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士兵的安葬之地
强大的秦国灭掉偏安一隅而不可一世的蜀国以后，延续了一两千年的古蜀文化被中原文化的浪潮所湮没，高贵的古蜀国国王躺在巨大的船棺中化为骷髅，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在成都平原广阔的地域里，秦国的官员和士兵开始推行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政策，封闭的蜀地开始鼓荡起浩大的中原文明之风。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完全有别于古蜀时期的文化风貌，大型的中心聚落和发达的祭祀文化泯灭了，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当时历史变迁留下的痕迹。1992年3月中旬，成都的考古学家在成都东郊桃花盛开的龙泉驿发现一处大型的秦人墓群。上百座墓葬有规律地排列在近万平方米的区域内，井然有序的地下组织让人想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使人不得不赞叹这的确是一个统一和规范化的时代。
这处大型的秦人墓群密密麻麻分布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北干道两侧，考古学家对其一一清理时，发现这些墓葬的排列是有规律的。
首先，朝向都是正东西向；其次，整个墓群被分为四个井然有序的内部组织，就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被分为一号坑、二号坑和三号坑一样，代表了不同的军种或军种中的不同组织。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是秦移民墓，但秦代的戍边部队本来就是半军事化的组织，除了戍边任务外，还有拓垦任务，比如秦始皇派往岭南的50万戍边部队，最后几乎都改变了军人的身份，而与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了。这批墓葬的形制都是竖穴土坑式，坑壁上敞下收，口大于底，从壁部凹凸不平的潦草迹象分析，这些墓主的地位都不高。但从墓的大小和椁板的规模看，也有下级军官和一般士兵的分别。比如最大的一个坑穴长3米、宽1.8米，而最小的坑则只有2.9米长、1.4米宽。用于安葬的椁板一般长2.7米、宽1米左右，而有的则较大，长宽度均超过许多。更为重要的是，椁板的质量和厚度也存在很大差别，其中地位最低的人只能享用最简单的葬具，这些葬具有的仅用几块椁板象征性地置于椁室两壁和底部，椁板厚薄不均，板与板之间的卯榫拼合也是缝隙较大，修造得十分简陋。按照《礼记》“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的有关棺椁的使用原则，可以看出这些墓主的确存在一种等级上的明显差异。
木椁不是棺材，它只是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简单拼合，还没有棺材特制的外观和较先进的加工技术。当初下葬时，这些秦人墓的墓坑被挖好以后，先是在底部铺上两根木头作为椁垫，然后再把木板沿着坑壁拼装起来，拼好以后的木椁就像一个简易的柜子。等将尸体装入椁中之后，再在椁与坑壁之间的空隙处填充大量的膏泥，以防潮防腐。在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发现这些膏泥有灰、白、青三种不同的颜色，而且质地异常细腻。黏性极强的膏泥中未见任何杂质，绵软的膏泥就像是被搓揉过一百遍的上等面粉，被严严实实地填充在椁与坑壁之间的空隙里。古蜀人曾经在蜀王族的船棺墓中大量使用膏泥，由于膏泥有密不透气的特点，所以能有效地起到防潮、防腐、防氧化的作用，是古蜀地区最常见的墓葬必需品。
当秦国的士兵躺在用蜀地的膏泥密闭的坑穴中时，如果他们有灵魂的话，一定能真切地感受到蜀文化对他们的侵袭。这些来自异乡为国服役的士兵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悲苦的命运以及秦王对他们的不公？从随葬的物品中，考古学家发现两种文化混同的现象，即大量的秦文化遗物中掺杂着许多蜀文化遗物的现象。
秦文化遗物包括铜器、铁器、陶器、印章以及大量的“秦半两”钱币等。铜器中有盘子、带钩等生活用品，这可能是这批秦国士兵在军营中的餐具或其他生活必备品；而铜器中的兵器则大多为锋刃和前锋十分锐利的矛，它是秦兵平时随身携带的作战武器。另外，在铜印中发现一枚刻有“杨悲”二字的印章，这个名叫杨悲的人可能是驻守在成都的一名秦国下级军官，每当要发布军中命令时，他便会从腰间取下这枚铜印，哈上一口气，让他的名字和军令同时传达到士兵中去。“秦半两”是秦国的一种铜币，现在这些锈迹斑斑的铜币都堆积在秦兵尸骨的两侧，多者达230枚，少者仅有两三枚，这些货币可能是一名士兵的俸禄和平时积蓄，死后都跟随他们长眠地下。以上生活用具和兵器，应当是一名远古时期的士兵所拥有的全部家产了。秦人墓中大量的铁器相继出土，令考古学家们感到兴奋。这批铁器除了剑、戈等兵器外，更多的是镰刀、斧头、凿子等生产用具，这说明秦国驻军在成都不光要镇守边关，同时还要从事生产劳动，以满足军营中的粮食需求和垦殖需要。
秦人墓中出土的蜀文化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等。铜器中最典型的器具是兵器中的钺、戈、矛和生活用具中的鍪和釜等；陶器则是大家所常见的圆底罐和尖底盏，上面的纹饰均具有十分鲜明的蜀文化特征。最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在部分墓穴中发现了桃、李等水果核，大概果核和谷物一样都是属于随葬的吉祥物。蜀文化遗物中彩绘漆器的出土是一个亮点，它把士兵们枯燥严肃的生活一下子渲染得活泼有趣了。这批漆器包括盒、盂、杯及动物模型等竹木器，彩绘图案鲜艳繁复，反映了蜀地漆器手工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也许还记得成都商业街蜀王家族船棺墓葬中出土的大型漆器，如几案、编钟架都是比较大型而华美的宫廷用品，而鲜亮的彩绘漆器制品当时已经流传到了秦国军营中。
