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里的时候，雪和我找了几个关于中学生的采访题材：一是中学生拍写真集的潮流，二是中学生假期打工现象，还有一个是和教育局副局长关于素质教育的面谈。她把采访对象联系好以后，和我一起登门拜访。
“你看，这样就不愁完不成任务了。至于三篇小报道，你已经交了周总理诞辰演讲赛，只剩两篇，我爸爸和零中校长关系不错，随时能弄到消息。”
约写真集和假期打工的采访对象难度并不大，但是教育局副局长雪都能约到，我不由得对她佩服万分。
手头有现成的材料，我不消一个晚上就把三篇都写出来，交到了报社去。为了庆祝，我们又去吃东西。
雪说：“这次无论如何你换个口味吧？我现在一听到糖醋小排面就想吐了。”
我说：“那好吧，我们换吃点心。”
我带她去茜伶带我去的小店，雪很新鲜，“这里不错嘛，离学校这么近，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说：“茜伶带我来的。”
雪“哦”了一声，说：“你和她关系不错？”
“还可以吧。”我说，“学校几次活动都把我和她安排在一起，想不认识都难。”
雪听出来我有一语带过的意思，就不再提茜伶，开始聊别的事情。
寒假里，除了作业、春节走亲戚、和雪一起忙采访之外，我也接到过茜伶的电话，约我一起逛街买衣服。几次下来我已经不好意思推辞，何况过年期间用功课忙也搪塞不过去。茜伶熟知价廉物美的小店，不管衣服还是食物。和她逛街倒是很愉快，看着她即使穿最普通的衣服都能把其他顾客比得黯淡无光，我的心里不是没有优越感。
茜伶选了几件衣服给我，说：“我挑朋友是很讲究的，你说我浅薄也好，我没办法跟丑八怪平起平坐。打从我认识你以后，我就有要把你重新打扮过的冲动，我实在受不了你这种穿衣观念了。”
我说：“你倒坦白得很。我知道我穿衣服土，可我是高中生啊，又没有收入，哪有资格打扮自己。”
茜伶说：“所以过年才约你出来，你总该有压岁钱吧？”
我被她说得没有办法，只好进试衣间换衣服。出来以后，茜伶吹了声口哨，很响亮。
“对嘛，”她说，“这才像女孩子。跟那个阿槿比起来，你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中学生。”
我在她的强制下买了毛衣，外套，牛仔裤，围巾，甚至绑头发的绳子。她不让我换回原来的衣服，就这样跟她出店门。至于价钱，她砍得比我还狠，语气也非常老到：“老板，我知道可以卖啦！”“我家里也有亲戚卖衣服的啊，差不多这个价钱，我还稍微加了一点呢。”“我们是学生嘛，穷哎。”“卖给其他人不如卖给美女舒服，是不是？”……我完全没有开口的余地。
最后，老板要求我们俩站在她店门口免费做半个小时的模特。茜伶大大方方地同意了，靠在门口和我边聊天边对来往的年轻女性说：“要不要进来看看衣服，很漂亮的哟。”有进来选衣服的女孩子，她就很勤快地帮人家试衣服，推荐款式，和老板一唱一和地夸奖。不少人被她说得不好意思，稀里糊涂地付钱打包。
告别老板的时候，她们俨然是已经认识很久的熟人。
茜伶是那种时尚活泼又自信十足的女孩，她走在大马路上，只要身边出现镜子，她就要照照自己，举止大方自然，神态俏皮可爱。她还把我推到镜子前，说：“看看，这样不是好很多吗？对女孩来说，苗条已经是一种美，何况你还有大眼睛和高鼻梁。”
茜伶说得没错，比起头发凌乱不修边幅的自己，我觉得此刻镜子里的人才有点人样。
我看着她说：“可跟你站在一起还是麻雀与凤凰。”
茜伶笑笑，“你干吗要跟我比？你可以把我们想象成一个整体。”
我不由得想到雪。她和我做朋友是因为她觉得我不笨但又没她聪明；茜伶找我做朋友大概就是因为我不丑但绝对比不上她美丽。
我明明不差劲，却老是给人当陪衬，并且当得心甘情愿。
茜伶多少影响了我，她用她吸引人的外表唤醒我对美的渴望。
我是因为茜伶而开始被男生注意的。在她教我穿衣梳头之后，就有异性给我写信。
男孩叫卫伟，是年级远近闻名的大好人。性子慢，男生女生都管他叫龟。
他的信写得再诚恳不过：我鼓足了勇气给你写信，上高中以后我只给两个人写过信，其中一封因为查无此人被退回，我由衷地希望这封不要有同样的下场。
信是茜伶交给我的，自习课上，她特意抢了我旁边的位子。
信的末尾说：我想和你做朋友，不管你答应不答应，你能看到这里我已经很感激了。
做朋友而已，有什么不好呢？我合上信纸，看到茜伶询问的眼神，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茜伶赶紧回过头，对后排打了一个V的手势。
“龟这么好的男生，以前以后都再难找到了。”茜伶跟我说。
我点头，“他是很好。”
卫伟的善名谁人不知？他有零食从不藏起来，一定和大家分，哪怕自己没得吃，或者只吃一两口。谁经济紧张没钱吃午饭，他一定会买个便当送过去。这些事所有学生都知道，要说全校口碑一致风评全好的学生，那绝对是他没错。
