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策三·淳于髡（音坤）一日荐七士》这篇短文说明举荐人才的一个规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有作为的人可能会引荐出一批有德有才的人。这个故事说齐宣王想得到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就向他提供了七个人，齐宣王觉得很奇怪便向他问道：“我听说人才难得。千里之内，能选拔一个贤士就是相当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是很难的了。你怎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向我推荐七个贤士呢？看来贤士太多了。”淳于髡说：“不能这么说。你看，同类的鸟总是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比如说要寻找柴胡、桔梗这些草药吧，你若到洼地去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到黍山、梁文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这样。我淳于髡是一个贤士，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象到河边汲水，用火石取火一样容易。我准备再推举一批贤士给大王哩，何止这七个人！”就是说，如同自然界动植物有群落一样，人才与人才也会形成群落。因为，人之相聚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追求为基础的，人才与人才之间的共同性决定他们会相互靠近、相互吸引，从而以群落的形式出现。朱尔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指出：某一学会、学府或研究机构一旦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此活动或工作，就必定有新秀冲破种种阻力往此聚集。这是人才团聚的基本模式。既然人才的存在有群落的特点，那么最好办法莫过于通过人才发现人才，这样可以获得取水于河、取木于山的优势。这就是《淳于髡一日荐七士》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治国和买马、做冠
管理有两件事是经常面对的，一是正确地识人，一是恰到好处地用人。《战国策》的许多短文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齐策三》记载：有一次孟尝君问他的三名食客（士），都能为他做什么。一人说：各国诸侯谁敢欺负您，我的一腔热血可以为您报仇血恨。另一个说：我能出使各国，到达凡是车子可以到达的地方，张扬您的长处，掩盖您的短处，使千乘之君，万乘之相都争着抢着用您，唯恐来不及。还有一个说，我可以用您库府的财物，招收吸引天下的贤士，使他们为您决疑应变。这一记载力图说明一个道理：人的能力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三名食客的能力各有特点，前者为保镖，次者为外交家，后者为伯乐，特点不一，长处有别。管理者应该善于发现他们的特点，找到适用的岗位。管理实践证明，人的能和才，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是相对于一定对象和领域而言的。离开一定的对象和领域，能变不能，才变不才。这就是说，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为此，在对人的认识上要注意两点，如果是个人才，就要了解他的能质如何，了解他是块什么样的料；如果人们认为他“无才”，也不要简单地丢弃一边，要仔细研究一下，此处不是才，彼处是不是才，不是这样的才，是不是别样的才？这后一点，就是舍短求长的认识方法。这一方法在人事管理实践中，非常重要。《齐策三》有一个鲁仲连论用人之长的记叙，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有一次，孟尝君因故要驱逐一个门客。鲁仲连认为此举不当，他对孟尝君说：“猿猴离开树木到水中去生活，不如鱼鳖；攀登高危之处，骏马不如狐狸；曹刿挥三尺之剑，一军不敢阻挡，但让他拿起大锄下地干活，则不如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这就是说，长和短是相对而言，如果仅见其短，那么人才俊士，不若常人；如果舍短求长，那就不难获得可用之才。这就是才与不才的辩证法。
识人问题上还有个重要的关系需要处理，那就是德和能的关系。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大多都主张德能兼备的观点，但对德能两者的地位轻重的认识，争论较大。儒家比较重视道德。燕昭王将儒家重德之传统发展到极至，主张以德（廉、孝、信）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战国策》有两篇文章批驳了这种观点。《秦策五·姚贾为上卿》载：秦王政责怪姚贾，说他有不光彩的道德史，曾经盗于梁，逐于赵，不想重用他。姚贾反驳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不能看他道德上光彩不光彩，而要看其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能力。“太公望少为人婿，后被赶出家门；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卖肉，肉生臭售不出，被称为’废屠‘；在棘津（今山东日照县）出卖劳力而无人雇用。可他却辅佐文王取得天下。百里奚是虞国的乞丐，曾以五张公羊皮自卖，为人养牛。秦穆公以之为相，称霸西戎。他们都曾经有过耻辱和不光彩的事，也被天下人攻击过，可一旦起用，却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姚贾因此主张一切以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依归，唯能是取。他说：“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十分明显，姚贾的观点是去除道德条件，将能力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这可谓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燕策一》所载苏秦的观点也是如此。苏秦针对燕昭王仅仅以道德作为人才标准的观点，批驳道：“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仁义道德仅能证明洁身自好，无益于国家强盛，社稷安宁。苏秦说：“假如以洁为足，那么，秦不会杀出淆塞（秦要塞。今河南省西北）；齐不会扩到莒丘（齐都。今山东临淄北）之外；楚不可能出疏章（楚国二水名）。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相继代立，五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改变政治，都是由于不满足’自完无忧‘的结果。”满足于“自完无忧”，道德完善，就不会有事业的发展。，可见，苏秦也是主张以能力和才干做为人才的根本标准，反对以仁义道德作为依据的。姚贾和苏秦的观点也是偏激的。片面夸大道德面不对，片面夸大能力也不对。姚贾和苏秦以一种片面性批驳了另一种片面性。我们认为，德和能作为人才的两个方面，是同等重要的，无所谓轻重高下之分。但在具体条件之下，因为实践的特殊需要，则可能出现何轻何重的问题。比如在一个道德政治素质都比较理想的单位，领导人的能力要求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现代领导实践，还是要提倡德才兼备，人品要好能力要强。但在操作过程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于德的要求，关键是廉政和勤政两条，其余则不必纠缠过多。中国是封建主义影响其广且深的国家。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一直将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道德观念，尤其将是否“听话”作为人才的根本标准，他们更多地需要“奴才”，而不需要人才。这种思想的影响，至今还在发生作用。有些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威胁自己的地位，听不听话等道德素质，而对其能质如何，能力水平高低关心较少，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能的分析也应该具体可行。人的能力是复杂多样的。要根据岗位需求、制定最急需的关键的能力条件，只要具备了就可以任用。在德的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能的要求应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现代化建设不需要一无所能的庸才，而是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