成都近郊秦人墓的发现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印证了秦国曾在成都大量驻军这样一个事实；其次，为我们了解秦国军队的编制、等级以及日常生活状态提供了实物根据；再次，蜀国被强大的秦国统一之后，中原文化日益深入蜀地，成为时代的主流，但蜀文化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秦国士兵施加着影响。
上百座的秦人墓按照同样的方向陈列在成都这座城市附近，木椁上面是细颈的或鼓腹的陶器，木椁内是随葬的铜、铁、漆器和钱币等。秦国士兵的尸骨经过两千多年的埋藏，已经变得腐朽不堪，我们已经很难把这些残留的骨渣跟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士兵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严密的军事化的安葬制度也和兵马俑一样，在地下延续着一个辉煌的旧梦。
成都城里的秦国驻军
在秦人墓被发现以前，我们只知道当时的秦国在成都修筑了一座秦城，用以屯扎秦国的军队，虽然广阔的巴蜀大地已经纳入了秦国的版图，但用军队来维持秦国在蜀地的统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组织成都秦城修建工作的是秦国的宰相张仪，他是秦国灭蜀战争中的英雄，曾经率领着秦国的金戈铁马翻越秦岭，沿著名的金牛道南下，一直把蜀国最后一代君王开明十二世追杀到今彭山县境内。好色而荒淫的开明十二世虽然顽强抵抗，但哪里是气贯长虹的秦军的对手，一路被追杀得屁滚尿流，逃到今彭山县境内时已经疲惫不堪，最后被秦国军队剁为肉酱。秦国得到了宽阔而肥沃的成都平原，终于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但当时蜀国的王太子和平民百姓对秦国还抱有陈见，亡国的伤痛还在每个人心里时时发作，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大量存在，因此修筑一座雄伟的城市来镇守蜀地就成了当务之急。
虽然成都在蜀国统治期间已经形成了城市的雏形，比如像金沙遗址这样的大型聚落以及十二桥商周遗址那样大片的宫殿区和居住区，但离真正的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张仪按照当时咸阳城的格局开始在成都修建真正的城市。开始筑城时，由于张仪对成都的地理环境不熟悉，所以修一次塌一次。据史籍和传说记载，后来还是一只江中的大龟浮现出来，为张仪指引了筑城的方位和路线，张仪最终才将成都城修筑起来。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成都平原水系发达，土质疏软，张仪未能充分掌握这些知识，便贸然筑城，这才是张仪筑城“屡颓”的最根本原因，龟的出现只不过为这次史无前例的筑城行动增添了一点神秘色彩而已。公元前310年筑好的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的确算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
一般来讲，张仪所筑成都城被视作成都建城史的开端，这是史籍的说法，而通过考古材料看，成都城的雏形早在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只不过张仪使之“与咸阳同制”，正式纳入中国城市建筑的序列而已。秦国的士兵驻进了这座高大巍峨的城市，城墙上猎猎飘扬着秦国军旗，身材高大的秦军士兵面容严肃地站在城门和堞楼上值守，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跟兵马俑坑所出兵器一样锋利。这座最初的成都城整日里飘荡着马粪的味道，闪烁着刀光剑影，当地的民众看见这些威武高大的秦国士兵在城外的空地里操练拳脚，都感到心惊胆战。后来，成都平原人民的反秦情绪逐渐低落，秦国才又在秦城（又称龟化城、大城）旁边修筑了两座少城，用来安置当地的商贾和平民。
秦国驻军在成都执行军事任务，开垦荒地，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他们逐渐喜欢上了成都的陶器、漆器等手工制品，喝酒的杯子、洗脚的陶盆都是成都本地所产，他们还学会了一两句成都话，平时也穿着蜀人的衣服到少城里去闲逛、喝酒，还可能对酒店里的某个女子心生爱恋。这样的生活尽管不错，但他们毕竟是在异乡服役，思乡的念头还会在他们心中时时浮现。最不幸的人就是因生病或零星战斗而丧命的人，他们的尸体被运送到成都东郊的一个墓地里，战友们用锄挖好土坑穴，然后装上临时准备的木椁，再把他们的尸体和平时喜爱的东西埋葬进去，战友们向死者默哀时的目光显得孤独无助，就像神情逼真的兵俑所呈现给我们的面部表情一样。
这个墓地成了秦国士兵的一座公墓，一个接一个的异乡人被安葬在这里，没有墓碑，没有纪念的文字，两千多年前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是那样的无足轻重，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坑穴和木椁的大小以及随葬品的丰俭来判别他们是普通的士兵，还是低级职位的军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