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地上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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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五”这个神秘数字

在有关古蜀历史文化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即“五”这个数字在古蜀历史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而且有着某种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仿佛它一直是附着在古蜀人头顶上的一个咒语。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简单的“五”字竟然渗透到了古蜀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等等方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请看下面一组神奇的例子:

1.1998年,郫县古城遗址的腹心地带发现了一所距今约4000年的“大房子”,房屋残留的基址内依次排列着五个由卵石砌成的台。

2.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一组图案,人头上戴着五齿高冠;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也是头戴五齿高冠,同时出土的类似车轮的青铜太阳轮形器辐条均为五条。

3.二号坑出土的石牙璋,射部和柄部双面均阴刻两组图纹,每一组均由五幅图案构成,而且各组图案均出现五个人物形象。

4.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以及抗日期间川西地区发现的青铜垒,均以五件为一组,一大四小相互叠放。

5.四川新都战国时期的蜀王木椁墓,其腰坑出土的青铜器,多数为五件一组。

6.开明九世为逝去的先祖立庙,明明已经有八代先祖死去,却只将前五世列入庙中,称“五色帝”。

7.文献中关于“五”的记载甚多,比如:五丁力士,蜀王妃有五妇,石有五块石,地有五丁担,墓有五丁冢。

8.整个古蜀国的历史也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组成。

可以说,这么多的“五”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频繁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它一定跟古蜀人的宗教文化传统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蜀人尚五观念的形成,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作为依据,但推想起来应该有很长的历史,甚至跟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起源有关。比如郫县古城遗址“大房子”中的五个卵石台,它的来历一定是事关古蜀人宗教祭祀和信仰的初始观念,也许在他们看来,“五”这数字是最大的,也是最吉利的,它代表了一个周天、一个轮回,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或生命轮转。要不开明九世怎么在明明已经死了八个祖先的情况下,却只列前五个祖先庙呢?个中理由只能是,剩下的三个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待到将来十世蜀王去世,

第二个“五”才能以完整的方式出现。

从宗教信仰层次上产生的观念,必然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它的影响力也是极其深刻、持久不衰、难于更改的,它甚至业已成为古蜀人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和行为模式,并牢牢控制着古蜀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同时,古蜀人的这种尚五观念也并非蜀人自己才能感知,当时的周边国家和以后的统治者们也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这一点,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利用过蜀人的尚五观念,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

比如,当时的秦国就知道蜀人尚五观念浓厚。秦惠王两次戏弄蜀王,都是利用了蜀王对“五”这个数字的崇拜和依赖。第一次,秦惠王答应把秦国的五个美女嫁给蜀王,他为什么偏偏只把五个美女嫁给蜀王?而不是六个七个?因为秦惠王知道,只有把五个美女许给蜀王,蜀王才会上当受骗,因为“五”这个数字足以摧毁蜀王的中枢神经,蜀王甚至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一听到“五”,全身都有一种舒适无比的感觉。第二次,秦惠王雕刻了五头能拉“金子”的石牛,结果蜀王又被迷住了,居然派遣五丁力士翻越千山万水,把这五头什么也不拉的死牛运回蜀中,结果开辟了一条自毁家园的“金牛道”。俗话说“打蛇打七寸”,秦惠王是真正摸到了蜀人的软肋。

带五星的轮形器

(三星堆出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他也知道蜀人对“五”比较敏感。秦始皇本来是一个喜欢把什么事情都规范化的人,例如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将数字“以六为纪”,而且还把全国各地修建的道路宽度统一为六尺。但这个标准对蜀人来说,明显不起作用。秦始皇深知这一点:你把人家不喜欢的东西强加在别人头上,别人必然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妨碍自己施政,因此秦始皇特意把蜀地的标准给改了,算是开个特例——命令蜀地的道路都不用凿成六尺了,就凿成五尺吧。这下子蜀人高兴了,觉得秦始皇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了不起的国君,于是把成都平原和周边的道路修得又多又好,“通为郡县”。

接下来,李冰到四川当蜀守,新官上任肯定先要了解蜀地的民情风俗,以便今后施政顺利,管理起来不遇到阻碍,蜀人才好拥戴他。结果他也发现了蜀人尚五的秘密,因此在修筑都江堰时,他便“以五石牛以压水精”。蜀人本来对这个皇帝派来的地方官不怎么感兴趣,但见他懂得这方的习俗,而且还乐于在事关人民幸福的工程中加以利用,因此都很佩服他,抬石头、开山、挖渠都很卖力,很快就把这项举世闻名的工程给建好了。

再往后就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叫张道陵的人来到四川,在鹤鸣山上创立起中国道教。现在,道教当然是和佛教一样有名的宗教,但在当时,蜀人都不信教,上山参加张道陵道教组织的人寥寥无几,人们不相信这个蓄着长头发的糟老头子能有什么本事。这该怎么办?张道陵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干脆教的名字先不忙叫“道教”,等以后组织壮大了再称“道教”,那么先称什么教呢?哦,蜀人尚五,我怎么忘了。于是张道陵就称他的教派为“五斗米教”。结果,仅仅是改了一下名字,前来要求参加的人就络绎不绝。你看,这个“五”字有多么大的魅力。

再举一个例子,三国时期有个地方诸侯叫张鲁,他在汉中一带称王称霸长达三十年,连曹操也怕他。是什么力量使得他的政权长期稳定?原来汉中一带在先秦时属于蜀国的土地,这里的人跟蜀地的风俗信仰都差不多,直到东汉,《汉书·地理志》还记载其地“与巴蜀同俗”。张鲁是个机灵的人,他很快发觉这一点,并以“五斗米教”这种宗教的形式来维系政治和军事上的凝聚力。果然,这个“五斗米教”对当地人很有吸引力,“民夷便乐之”,说明张鲁抓住了当地人的尚五心理,使得大家都很乐意参加他的组织。

这些史例,从民俗理论上讲,无疑具有一种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核心凝聚力作用,在古蜀文化中是一个十分古怪的特例。“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