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蜀国漫长的历史中，柏灌、鱼凫、杜宇三代蜀王都有可能曾经是成都平原三星堆古城的主人，他们取代前王登基时，是在一种正常的权力范围内进行交接的，而每一代蜀王登基时，都可能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
大典当天，三星堆古城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来到祭坛四周，空气中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新的国王手执金杖，头戴皇冠，身穿法衣，拾级而上，威严地登上了祭坛的最高处。他的目光镇定自若，步伐也显得矫健有力，他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他将在众目睽睽下接受全城人民的朝拜和祝贺。早几天，负责“封禅”仪式的大法师就已择定了这个黄道吉日。我们仿佛看见三星堆古城上的天空是蔚蓝的，太阳像一只灯笼一样挂在城头上，微风轻轻吹来，暖洋洋的太阳照在古蜀人的脸和脖子上。人们把祭祀天地众神的礼器都从国家宗庙中搬了出来，按顺序摆放在祭坛四周，在祭坛下面还堆起了一堆堆柴火。
根据对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骨渣的化验分析推测，这次封禅活动牺牲准备得十分充足，有鹿、象、猪、牛、羚羊等。举行祭祀活动时，负责宰杀的屠夫们提着明晃晃的刀围着这些动物跳舞，三步一停或五步一摇；稍远一些的空地上，几十个工人正拿着石锄石铲挖掘土坑，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拿着一根皮尺似的绳子在那儿量来量去。所有的工作都按照事先的安排，准备得有条不紊。一阵锣鼓声响，“封禅”仪式开始了。新的蜀王在大法师的陪伴下站在祭坛的最高处，向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发表就职演说。过后，那一圈堆成里三层外三层的干枯柴火被点燃，大火熊熊燃烧，浓烟滚滚，上达天庭。堆放在柴火中的刚刚被宰杀的牺牲和从国家宗庙里搬出来的礼器，也一同葬身火海，此时，人们闻到动物的皮肉和骨头被焚化的焦煳味，青铜也在高温下碎裂和熔化。
伟大的国王孤独地立在祭坛高处，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庞和头上的高冠，风撩起了他身上的法衣。他把双手轻轻地合于胸前，长久而默默地祷告着，他想遍告天地山川诸神，从今天起我奉上天之命行使国王的权力，我愿你们保佑这方人民衣食富足，安居乐业，保佑我的基业万代长存，一切战争、洪水和瘟疫都将远离我们。接下来，三星堆古城的臣民们开始饮酒狂欢，并围着那一堆堆尚在燃烧的柴火欢呼雀跃：哇哇，祝我们尊敬的蜀王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人们兴奋地把尚未冷却的骨渣、灰烬和各种烧坏砸坏的礼器一筐筐往坑里倒。
既然封禅仪式是一场喜庆活动，为什么人们还把各种礼器砸烂烧坏呢？殊不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祭祀多有这种风尚，比如，江西的“新干大墓”是与三星堆祭祀坑同时代的古代遗存，共出土玉、铜、陶等器物近2000件，其中大部分器物在埋藏前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玉器中的璧、琮均残缺不全，三件大玉戈被折成数截，铜器中的重器圆腹鼎被人为地砸出了两个窟窿，铜刀、铜剑和匕首等也被折成数段。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破坏行径或发泄性行为。在古代，祭祀礼器属国家庙堂重器，一般人哪来那么大的福气消受，只有被神化了的国王、天子才配享用，所谓“神器有命”是也。因此，焚烧或打砸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敬畏，而非轻亵。尤其是当这些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山川时，心中的虔诚必然导致人们把这些礼器无私地奉献给神灵，而打砸与否关乎神灵们最终是否得到这些东西。
封禅仪式在中国古代的中原并不多见，这大概是由于频繁的封禅会导致大量的国家重器流失，有损国力，所以，即使是国力强大的君主们也不敢随便举行，因此留下的遗存也十分稀少。司马迁曾以总结和告诫的语气说：“封禅之符罕用。”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中原的情况，而在古代蜀地封禅仪式看来还比较盛行。根据两坑发掘报告，我们知道一号坑和二号坑不是同时营造的，而且早期的一号坑所埋器物比二号坑数量更少，贵重程度更低，这恰好说明两坑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出现的封禅遗迹。一号坑的封禅仪式要简约一些，而二号坑的封禅仪式要隆重一些。
结缔同盟
在诸侯林立的商周战国时代，尽管战争像田野里的风一样连绵不断，冲来突去，但与之相伴的盟会活动也十分频繁。在《春秋》所记的242年中，诸侯列国间的军事活动（战争、侵略、吞并等）共有483次，而具有和平性质的盟会活动也毫不逊色，达到了450次。由此可以推论，古代的人们并非荒谬和愚蠢到只喜欢战争的程度；相反，对于和平的爱好和追求才是他们所企望的。《释名·释言语》解释“盟”字时说：“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春秋正义·鲁隐公元年》则将盟誓说得非常形象具体：“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违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翻成白话就是：各位神明你们听清了，我今天与某某结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万一谁人违誓，你们一定要降罪于他，使他和这些被宰杀的牲口一样喉咙出血，立时毙命，死无葬身之地。
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实际情况看，3立方米的动物骨渣，都是在焚烧前被放过血的，而歃血是盟誓的主要特征和手段之一。在侯马东周盟誓遗址中，我们即发现大量被使用的牺牲，只不过三星堆祭祀坑的牺牲都是经过大火焚烧的，其中原因当然不排除地域文化和习俗的差异。盟既然是“告誓神明”，那么焚烧时的滚滚浓烟不是能更好地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吗？
形态逼真的青铜大立人像和各类人头像、青铜面具到底是指古蜀人供奉的神巫，还是属于当地不同部族的“族徽”标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青铜人头像的发饰、冠饰为何出现多种差别？为何有的青铜头像上还戴着金面罩？青铜面具造型也不同，有“纵目面具”“人形面具”“兽面具”。难道三星堆王国所供奉的神灵是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吗？古蜀人难道搞的是“多神教”，信奉的是驳杂多样的信仰体系？这里面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深究的地方。
三星堆出土的人头像、面具虽然具有神的气质，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同样具有人的特征，比如青铜大立人像身上穿的衣服以及人头像变化多端的的发型，它们的形象很可能就是成都平原及周边不同部族人民的造像。《蜀王本纪》云：“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因此从服饰文化上来说，椎髻和左衽（两片衣服抄拢在左边腋下开口，并从上至下缝制纽扣）是古蜀人的重要特征。古代西南地区较大的几个族团通常也以发式相区别，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魏略·西戎传》记载，夜郎、邛都、滇和觉的部族均梳椎髻，而氐、嶲、昆明等民族或部族脑后留发辫。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像中，上述两种发型都有，如包括青铜大立人像在内的戴冠者和插笄者，其发饰均为椎髻；青铜人头像中又有不少发饰梳成发辫的形象出现。因此，我们感觉这是一个以蜀国为中心的西南族团大联盟，当中有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地地道道的蜀人，也有来自更远地方的氐、嶲、昆明等部族，他们组合成一个大的地方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