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邹、鲁两地邻近洙水、泗水，还保有周公传留下来的风尚，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因此当地民风小心拘谨。人民多经营桑麻产业，没有山林川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小气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等到国力衰败的时候，人民爱好经商，追逐金钱和利益的程度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自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至巨野，过去都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市。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在毫定都。当地民俗还保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出了很多君子，喜好农事，虽然没有丰饶的山河物产资源，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积累财富。
越、楚之地具有西楚、东楚以及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自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郡、南郡，此为西楚地区。这里民风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很难积累财富。江陵原是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物产丰饶的云梦。陈郡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渔盐货物，居民多从事商业。徐、僮、取虑一带的人清廉严苛，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的地区，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此为东楚地区。这里的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之地的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地区的风俗与越地相同。自从吴王阖闾、楚国春申君以及汉初吴王刘濞这三个人招致天下乐于游说的子弟以来，吴地东有丰富的海盐，还有章山的铜矿，以及三江五湖的资源，亦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属于南楚地区。此处风俗与西楚地区大致相似。楚国自从失去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亦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会聚的地方。因为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混杂，所以南楚人民善于辞令，巧言善辩，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子寿命短。该地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藏极为有限，开采之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的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到儋耳，与江南地区的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有许多杨越风俗混杂其中。番禺亦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汇集地。
颍川、南阳是原来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施政崇尚忠厚质朴，还保有先王留传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民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将不法之民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亦是一个都市。当地民风杂乱，好惹事。人民多以经商为业。以行侠仗义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的人交往甚密，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不均，有少有多，民间各地习俗也各不相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北本来也有诸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肴，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不用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该地占据有利的地形，食物丰足，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贫穷。因此江淮以南既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宜种植五谷、桑麻，宜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多次遭受水旱之灾，百姓喜好积蓄储藏，所以秦、夏、梁、鲁地区的民俗是喜好农事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及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从事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喜欢耍机巧，靠投机谋利。燕、代地区的居民以种田、放牧、养蚕为业。
由此可见，贤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论辩，坚守信义、死守节操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设法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富贵。因此，清廉的官吏就能长久任职，时间久了，便会更富有；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因多赚钱而富有。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情性所在，是用不着学习，任谁都想要追求到的东西。因此，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拔旗，冒着箭射石击向前进，不怕赴汤蹈火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民间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抢劫犯罪，挖坟盗墓，私铸钱币，既行侠也妄为，让朋友替自己报私仇，暗中藏在隐蔽的地方躲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如同快马奔驰般往死路上跑，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那些赵国、郑国的女子，精心打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脚踩着轻便的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思勾引，出外不远千里，招揽男人不分老少，也是为富贵而奔忙。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们，帽子、宝剑配饰讲究，外出时车辆坐骑成排结队，也是为显示富贵的架子。猎人和渔夫们，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跑于深山峡谷之中，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得到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比狗的人，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争相自我夸耀，一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怕输钱啊。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官吏士人舞文弄墨，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杀头之险，这是被他人的贿赂迷惑了。至于从事农、工、商、贾以及畜牧业，原本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如此殚精竭虑，全力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夺取财物。
俗话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卖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个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应用德行招来人。所谓德，说的就是人才。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是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也快乐富有，可以与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称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纳二百钱。享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租税的收入就有二十万钱，朝觐天子、拜访诸侯以及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等行业，有一万钱，每年可得二千钱利息，拥有一百万钱，每年可得二十万钱利息，而雇人服役交租赋的费用都要从这里支出。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吃喝玩乐了。所以说在陆地上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鱼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地区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与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还有名扬国内、拥有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近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的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比。然而这些致富的资本，人们不用去市井察看，不用于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劳而获，身有隐士之名，而又得到丰裕的收入。至于那些穷人家，双亲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时没有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与人聚餐，吃穿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觉得羞愧，那就没什么可比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就只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斗智以追求更富有的生活，已经富有的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为了谋生，谁能不冒着生命危险便获得所需物品，那就应该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耕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次之，靠奸诈手段甚至违法而致富则是最下等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出来做官的隐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贱，喜欢妄谈仁义的人，也足够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相差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相差千倍的就会被人家役使，相差万倍的就会做人家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要从贫穷走向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及经商，刺绣织绵不敌倚门卖笑，此处所说的经商末业，乃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还有制造身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鲰鱼，一千钧鲍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件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钱，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洁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类人家也可与千乘的富贵人家相比，这是大体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获利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所谓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今那些贤者之所以能致富的情况，以便后世之人得以比较选择。
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赵国人，靠着冶铁致富的。秦国击败赵国的时候，卓氏迁居，他们的家产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两人推着车子往迁处去。同一批被迁徙的其他人，稍有多余的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官吏，央求把他们迁到近处，近处是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下面是沃土，地里长着大芋头，芋头的形状像蹲伏的鸱鸟，这样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的。当地百姓善于做买卖。”于是就主动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上冶铁，用心筹划，最后在财势上压倒了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贵程度达到奴仆一千人。他在自家的田园水池里尽享射猎游玩的欢乐，可以比得上国君逍遥。
程郑是太行山以东迁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他常把铁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财富与卓氏相抵，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也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下魏国后，孔氏被迁到南阳。他便在当地大规模经营冶铸业，开辟鱼塘养鱼，并时常带着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借此得到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然而他赢利的部分，远远超出了施舍给他人的那部分钱，这使他声望胜过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的同时，家财也多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大方的举止。
鲁地民风节俭吝啬，曹邴氏尤为突出，他也是靠冶铁起家，家财多达几万钱。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一定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赁、放债以及做买卖。因为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不少人舍弃儒学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民风是鄙视奴仆，而刀间这个人却偏偏重视奴仆。人们将凶恶狡猾的奴仆视为祸害，唯有刀间收留、任用他们，让他们在渔盐商业上追逐利益，或让他们乘坐成群结队的车马，去与地方官员结交，并且更为信任他们。刀间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数千万钱的财富。因此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官，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通过豪奴致富而又能让他们为他鞠躬尽瘁。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运输货物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在各诸侯国间往来，无处不到。洛阳地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位置，穷人在富人家学做生意，常将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作为优势而相互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进家门。因为师史能筹划任用这种人，所以能拥有七千万钱的财富。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官吏。秦朝败亡的时候，豪杰们全在争着抢金银珠宝，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农民无法种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靠卖谷发了大财，豪杰们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而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比谁更奢侈，而任氏却崇尚节俭，致力于种田畜牧。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田地和牲畜，任氏却专门买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非常富有。但任氏的家规是，非自家种田养畜而来的物品不吃、不穿，没有做完公事就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为乡里做出表率，所以他很富有，而皇上也很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头，还有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需要借贷有利息的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未知，没有人愿意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财力可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极为庞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收入或是靠着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断事理，懂得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而赢利，以经营工商末业而致富，靠购置田产务农而守财，以各种强效的手段夺取一切资源，并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将其维持下去，其变化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畜、工、虞或商的人，凭着权势和金钱而成为富人，大者能压倒一郡，中者能压倒一县，小者能压倒一乡，这样的事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简朴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变成富人还必须能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拙的手艺，而郅氏靠着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着它富到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本是一个浅薄的事，而张里靠着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因为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见，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财物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够聚集财富，没本事的人则会破败家财。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亿万富翁便能与国君一样享乐。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吗？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