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期，人少物丰，“丈夫不耕，草术之实足用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人们讲礼让，行仁义，整个社会不用实行厚赏和重罚，自然得到治理。周文王行仁义之道，适合了社会的实际，赢得了王天下的美名。这是个“竞于道德”的时代。但用文王之道治当今之民，就会适得其反。韩子说：“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王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这个徐偃王想效法周文王行仁义之道，落得个被消灭的下场。
何以一者成功，一者失败呢？韩子认为，这是时代使然：“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所谓今，是“争于气力”的时代。韩非不懂得科学的历史观，但他直观地发现了社会经济条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少物丰，彼此讲求仁义道德，没有争夺发生。
后来，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争夺便发生了。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人的本性是“自为”的，为了物质利益，争斗不止，这是自然现象。在争夺普遍存在的社会里，讲求仁义道德的一套治国办法是行不通的，只能实行重赏严罚的法治之道，“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子因此总结说：韩非还从现实生活出发，批判总结力服和心服的领导策略。
他说：“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必视民如父母。……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遂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遂治哉！”儒墨主张对民众要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施以仁爱之政，企图感动民众，获得民心。但生活的现实是，有许多子女不听从父母的管束，不敬不孝，父母之爱并未带来子女理想的行为，君主对民众之爱不会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怎么能肯定会获得理想的行为？
这里韩非想证明仁爱之道不可行，重赏严罚的力服之道可取，但他采取的以个别否定一般的论证方式是不可取的。
就子女的管理而言，仁爱也是无用的。韩非说：“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管教严厉的家庭，子女乖顺，慈爱的母亲，带出来的大多是败家子。他还说：“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如同有病求医一样，教子的最佳办法是送子随军。军队赏罚严明，命令如山，长此以往，便养成服从指挥，英勇杀敌的良好习惯。信赏严罚是最成功的教育，同孔子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形成鲜明对照。韩子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力服策略：“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笑也。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笑，是计谋或计策之意。意思是说，母子之间，还是有亲情的，但君臣之间便只有利害计算关系，既然亲情之间都不能用爱去管理，那么，君主用仁爱之道处理君臣关系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是：“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韩非还从以法治国的立场出发，发现了以德服人同以法治国的冲突。以德服人，是以情感人，争取民心。韩非认为，治理社会不能以感情为依据，而必须以是非和理性为基础。他说：“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日：‘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之流涕。’……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明矣。”就是说，爱民怜民，是一种感情，感情代替不了政策和法，只有感情，只懂得怜爱民众是治理不了社会的，真正治理社会的还是法，该惩罚的必须惩罚，该杀的必须杀。在社会治理问题上，就是要讲是非，要理性，不能搞儿女情长。韩非主张去除感情干扰，服从理性，冷静客观地治理社会，这是高出儒家的地方。但由此否认社会管理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韩非认为，人臣民众之心是无法满足的，一味顺应民臣之心，势必放弃领导和管理。他说：“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于民而已。”在韩非看来，民心是不可顺应的，民心犹如婴儿之心，他们没有理性的支配，不懂得“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不肯吃苦，只图享受，顺应下去，永无止境。顺应民众之心，必须实行惠民之政，而惠民政策的问题是导致公平和效率的冲突。韩非说：“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则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好的社会管理，应该是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没有无功之赏也没有无过之罚。惠民之政则导致无功有赏，有罪无罚，这是对法治社会的破坏。
