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宪问孔子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意思是说，国家的发展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占着那个位置，白拿俸禄，又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另外，国家没有步入正轨，而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谁不好名呢？因为好名，所以也就有了沽名钓誉的人；因为好名，所以也就有了不少为虚名所累的人。
对于所谓的“名”，柏杨先生曾这样说道：“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
现实中，有很多在金钱面前昂首挺胸的人，却不得不在虚名面前折腰。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希望被人承认与肯定的心理，这本是一种正当的荣誉需求；但这种需求一旦过度，就变成了对虚名的追求。虚名如一件心灵上的包袱，在世间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加重，直到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个书生因为像晋人车胤那样借萤火夜读，在乡里出了名。乡里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为。一天早晨，有个人去拜访他，想向他求教。可是这位书生的家人说书生不在家，已经出门了。
来访的人十分不解地问：“哪里有夜里借萤火读书学一个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时光不读书却去干别的杂事的道理？”
家人如实回答道：“没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要捕萤，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来的。”
这个故事读来令人啼笑皆非，车胤夜读是真用功、真求知，而这个虚伪的书生放着大好的时光出门捕萤，黄昏再回来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名”是有了，但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马脚。
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犯不上用所谓的“虚名”来证明自己的。放眼那些有真正实学的名人、伟人，他们都是对虚名不屑一顾的人。
恩格斯一直都极其反感别人称他为“导师”，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回信中，第一句话便是“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
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金质奖章给孩子当做玩具，对于这个举动，她解释道：“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扬名天下的弘一大师，对“法师”、“老法师”等此类的名称十分反感，总是要求别人在写书或称呼他时去掉这些头衔。
在中国学术史上鼎鼎有名的钱钟书先生，对待虚名的态度较之其他排斥虚名的伟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横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和滔滔不绝的口才风靡海内外。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不难看出，钱钟书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不远万里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
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他越是避客，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甚至毫不客气地拒绝。
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接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名人对待虚名的态度不禁让我们想到对煤的赞言：煤，从不披上华丽的外衣，称它黑子，它毫不介意；赞它乌金，也不沾沾自喜。为了把光和热能贡献给人类，心甘情愿地化为灰烬、尘泥。
的确，做人也应该像煤一样，唯有卸掉那些附着其上的东西，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卸掉心灵上虚名的包袱，人生自然多几分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