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石斧大多数长10厘米左右，最长的也仅13厘米，显然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其余遗址中出土的类似工具还不如三星堆出土的长，比如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出土石斧两件，一件长7.5厘米，另一件长7.2厘米；新繁水观音遗址已公布的一件出土石斧，也仅为9.5厘米长。事实表明，成都平原古蜀文化遗址中缺乏长度在20厘米以上的大型石斧，最大的一件是三星堆遗址的采集品，长度为17.8厘米。同时，诸遗址中也未发现石铲、石锄之类的掘土工具，其他材料和质地的生产工具如骨、蚌等也难觅踪影。与此相反，中原地区的商周遗址中却有大量的石锄、石铲、骨铲、蚌铲出土，这种显著的差异值得人们深思。
然而，另一方面，成都商周遗址中出土的石制砍砸器数量却很多，如：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140件石器中，盘状砍砸器就占了43.9％；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也出土打制的盘状砍砸器51件，而磨制的石锛和石凿数量分别只有1件和4件。考古学家们对这些磨制的砍砸器进行微痕研究和模拟试验表明，这些盘状砍砸器主要是用于加工竹木材料。我们在对比过程中还发现，蜀地发达的盘状砍砸器在中原却极其稀少，这不能不说明两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农业生产工具各自的特点。
那么古蜀人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来完成农业生产中从挖掘、耕地到播种的全过程？这个问题，蜀中的考古先辈们早就注意到了。冯汉骥先生首先提出：“不过在考古中很少发现当时的农具，想其主要为木制所致。”童恩正先生也提出：“史前时期西南地区的坚竹硬木可以作为掘土的工具，这种竹木工具，在本地区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有纪年时代，其有效程度不但超过石器，有时连青铜器也难以与之比拟。”结合成都平原的地理条件和土质状况来看，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成都平原本身为一河流冲积平原，土质相对松软，用竹木之类的工具掘土一定有刀叉分割蛋糕一样的便利功效。相反，使用石器倒显得笨拙和不便了。
竹木工具与石器，看起来只是古蜀人随意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实践才作出的，并非异想天开。毛泽东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四川盆地西部的雅安地区曾出土过一座沙溪遗址，发现的石器主要为有肩的大型石器，包括有肩石铲11件、有肩石斧63件，而且石斧的形体“硕大”，一般长度在20厘米左右，大的甚至超过30厘米，其突出的肩部显然是为了绑缚长柄而特意制作的。雅安离成都不远，为什么那里的蜀人要把石制生产工具制作得如此硕大，难道他们的身体比成都附近的蜀人更强壮？非也！原来是雅安和成都的地理条件不一样：成都的土质疏松，而雅安是一个丘陵环抱、河谷台地交错如犬牙的地方，土质相对板硬。
成都平原用于农业生产的竹木工具被铁器所取代，应该是在秦统一六国以后，这时候中原文明之风推开了古蜀国的窗子，大量的技术革新和先进文明纷纷拥入，早期的石器竹木工具渐被淘汰，成都平原也因之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朝花夕拾杯中酒
古蜀人是成都人的祖先，当现代成都人穿时装、喝啤酒、看电视、逛商场的时候，会不会怜悯我们祖先生活的单调乏味？我们多半会认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天扛着竹木工具、石器或渔网下田下河，遇到灾荒年月，还得为填饱肚子东奔西走，生活肯定枯燥乏味，缺少娱乐和美食。其实不然，古蜀人的生活跟我们一样是多姿多彩、充满情趣的。也就是说，现代成都人的生活情趣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培养起来的。在三星堆遗址内，考古学家们曾经发现大面积的古蜀人生活区。经过发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10平方米左右的“温馨”小房舍，其结构为古蜀时期通行的木骨泥墙式，同时还发现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子以及抬梁结构的厅堂。房舍厅堂间，有道路沟渠、小桥流水，形成一个充满生机的紧密聚落。在这些远古人类的遗迹中，很多弥漫着人间烟火的东西被发现：有上了漆的酒器和食器，还有用于歌唱演奏的石磬、陶埙等乐器，再加上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如虎、象、牛、猪、鸡、羊、杜鹃、鱼、蛙等，构成了一幅十分鲜活的日常生活图画。