韩非批判儒墨的以德服人、惠民之道，目的是确立法家的以力服人策略。韩非的管理策略，简而言之就是，立足于人性自为和君臣对立，行无为之术，“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以审言辞”，重赏严罚，经人为努力造成压倒一切的控制之力，迫使人臣为君主效力。
韩非的名言是“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不是以德服人心，而是以强力服人。韩非说：“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意思是说，有术的明主，不靠别人不背叛我，而靠自己的力量足以制止别人的背叛；不靠别人不欺骗我，而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制止别人的欺骗。
以力服人的策略是逆民心的策略。儒墨之道以顺应民心为要，法家则反之。韩非也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但韩非所谓“因”，并非是顺应、满足，而是依据、根据之意。如同商鞅的“行其所恶，致其所欲”一样，韩非主张以强制的政治力量迫使人臣民众去做反人性的事情，并以绩效的性质和大小作为满足人性需求的条件。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制造人臣民众满足需求的程序，让民众人臣以反本性、合君主的行为达到满足自我的目的。韩非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日：‘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日：‘夫唯嗜鱼，故不受也。
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能自给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公仪休最好吃鱼反而不收贿赂的鱼，这是反本性的行为。公仪休只所以这样做，那是他清楚受贿枉法必然丢掉乌纱，还会被治罪，再也没有机会吃鱼。为了长期有鱼吃，坚决不收别人行贿的鱼。这就是韩非以强力逆人心的威力，逆人性的策略不希图获得人心，而是使人臣不得不服。力服和逆人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臣论
立足于君臣对立、防臣坐大，韩非对人臣的类型，尤其是对奸臣成奸的手段和贤臣的根本特点作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韩非将人臣分为五种类型。一是“不令之臣”，又称之为“无益之臣”。这种人“见利不喜”，“临难不恐”，“与之天下而不取”，像伯夷、叔齐之类，“厚赏无以劝之”，“严刑无以威之”，不为名利所动，也不被生死所驱使，君主纵使动用物质引诱和重罚严惩的办法，也不能调动，这是一无所用的人，韩非主张对“无益”“不令”之臣，不惜铁血手段消灭之。二是“争臣”。“争臣”要求君主必须听从自己的主张，如果君主不听从自己的意见，就用严厉的言辞凌犯君主，又用威力来胁迫君主。韩非形容道：
“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从之以威，虽身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
这是些冒死强谏的人，像王子比干、吴子胥等人，韩子对争臣的态度同后世不同，并不欣赏，认为争臣小视君主的权威，“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三是奸臣。奸臣的行为特点是：
“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
结交朋党，相互勾结，打击正道，推行私利，他们外交豪强压迫国内，收买民心要挟君主，逼迫君主，扰乱臣民。这是君主的大害。
四是“谄臣”。“谄臣”并不像奸臣那样使用各种手段夺取君主的宝坐，而是“思小利而忘法义”，见利忘义，为了讨得君主的欢心，“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他们并不想辅佐君主治理好国家，而是千方百计获取君主的欢心，进而得到的私利。君主身边谄臣充斥，势必远离忠贤之士，管理昏暗，“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五是忠臣。又称之为足贵之臣。韩非说：“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
忠臣也就是贤臣。关于贤臣，韩子说：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庭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
韩子所谓忠贤之臣，绝对顺从君主的意志，他们北面称臣，一心一意，从不敢夸大自己的形象和功劳，更不可能培植私人的势力；忠贤之臣还懂得法，“明刑辟”，会管理，“治官职”，有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韩子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人的能力和知识以法为核心，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和本事，就是看他懂得不懂得法，能不能依法管理政事，这是最高的知识、能力和智慧。
