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古蜀历史文化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即“五”这个数字在古蜀历史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而且有着某种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仿佛它一直是附着在古蜀人头顶上的一个咒语。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简单的“五”字竟然渗透到了古蜀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等等方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请看下面一组神奇的例子：
1.1998年，郫县古城遗址的腹心地带发现了一所距今约4000年的“大房子”，房屋残留的基址内依次排列着五个由卵石砌成的台。
2.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一组图案，人头上戴着五齿高冠；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也是头戴五齿高冠，同时出土的类似车轮的青铜太阳轮形器辐条均为五条。
3.二号坑出土的石牙璋，射部和柄部双面均阴刻两组图纹，每一组均由五幅图案构成，而且各组图案均出现五个人物形象。
4.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以及抗日期间川西地区发现的青铜垒，均以五件为一组，一大四小相互叠放。
5.四川新都战国时期的蜀王木椁墓，其腰坑出土的青铜器，多数为五件一组。
6.开明九世为逝去的先祖立庙，明明已经有八代先祖死去，却只将前五世列入庙中，称“五色帝”。
7.文献中关于“五”的记载甚多，比如：五丁力士，蜀王妃有五妇，石有五块石，地有五丁担，墓有五丁冢。
8.整个古蜀国的历史也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组成。
可以说，这么多的“五”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频繁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它一定跟古蜀人的宗教文化传统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蜀人尚五观念的形成，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作为依据，但推想起来应该有很长的历史，甚至跟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起源有关。比如郫县古城遗址“大房子”中的五个卵石台，它的来历一定是事关古蜀人宗教祭祀和信仰的初始观念，也许在他们看来，“五”这数字是最大的，也是最吉利的，它代表了一个周天、一个轮回，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或生命轮转。要不开明九世怎么在明明已经死了八个祖先的情况下，却只列前五个祖先庙呢？个中理由只能是，剩下的三个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待到将来十世蜀王去世，
第二个“五”才能以完整的方式出现。
从宗教信仰层次上产生的观念，必然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它的影响力也是极其深刻、持久不衰、难于更改的，它甚至业已成为古蜀人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和行为模式，并牢牢控制着古蜀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同时，古蜀人的这种尚五观念也并非蜀人自己才能感知，当时的周边国家和以后的统治者们也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这一点，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利用过蜀人的尚五观念，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
比如，当时的秦国就知道蜀人尚五观念浓厚。秦惠王两次戏弄蜀王，都是利用了蜀王对“五”这个数字的崇拜和依赖。第一次，秦惠王答应把秦国的五个美女嫁给蜀王，他为什么偏偏只把五个美女嫁给蜀王？而不是六个七个？因为秦惠王知道，只有把五个美女许给蜀王，蜀王才会上当受骗，因为“五”这个数字足以摧毁蜀王的中枢神经，蜀王甚至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一听到“五”，全身都有一种舒适无比的感觉。第二次，秦惠王雕刻了五头能拉“金子”的石牛，结果蜀王又被迷住了，居然派遣五丁力士翻越千山万水，把这五头什么也不拉的死牛运回蜀中，结果开辟了一条自毁家园的“金牛道”。俗话说“打蛇打七寸”，秦惠王是真正摸到了蜀人的软肋。
带五星的轮形器
（三星堆出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他也知道蜀人对“五”比较敏感。秦始皇本来是一个喜欢把什么事情都规范化的人，例如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将数字“以六为纪”，而且还把全国各地修建的道路宽度统一为六尺。但这个标准对蜀人来说，明显不起作用。秦始皇深知这一点：你把人家不喜欢的东西强加在别人头上，别人必然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妨碍自己施政，因此秦始皇特意把蜀地的标准给改了，算是开个特例——命令蜀地的道路都不用凿成六尺了，就凿成五尺吧。这下子蜀人高兴了，觉得秦始皇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了不起的国君，于是把成都平原和周边的道路修得又多又好，“通为郡县”。
接下来，李冰到四川当蜀守，新官上任肯定先要了解蜀地的民情风俗，以便今后施政顺利，管理起来不遇到阻碍，蜀人才好拥戴他。结果他也发现了蜀人尚五的秘密，因此在修筑都江堰时，他便“以五石牛以压水精”。蜀人本来对这个皇帝派来的地方官不怎么感兴趣，但见他懂得这方的习俗，而且还乐于在事关人民幸福的工程中加以利用，因此都很佩服他，抬石头、开山、挖渠都很卖力，很快就把这项举世闻名的工程给建好了。
再往后就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叫张道陵的人来到四川，在鹤鸣山上创立起中国道教。现在，道教当然是和佛教一样有名的宗教，但在当时，蜀人都不信教，上山参加张道陵道教组织的人寥寥无几，人们不相信这个蓄着长头发的糟老头子能有什么本事。这该怎么办？张道陵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干脆教的名字先不忙叫“道教”，等以后组织壮大了再称“道教”，那么先称什么教呢？哦，蜀人尚五，我怎么忘了。于是张道陵就称他的教派为“五斗米教”。结果，仅仅是改了一下名字，前来要求参加的人就络绎不绝。你看，这个“五”字有多么大的魅力。
再举一个例子，三国时期有个地方诸侯叫张鲁，他在汉中一带称王称霸长达三十年，连曹操也怕他。是什么力量使得他的政权长期稳定？原来汉中一带在先秦时属于蜀国的土地，这里的人跟蜀地的风俗信仰都差不多，直到东汉，《汉书·地理志》还记载其地“与巴蜀同俗”。张鲁是个机灵的人，他很快发觉这一点，并以“五斗米教”这种宗教的形式来维系政治和军事上的凝聚力。果然，这个“五斗米教”对当地人很有吸引力，“民夷便乐之”，说明张鲁抓住了当地人的尚五心理，使得大家都很乐意参加他的组织。
这些史例，从民俗理论上讲，无疑具有一种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核心凝聚力作用，在古蜀文化中是一个十分古怪的特例。“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