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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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攻心为上——《战国策》的管理智慧(2)

《齐策三·淳于髡(音坤)一日荐七士》这篇短文说明举荐人才的一个规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有作为的人可能会引荐出一批有德有才的人。这个故事说齐宣王想得到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就向他提供了七个人,齐宣王觉得很奇怪便向他问道:“我听说人才难得。千里之内,能选拔一个贤士就是相当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是很难的了。你怎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向我推荐七个贤士呢?看来贤士太多了。”淳于髡说:“不能这么说。你看,同类的鸟总是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比如说要寻找柴胡、桔梗这些草药吧,你若到洼地去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到黍山、梁文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这样。我淳于髡是一个贤士,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象到河边汲水,用火石取火一样容易。我准备再推举一批贤士给大王哩,何止这七个人!”就是说,如同自然界动植物有群落一样,人才与人才也会形成群落。因为,人之相聚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追求为基础的,人才与人才之间的共同性决定他们会相互靠近、相互吸引,从而以群落的形式出现。朱尔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指出:某一学会、学府或研究机构一旦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此活动或工作,就必定有新秀冲破种种阻力往此聚集。这是人才团聚的基本模式。既然人才的存在有群落的特点,那么最好办法莫过于通过人才发现人才,这样可以获得取水于河、取木于山的优势。这就是《淳于髡一日荐七士》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治国和买马、做冠

管理有两件事是经常面对的,一是正确地识人,一是恰到好处地用人。《战国策》的许多短文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齐策三》记载:有一次孟尝君问他的三名食客(士),都能为他做什么。一人说:各国诸侯谁敢欺负您,我的一腔热血可以为您报仇血恨。另一个说:我能出使各国,到达凡是车子可以到达的地方,张扬您的长处,掩盖您的短处,使千乘之君,万乘之相都争着抢着用您,唯恐来不及。还有一个说,我可以用您库府的财物,招收吸引天下的贤士,使他们为您决疑应变。这一记载力图说明一个道理:人的能力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三名食客的能力各有特点,前者为保镖,次者为外交家,后者为伯乐,特点不一,长处有别。管理者应该善于发现他们的特点,找到适用的岗位。管理实践证明,人的能和才,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是相对于一定对象和领域而言的。离开一定的对象和领域,能变不能,才变不才。这就是说,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为此,在对人的认识上要注意两点,如果是个人才,就要了解他的能质如何,了解他是块什么样的料;如果人们认为他“无才”,也不要简单地丢弃一边,要仔细研究一下,此处不是才,彼处是不是才,不是这样的才,是不是别样的才?这后一点,就是舍短求长的认识方法。这一方法在人事管理实践中,非常重要。《齐策三》有一个鲁仲连论用人之长的记叙,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有一次,孟尝君因故要驱逐一个门客。鲁仲连认为此举不当,他对孟尝君说:“猿猴离开树木到水中去生活,不如鱼鳖;攀登高危之处,骏马不如狐狸;曹刿挥三尺之剑,一军不敢阻挡,但让他拿起大锄下地干活,则不如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这就是说,长和短是相对而言,如果仅见其短,那么人才俊士,不若常人;如果舍短求长,那就不难获得可用之才。这就是才与不才的辩证法。

识人问题上还有个重要的关系需要处理,那就是德和能的关系。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大多都主张德能兼备的观点,但对德能两者的地位轻重的认识,争论较大。儒家比较重视道德。燕昭王将儒家重德之传统发展到极至,主张以德(廉、孝、信)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战国策》有两篇文章批驳了这种观点。《秦策五·姚贾为上卿》载:秦王政责怪姚贾,说他有不光彩的道德史,曾经盗于梁,逐于赵,不想重用他。姚贾反驳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不能看他道德上光彩不光彩,而要看其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能力。“太公望少为人婿,后被赶出家门;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卖肉,肉生臭售不出,被称为’废屠‘;在棘津(今山东日照县)出卖劳力而无人雇用。可他却辅佐文王取得天下。百里奚是虞国的乞丐,曾以五张公羊皮自卖,为人养牛。秦穆公以之为相,称霸西戎。他们都曾经有过耻辱和不光彩的事,也被天下人攻击过,可一旦起用,却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姚贾因此主张一切以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依归,唯能是取。他说:“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十分明显,姚贾的观点是去除道德条件,将能力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这可谓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燕策一》所载苏秦的观点也是如此。苏秦针对燕昭王仅仅以道德作为人才标准的观点,批驳道:“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仁义道德仅能证明洁身自好,无益于国家强盛,社稷安宁。苏秦说:“假如以洁为足,那么,秦不会杀出淆塞(秦要塞。今河南省西北);齐不会扩到莒丘(齐都。今山东临淄北)之外;楚不可能出疏章(楚国二水名)。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相继代立,五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改变政治,都是由于不满足’自完无忧‘的结果。”满足于“自完无忧”,道德完善,就不会有事业的发展。,可见,苏秦也是主张以能力和才干做为人才的根本标准,反对以仁义道德作为依据的。姚贾和苏秦的观点也是偏激的。片面夸大道德面不对,片面夸大能力也不对。姚贾和苏秦以一种片面性批驳了另一种片面性。我们认为,德和能作为人才的两个方面,是同等重要的,无所谓轻重高下之分。但在具体条件之下,因为实践的特殊需要,则可能出现何轻何重的问题。比如在一个道德政治素质都比较理想的单位,领导人的能力要求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现代领导实践,还是要提倡德才兼备,人品要好能力要强。但在操作过程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于德的要求,关键是廉政和勤政两条,其余则不必纠缠过多。中国是封建主义影响其广且深的国家。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一直将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道德观念,尤其将是否“听话”作为人才的根本标准,他们更多地需要“奴才”,而不需要人才。这种思想的影响,至今还在发生作用。有些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威胁自己的地位,听不听话等道德素质,而对其能质如何,能力水平高低关心较少,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能的分析也应该具体可行。人的能力是复杂多样的。要根据岗位需求、制定最急需的关键的能力条件,只要具备了就可以任用。在德的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能的要求应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现代化建设不需要一无所能的庸才,而是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