韩非同儒家、墨家的观点不同，他从不泛泛空谈“尚贤使能”、“举贤才”，他对智能过高的人有天生的恐惧感，因为像尧舜那样的圣明之君极为少见，大多数君主是“中人”，中等智商的人，臣属的智能太高，就很危险。韩非也不怎么空谈“贤”和“德”，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相爱”，很不以为然。但他强调理想臣属的顺从之道，贤臣首先要忠诚、顺从。韩子对忠贤之臣的看法，反映了他注重实际，崇尚功利的思想特点。
韩非关于五种臣属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聪明君谄主要用冷静的眼光对待“争臣”、“无益之臣”、“奸臣”、“谄臣”，甚至不惜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对待之。要发现和选拔大批忠臣贤者在君主的身边。
韩非对奸臣的危害和成奸的途径给予高度的重视，提醒君主一定万分小心奸臣当道。韩子讲了个“狗恶酒酸”的故事：“宋之沽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或使仆往沽庄氏之酒，其狗吃人，使者不敢往，乃沽他家之酒。问日：‘何不沽庄氏之酒？’对日：‘今日庄氏之酒酸。’故曰：‘不杀其狗则酒酸。’”
韩非认为奸臣成奸之道有八。一是在床，通过君主身边的女人吹“枕边风”，“使惑其主”；二是在旁，收买君主身边，接近亲狎君主的人，“使化其主”；三是父兄，收买君主的叔伯父等，“使犯其主”；四是养殃，君主都喜好吃喝玩乐，奸臣用横征暴敛的办法搜刮民财，提供君主花天酒地的享乐条件，“以娱其主而乱其心”，“而树私利其间”；五是民萌，奸臣“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野上下都讲他的好话，“以塞其主”；六是流行，君主容易听信流行的“论议”，奸臣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有意制造一些“巧文之言，流行之辞，动摇主心，以坏其主”；七是威强，雇佣打手威胁百姓，采取强迫的办法，迫使百姓民众违心地为奸臣说话；八是四方，买通大国，借大国的威力，胁迫君主，“使之恐惧”，达到个人的目的。
韩非关于成奸之道的分析，是韩非对政治经验的概括和归纳，对于君臣对立条件下的奸臣之道而言，有一定的真理性。韩非分析成奸之道，旨在防奸、除奸，发现忠贤。为此，他阐发了君主何以识人、用人的理论。
奸臣成奸的基本手段是以各种歪曲事实的方法欺骗君主，尤其是以言论改变君主对奸臣的态度，八种成奸之途，大体如此。为了防奸去奸，发现真正的忠贤之臣，韩非主张在识人时应坚持几条原则。第一，不以言取人。这里的言，包括本人的谈论、别人的介绍和评论、流行的说法、群众的议论等等。韩非认为，言和行之间未必是统一的，仅仅凭借言谈判定人是危险的。像孔子这样的人，都难免“以貌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更何况凡人呢？韩非提醒当政君主，对人们的各种谈论，都要持存疑的态度，万不可轻信于人。韩非为此阐述了丰富的听言之术，容当后述。第二，杜绝感情的干扰。人的感情与是非判断，知与情有着密切的联系，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是非判断。韩非举例说，弥子瑕曾被卫国君主宠爱。有一次弥子瑕矫借君主之命驾君车看望了母亲。按当时卫国的法律是要受刖刑的。然而，卫君知道后却很高兴，说：“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刑。”又一天，与卫君同游果园，见一只桃子很甜，就把吃剩的一半给了卫君，卫君高兴地说：“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等到弥子瑕人老色衰不被君主喜爱后，得罪了君主，卫君就完全改变了说法：“弥子瑕曾假借我的命令驾驭君车，又曾把半个桃子给我吃。”前后两种说法根本相反。韩非由此得出结论说：“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受憎之变也。”可见，感情可以影响是非判断。奸臣成奸手段的关键环节也就是采用物质引诱、打通关节等办法，影响君主对奸臣的感情和态度，得出不理智的是非判断。韩非因此主张识人时必须杜绝感情色彩，要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私怨不入于公门”。当然，这不是说不应该有个人恩怨，而是说不应将它们和“公门”之事纠缠在一起。在“公门”之外的个人恩怨仍有存在的理由。韩非记叙了这样的故事：解狐把仇人推荐给简公，做了宰相。仇人以为解狐从此和自己和好了。于是，前去拜谢。谁知解狐却张弓搭箭，把他拒之门外。解狐说：“我推荐你，是因为你能当其任，我恨你，是因为我们有私怨。我不能因私怨就不推荐你，也不能因为推荐你，就忘记了私怨。你休想进我家门一步！”这一故事说明，韩非是想把个人恩怨与“公门”利益区别开来。
杜绝因个人恩怨妨碍“公门”利益的现象，使人们站在客观立场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种思想是富有启发性的。人和人之间即使到了社会高级发展阶段，也难免有恩恩怨怨，只是内容形式略有差异而已。因此，怎样处理个人恩怨和集体利益的关系，确是管理理论的重要问题。
第三，不以名声取人。取人的最大弊病是，不考察实际情形，一切以众人毁誉为据，“众人所誉，从而说之，众人所非，从而憎之。”这势必给奸谄之臣以可乘之机：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他们对那些狐朋狗党许诺以高官厚禄，对不顺从者施之以恐吓威胁，使众人出于利害考虑不得不为之利用，结果是“誉满于国，发闻于上”，以这种虚假的名声为据选拔人才，是极为危险的。虽然韩非在这里过于夸大了众人毁誉与人的实际状况之间的距离和差异，但他看到了这种距离和差异，主张不以众人毁誉作为取人的唯一依据，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