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层中，有一个面积不大的灰坑，其中摆放了21件大小不等的瓶形杯，中间搁置一把陶蚕，周围还有许多平底盘、豆、小平底罐等酒器食器。如果把盘中热腾腾的菜端上，把甘洌的酒灌满杯中，三五个穿着布服的古蜀人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喝，你会羡慕吗？如今，那些布服飘飘的古蜀人早已随着酒气一起蒸发了，空留给我们一些干涸的装满泥土的古老酒器。根据众多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分析，当时蜀地的酿酒技术丝毫不比中原逊色，其酒器的种类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从酿造器皿到盛酒器皿，从饮酒器到舀酒的勺子都样样齐全。
酿造器 三星堆出土的陶制酒器中有一种高领大罐，通高40余厘米，腹部如孕妇的肚子般圆鼓，直口高领，下腹部作反弧线内收，底部再接小平底。从这个陶罐的形制看，它是古人酿酒的绝佳器物。首先，酿酒的条件之一是必须造就一个密闭的环境，才有利于酵母的发酵和避免其他杂菌入侵滋生，这种高领陶罐的直口正好便于封闭。其次，罐内粮食和酵母菌的繁殖需要一定的温度，最好为28℃～30℃，所以夏天温度过高时一般不宜酿酒。而在冬天温度过低时又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给容器加热，这种陶罐下腹部呈反弧线内收恰好易于受热，而不稳的小平底又适合放在松软的柴灰中受热。由于它在设计上的独到和合理，已有学者将其命名为“三星堆式发酵罐”。
饮酒器 三星堆出土的陶质饮酒器包括觚和瓶形的杯，其中尤以瓶形杯的数量最多，它的外形粗看像是北方烫酒用的陶瓷酒瓶，器形细长，容量在200毫升左右。设计上充分考虑了饮酒的需要，即开口呈喇叭形，这样便于吮啜，瓶颈细束可以保证下面的酒糟不随酒液进入口腔；而容器中最大的空间在底部，也是为了有足够的容量盛酒。
盛酒器 古蜀时期的盛酒器主要有瓮、缸、壶三种，从已经发现的酒缸残片看，缸壁厚度约1.2厘米，腹径超过120厘米，可以算作是一个结实的大酒缸了。酒壶的样式则多种多样，有短颈长腹的、长颈圈足的等。
舀酒把勺 三星堆及其他古蜀文化遗址均发现有“鸟头形把勺”，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它就是把酒从缸中舀出来的一种勺子。这种勺子的把柄很长，把头部雕塑成各种长喙的鸟头兽头或钩形，便于勾住酒器口沿，使之不致沉落酒中。
古代成都酒器颇多，酒文化发达，那么用于酿酒的谷物和其他粮食也一定十分丰富。《山海经·海内经》中就曾记载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文中“都广”为古蜀地，即今之成都平原。你看，有菽、稻、黍、稷也就罢了，还要加上一个“膏”字，简直把成都平原出产的谷物说得来饱满流油。
谈到酒器，我们还不得不说说古蜀国的青铜酒器，经电子探针检测，古蜀国所产青铜酒器的含锡量为4.42%～8.56%，含铅量为15.07%～29.9％。这个结果把我们吓了一跳，因为古蜀国青铜酒器的含铅量和含锡量的确太高了，这个比例比殷墟妇好墓铜器的含锡量和含铅量分别高4.42％和11.6％。而且蜀国青铜器均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锌，他们用的是无锌矿。反观中原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则多含有锌。过去，曾经有学者认为古罗马和殷商贵族的寿命一般不长，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使用含铅量过高的青铜酒器导致慢性中毒。如此一来，我们古蜀国的贵族们不是都深受其害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么珍贵的青铜尊和青铜酒杯又有几个人能够在酒桌上把玩？多半应是作为祭祀陈设，平时饮酒使用陶器也就足够了。
既然有好的酒器和好的酒液，又有浓厚的酒文化氛围，那么蜀国自古出酒鬼、酒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且不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文君当垆，即便是当时的蜀人也已有此气派了。新繁县水观音遗址发掘时，曾发现两座古蜀国武士墓，墓中戈、钺、矛一应俱全，反映出这两位武士生前对青铜兵器的热爱；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在墓的四周竟围着满满当当数十只圆底壶与尖底罐等古蜀时期的酒器，堪称“酒鬼墓”“酒缸子墓”。可以想见这些酒器当时一定是盛满了芳香甘洌的酒液的。
在平原的森林和湖泊间出没
通过考古发掘和孢粉分析得知，古蜀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是一片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的肥美土地，同时也是一片动物聚居、鱼类繁衍的美好家园，我们的祖先曾经赤脚穿行在大片的树木和湖泊之间，身影矫健，有如灵猿，他们通过渔猎采集补充尚不充裕的食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