物品仍然十分丰富。
瓷器有青瓷罐、青瓷碗和青瓷盏，这批成都当地窑所烧制的瓷器虽然没有宫廷官窑的产品出色，但也有着细腻的胎质和鲜艳发亮的青釉。出土陶器的品种很多，包括陶罐、陶钵、陶盘、陶碗、陶灯台、陶制的神树、陶制说书俑、陶制持镰刀俑、陶牛、陶蟾蜍、陶鸡、陶狗等，营造出生活的原生态。陶制的盘碗不用多说，它是东汉时成都人饭桌上的餐具，既简朴又实用。而一盏陶制油灯台的出土，则把我们带回到东汉时期的某个夜晚，一盏荧荧的油灯照亮了古人的帷幔和厅堂。这盏灯高33厘米，下面的灯座呈喇叭口，灯柱从灯座上笔直地生长出来，灯柱的中间是一个浅口的盘子，用来装盛燃油。如果把灯芯装上，这盏汉代的陶灯或许可以照亮现代人怀古的情愫。陶俑是汉代墓葬出土较多的随葬品，表现了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这两座汉墓中出土的说书俑，就表现了市井说书艺人的风采，他们当时也跟现今成都说书人一样，喜欢在成都的茶馆里用幽默而滔滔不绝的话语说上一段。这尊说书俑残高24.7厘米，头上的发饰是椎髻，上身袒露，右手抱着一只鼓，神采飞扬，咧开的嘴巴里仿佛正有精彩的故事源源流出，整个面部的表情活泼滑稽，肩膀一高一低，神态夸张。他大概不是说的一般的评书，而是说的大鼓评书，每说一段或说至高潮，就会用他灵活的手指咚咚打鼓营造热闹的气氛。
持镰刀俑无疑是汉代成都农夫的缩影，依然是汉代成都男子的标准发式，即将长长的头发绾起来，归结在头顶弄成椎髻。由于正在收割谷物，所以他不能穿长大而宽松的衣服，而是一身短衣服，显得十分精干。其余陶制品像牛、癞蛤蟆、青蛙、鱼、狗头、水甲虫等，则充分反映了汉代制陶艺人对现实生活细微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陶牛的形象十分肥壮，水甲虫的形象十分逼真，连癞蛤蟆身上凹凸不平的包块、鼓突的大眼睛和夸张的大嘴都被雕塑出来。这些动物曾活跃在汉代成都平原的田边地头，以至于被汉代的制陶艺人信手拈来模仿做成随葬的物品——也许这些陶器是墓主在生时的玩物，死后才被安葬于地下，静静地陪伴主人度过他们的九泉生涯。
此外，出土的陶器中有一件残缺的女俑，头部的缺失使我们无法看到汉代成都女子的容貌和发式，但她身上穿的一袭长衣却给人温暖的感觉：宽大的衣袖挽起来露出温润的手，衣服的扣子开在右边腋下，衣服上褶皱的流动感很强，表明这身衣服是丝质的。整个人物的造型雍容华贵，她大概是汉代成都有钱人家的太太吧。
这两座汉墓还出土有一只“储药罐”，罐高19.8厘米，罐内的残留物经化验有以下九种药物：朱砂、雄精、雌黄、胆矾、花蕊石、磁铁石、银金石、石英卵石、石灰石、卵石。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古代药物，为何要将这些药物随葬？看来，其目的除了防腐之外，可能还跟墓主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汉代成都地区道教十分盛行，这九种药物是不是墓主人生前炼的长生不死丹药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