他有很多朋友，我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其中之一呢？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封情书。
卫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知道我经常因为时间来不及懒得吃早餐，从收到他信的第二天起，我的课桌抽屉里必然有可以充饥的东西。像煎饼，包子，饼干，三明治等等，他的煎饼也不知道是在哪家买的，味道特别好，量又多，吃起来简直有做神仙的感觉。
我很不好意思，好几次跟他说：“不要给我带早饭了，我现在每天都吃早餐。”
可是他说：“那你就留着当课间餐，反正第三节课下了之后差不多也该饿了。”
茜伶也说：“卫伟这人就是忍不住关心人家，反正他对其他人也这样，你就留着好了。”
我可没办法像茜伶一样心安理得。除了家里人，我还从来没受过别人这么大的物质恩惠。我想方设法要还这个人情，就约他和茜伶一起去那家点心店，可是吃完了结账的时候，我们同时递出钞票，老板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卫伟手里的钱。
除了我，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我不敢再请他吃东西，否则我欠的人情会滚雪球似的债台高筑。
卫伟依然锲而不舍地往我的抽屉里塞早点，其实我已经因为他戒掉了不吃早餐的习惯，可他置若罔闻。
后来我因为报社集体的出游活动，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回来上课，发现抽屉已经被早点塞得放不下书包。那些食物大部分坏掉，发出难闻的味道。
我花了一个上午的课间休息时间清理抽屉，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天气回暖以后，高三的几个男生以学校名义组织了一支足球队，跑去和大连万达球队练习。居然给他们踢出了点企业的注意力，有家食品公司看中这支潜力股，决定赞助包装他们。学校虽然重视高考，但并不至于把其他出路一一封死，校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公司的老总和代表，并且把签约仪式安排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
我一无所知地在教室里上着自习课，直到雪跑来。
“小年，出来！”
所有学生都诧异地看看她，又看看我。
我一边思索着那道几何题一边挪出去，“怎么了？”
“大礼堂现在正开新闻发布会呢，你还在这里傻着！”
“啊？什么发布会？”
“来不及跟你解释，快点跟我去吧！”
“哎，我这正上课呢……”
“你不是报社记者吗？这可是大新闻！”
雪把我一路拖到大礼堂，我挣扎着叫：“我没带记者证——马甲也没穿——还有名片——”
我们一路飞驰，冲进大礼堂。
门口的桌子上放着来宾登记本，我迟疑着拿起笔，在上面签了个名字和身份，雪不假思索地把她的名字签在我旁边，表示和我一起。
容不得我细想，她拉着我找了个位置坐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雪开始给我解释来龙去脉。在我明白个大致的时候，她眼睛盯着最前排的一个人，“那个是市电视台体育栏目的徐凯吧？”
我没工夫看电视，就算看也不会注意体育栏目，自然更别提认识体育栏目的主持人。雪推推我，“去，问他要张名片。”
“这，不太好吧？”什么主持人不主持人，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一个。
可是雪没妥协，“你一定要去。”
“还是你去吧，你比较擅长交朋友。”
雪瞪了我一眼，“我去顶多要个签名！要那个有屁用！你怎么说都算是他半个同行，同行才能要名片，懂不懂？”
她说着掏出皮夹，“上次你给我一张你的名片，我还留着，你就把这个给他，然后问他要名片。”
我只好站起来，硬着头皮走过去。
“您、您是徐凯吗？”我递上名片。
他停下做记录的笔，抬起头来接过去，看两眼，然后很从容地自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给我，“你好。”
我赶紧拿着，说一句“打扰了”，就匆匆地离开。整个过程如此简单，我松口气回到雪的身边，把徐凯的名片当完成任务一样交给她。
她看了看，又还给我，说：“好好留着，会有用的。”
事实证明，雪的确是一个神机妙算的女孩，她的每一个举动都为以后的目的埋下伏笔。
那年是98年，6月份的时候，世界杯开始了。
学校里的男孩话题莫不与之相关。课间，课上，食堂，教室，走廊，甚至办公室。就连老师上课的时候也忍不住点评一两句昨天的比赛：谁谁踢了个超级臭球，真是蠢到没治了等等。
