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边缘的精神永恒 文/周晓燕
—谈《扒手莫扎特》中的男性友谊
在西方，由于精神分析学说在文化上的强势，对男性友谊和同性倾向的问题历来就有坦率和真诚的讨论，从柏拉图的“男性之美”开始，这一命题就被作为艺术规律加以概括，成为正统。
历史上关于男性友谊从来不是讳莫如深的，相反，它还成为高尚灵魂的写照。从心灵相通的歌德、席勒，到诠释狂爱的兰波、魏尔伦，再到无私奉献的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纯精神之爱还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燃烧，都展现了理想主义者或豪迈或悲壮的友谊。《扒手莫扎特》把人物设置成小偷，而且还是技术不佳的小偷，无疑是要从一种极端的情况中提炼一种悲剧性，诠释徘徊在物质边缘人物的精神之美。
一些充当限制角色的人总在无关紧要的话中道出玄机。“章鱼”和“老虎”所在团体的头头就是这样的角色。他戏谑的称“章鱼”是“老虎”的“女朋友”。这里的关键不在“戏谑”而在“女朋友”。那头头是出来混得还可以的，想必也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看人也精准，若眼神不好，下错了手早就去吃免费午餐了（虽然他一语道破二人的关系后便很神奇的失手了）。何况“章鱼”沉默忧郁又有些神经质，与深沉且有些大男子主义的“老虎”还是挺相配的。
艺术史的展开，不过是把更多的社会内容叠加于其上，使人性在复杂的关系与层次中逐渐显得因回合遭遇更多的遮蔽（此处“人性”可忽略“人”字并侧重于男男关系）。“先知”的失手使他们的团队只剩下鱼、虎二人，这两个不会偷窃的小偷的生存顿时成了一个问题。从天而降的小“莫扎特”又使他俩在是否收留他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二人的心理性别差异陡然显现。
“莫扎特”是跟着“章鱼”走的，他对“章鱼”的信任以及和对“老虎”的恐惧与不理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孩子受委屈后向妈妈寻求关怀。“章鱼”婉转地表达了收留这一想法，而“老虎”的观点是明确的强势的带有威胁性的，并且在当时看来是绝对正确的——带个小孩在身边不仅浪费粮食还会引起警察怀疑，惹祸上身。于此，“老虎”的男性意识充分显现，与“章鱼”的阴性气质形成对比。但最终“老虎”顺了“章鱼”的意见。这种妥协是无条件的隐忍的甚至准备自我牺牲。这种妥协是不用加引号的伟大的男性友谊。恩格斯奉献金钱，魏尔伦奉献灵感，席勒奉献书信，而一无所有的“老虎”则奉献一片赤诚。
随着情节的发展，影片借“恋母情结”对同性倾向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深入讨论。刚才说“莫扎特”是把“章鱼”当成妈妈的，餐间三人的尴尬气氛与夜晚莫扎特抢占“章鱼”的床可以看出，他对“章鱼”有一种刻意而为的亲近，他希望“章鱼”能像妈妈一样给孩子暖被子然后给他一个吻。可惜“章鱼”没有这么做。他一身女士打扮，在“老虎”的“邀请”下钻进他的被窝，给人无限的遐想。或许这是电影在众多艺术当中的特殊之处，它肆意地向观众提供心理满足要求它的表演者实现大众共有的幻想。而大众的审美有时是具有原始性的，充满神话的浪漫与史诗的狂野。
说到神话我们不免想到俄狄浦斯，这个一切艺术的母题目。毫无疑问“莫扎特”爱上了“章鱼妈妈”，为了博取“妈妈”的爱，具有恋母情结的男孩子们通常的想法是超越父亲。我们的“莫扎特”不愧为天才，他把想法变成了行动，他的偷窃天才是“爸妈”怎么也想不到的，为这个贫穷的家带来了生存的希望。他既博取了“妈妈”的喜爱，也赢得了“老虎爸爸”的欢心。虽然这不是他“本我”范畴的目的。
影片的结尾“莫扎特”拿到了手铐的钥匙，为了让“章鱼”高兴，他必须拯救困于警察之手的“老虎”。他神秘地一笑。但他心理没准希望借那机会与“章鱼”私奔呢。然而小“莫扎特”再聪明也偷不走“章鱼”的心，当他的工作积极性受打击之后很可能再次出现“老虎”的“鼻子没了”，“章鱼”心疼地递上一块毛巾的温情场面。“老虎”和“章鱼”将高举男性友谊大旗，经历重重生活的艰辛，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形成牢不可破的感情联盟（他们的事业包括培养一名天才小偷）。
“我找到了！”
“什么？钱包？”
“不。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