报社那边早就派陈睫亲赴巴黎采访赛事。一方面是因为神通广大的社长正忙着和大学商量免考入学，没有时间管采访；另一方面是因为陈睫本身就在外国语学校学习小语种，虽然是西班牙语，但听说她为此特别经学校批准，由老师地狱训练式地恶补了半年多的法语，交际已不成问题。
在一片世界杯的热潮氛围中，期末考试来了。我们没有去巴黎看球的机会，我们必须考试，考不好，得挨家长骂。
考试刚结束，雪就立刻找到我，说她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搞一个中学生谈世界杯的座谈会。”
我一愣，但我知道雪从来不干心血来潮、信口雌黄的事，于是我说：“你讲来听听。”
她仔细地分析说：“我们可以以报社的名义发起这个活动，赞助、嘉宾、场地、观众，全都是现成的。”
我说：“你都想好了吧？赞助找谁？”
她说：“和我们学校足球队签约的雅德企业。”
我又问：“那嘉宾呢？”
她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学校那支足球队呀！还有，上次不是叫你向徐凯要名片吗，他是市电视台体育栏目主持人，当嘉宾最合适。”
我接着问：“那场地呢？”
雪答得极顺畅：“学校的大礼堂就可以提供出来。”
我明白了，“至于观众，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对吧？”
雪点点头，“对，这也是学校在同行中出名的好机会，领导绝对会支持。”
我沉默了一下，“可是雪，你要知道，我是记者，你不是呀。报社就算同意让我们搞这个活动，也一定会派其他记者来接替你，我不想再看你为他人做嫁衣了。”
雪只是笑一下，“你放心，这点我都考虑不到的话，我还当什么活动发起人啊？现在首要的就是帮我在报社弄个身份。你马上打电话给你们主编，说我要毛遂自荐，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我半信半疑，给主编挂了个电话。主编倒是爽快人，他说：“你带她过来好了。”
我带雪去主编办公室，然后在门外等她，半个小时后雪出来了，给我看一张过塑的卡片。
“证件已经搞到了。”
“这么快！”我惊呼。但仔细一看，她那是卡片，可以用绳子穿着挂在胸前，和我的记者本子不同。
雪说：“我跟主编说了我的计划，他同意让我们试试。我说这计划有时效性，你必须马上给我身份，我才好去谈判，他就立刻给我办了。但不是记者证，只是特约通讯员证。”
我管它特约不特约的通讯员，只是兀自感叹：“你真是厉害！”
雪笑笑，“这才第一步，说实话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让你们主编同意给我身份，这不算什么。倒是赞助，我觉得比较困难，毕竟牵扯到钱。”
我想也是，雪把这件事放在仅次于身份的第二个步骤，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没钱就是空谈的道理。好在她现在已经有了和人谈判的资格。站在街边电话亭，我们顶着烈日给雅德集团的董事长史乐正拨电话。
雪坚持要我来打这个电话，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要锻炼。
我抱怨：“我明明就不是这方面的料，这么重要的事你让我来干……”
雪说：“正式谈判我来，你现在只需要做到约他见面就可以。”
我忽然停下拨电话的动作，拿出本子写起来。
雪扭头一看纸上内容：史董事长，您好，我是学生报社的记者……她哭笑不得，一把抢过，“你不写下来就不能说话吗？”
我说：“我要是对着他本人或许会好那么一点，但是对着电话这么机械冰冷的东西，我没办法让自己有感情。”
她说：“谁让你有感情了！你只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可以！”
我坚持要写下来，“反正我就是不爱说话，尤其是对着电话说话！”
雪无奈地把本子还给我，“你啊你，写议论文的时候你得意着呢！你会写怎么不会说？”
我反唇相讥：“那你会说怎么不会写？”
雪被我噎回去，不怒反笑，“是是是，我们正好互补，快打电话吧。”
我核对了一遍纸上的话，加上一两个字，修改了一个词，这才拿起电话。
由于是照着念，我没出任何差错，那位史乐正董事长也答应让我们次日去他的办公室面谈。
放下话筒，我只能对雪点点头，我已经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了，可她以为我是兴奋的。幸好没看出来，否则不是要用没出息骂死我？
第二天我们打扮得非常素净，学生气十足地来到雅德公司，在一楼做了登记，搭电梯上了20层。
史乐正的办公室比我们俩事先想象的更气派，红木家具，柜子上错落地放置着古董和盆景。我们坐在硬邦邦的红木沙发上，看着办公桌后距离我们遥远得看不清面部表情的史董事长。
自我介绍过后，雪开始说服这位董事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