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颛顼统治天下的时候，让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统治之时，让重、黎的后代继续职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统治时期，程伯休甫便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周惠王与周襄王统治期间，司马氏离开周都，去了晋国。后来，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司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卫国的，有在赵国的，有在秦国的。在卫国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一支中，有人以传授剑术而名声显扬于世，蒯聩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叫司马错的，曾与张仪争论国事，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国，攻取蜀国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当时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在长平的士兵，回国后他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的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安君的部将，并率军攻占朝歌。诸侯分封为王的时候，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王刘邦攻打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朝廷将殷地改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的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是司马喜，司马喜担任五大夫，他们死后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的儿子是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为师学习天文，拜杨何为师学习《易经》，拜黄子为师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于建元至元封年间为官，他担心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固执谬论，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要义：
《周易·系辞》中说：“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体的思虑却多种多样；实现的目标相同，而采取的手段却大相径庭。”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致力于如何治世，只是各家的说法不同，有明白的，也有的不明白的地方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发现它夸大吉凶祸福的预兆，有很多的禁忌避讳，使人感到拘束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四季运行顺序的论述，是不可丢弃的。儒家的学说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因此该派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所制定的君臣父子之礼，明确的夫妇长幼之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学说俭啬而难以遵从，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的主张，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酷法却刻薄少恩，但它确定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弄清了名与实的关系，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规律，使万物得以自足。道家是依据阴阳家有关四季运行顺序的学说，吸收儒、墨两家的长处，撮取名、法两家的精要，随着时势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的风俗，处事立世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又容易把握，办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同。他们将君主视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这样就使得君主劳苦而臣下却安逸。再说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和贪欲，不耍花招，将这些放在一边而用儒术治理天下。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身心过于劳累，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存，那是不可能的事。
阴阳家觉得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宜、忌的规定，顺应规定就会昌盛，违背规定不死则亡。这未必是正确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多有所畏惧”。春季萌生、夏季成长、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则，不顺应这个法则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因此说“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能丢弃的”。
儒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艺”为准则，而“六艺”的本文以及释传数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也不能弄通其中的学问，有生之年也无法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至于制定了君臣父子之礼，明确了夫妇长幼之别，是哪一家都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亦崇尚尧舜之道，谈论到尧舜的品德行为时说：“堂口只有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级，用茅草搭房顶而不加修剪，采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土簋盛饭吃，用陶铏盛汤喝，吃的是粗饭，喝的是藜藿做的野菜汤。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裘。”墨家的人为死者送葬，只用一副只有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送葬者哭丧却不能过于哀痛。教给人民这样的丧礼，必定将此视作给万民做表率。假使天下人都照这么做，那就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了。时代不同了，时势变化了，人们的事业必定不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是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这的确是使得人给家足的办法。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是哪一家都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分亲疏远近，不别贵贱尊卑，凡事一律依照法令来决断，这样就把亲近亲属、尊敬长辈的伦理断绝了。这些手段可当作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能长期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少恩”。至于法家使主尊贵，使臣卑下，使上下职责明确，不得互相逾越的主张，是哪一家也不能更改它的。
名家苛细烦琐，纠缠不清，不识大体，使人不能反思其真实内容，一切取决于名称，却舍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至于按照名称来考察实际内容，为求名实相符而对名与实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不为”，其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却难懂。其学说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道家学说认为事物没有一成不变之势，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究万物的情理。不抢在物情之先，也不落在物情之后，所以能够当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要随着时势而定；有度而不恃度，要随着万物而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功业之所以不朽，就在于牢牢守着顺应时势变化的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应自然是国君治国的总纲”。群臣就位，君主应让他们各尽其才。实与名相符者，叫做“端”；实与名不符者，叫做“窾”。不听信空话，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也自然分得清贤与不肖，看得出黑与白。关键就在于运用了，只要肯运用，什么事都能办得成。这样就合乎大道的一派混混沌沌的境界。光耀天下，重又返归无名。举凡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则寄托于形体之中。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形、神脱离就会死亡。死了的人不能复生，是因为形、神脱离后便不能复合了，所以圣人重视这一点。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让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安定下来，却奢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怎么能做到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间的事务。太史公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在龙门出生，曾于黄河的北边、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田畜牧的生活。他十岁时便能诵读古文了。从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一带，登会稽山，探禹穴，观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讲学，考察孔子遗风，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路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这时司马迁出仕做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征讨巴蜀以南的地区，往南攻略邛、笮、昆明等地，之后回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大礼，而太史公此时滞留在洛阳，不能亲身参与整个过程，所以心中愤懑，发病将死。他的儿子司马迁正好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与父亲相见。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低声哭道：“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际便显功扬名，职掌天文。后世中道衰落，如今将会断绝在我手上吗？如果你能继续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的祖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礼，而我不偏偏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完成的著述啊。再说孝道是从奉养双亲开始，进而侍奉君主，最终落实在立身扬名。靠扬名后世来使父母显耀，这是最重要的孝道。天下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论述并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再推到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周族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衰败，礼乐衰微，孔子编辑整理了旧典籍，修复振兴了被破坏、被废弃的礼乐，论述《诗》、《书》，写《春秋》，学者至今都在效法他。自鲁哀公十四年有人捕获麒麟以来至今四百余年，诸侯国相互兼并，各国史书丢弃散尽。方今汉朝兴起，四海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之士辈出，我身为太史都没有对这些人加以论评记载，废弃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深感惶恐，你可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着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论撰先人所整理的史料旧闻，不敢有缺漏。”
太史公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连缀汇集国家的藏书。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后，正值汉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汉朝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宣布实施新历法，诸神接受太初历。
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父说过：‘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能继承清明盛世，整理《易传》，接续《春秋》，论述《诗》、《书》、《礼》、《乐》本义的人吗？’意思就在此时，在此时吧！我又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道：“过去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讲：‘周朝王道衰退废弛后，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讨厌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其政治主张不能被采纳，道义无法实行，便在《春秋》中褒贬评定了发生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想以此作为天下人评判是非的准则，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昏乱的诸侯，声讨为祸的大夫，为达成王道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记载论述那些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史实，这样说明就更加深切透彻了。’《春秋》这部书，往上阐明三王的治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纪纲，明辨嫌疑，判断是非，论决犹豫不定的事，褒扬善的贬斥恶的，尊重贤才，鄙视不肖之人，使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断绝了的世系得以继续，补救衰敝的事业，振兴废弛的一切，这是最重要的王道。《易》记载论述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说明变化；《礼》规范人伦，所以长于教人行事；《书》记述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辅佐政治；《诗》记录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描述风俗；《乐》是论述音乐创作的经典，所以长于论述和谐；《春秋》论辩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言行的，《乐》是用来启发人心平和的，《书》是用来述说往昔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人间情意的，《易》是用来讲述万物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人间道义的。平定乱世，使其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实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中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在《春秋》里面。在《春秋》一书中，记载了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掉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住自己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中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立国立身的根本。所以《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发展渐进已有很久了’。因此，国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就会连谗佞小人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臣贼子紧跟在后面也发觉不了。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固守常规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遭遇变故时不知如何灵活处理。做人的主君、父亲若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蒙受最恶的名声。做人的臣子、儿子若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陷于因篡位杀上的罪恶而被杀的境地，蒙受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只因为不通晓《春秋》大义，所以蒙受众人的无端谴责却不敢推卸罪名。不明白礼与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子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行。把天下最大的罪名加在谁身上，就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因此《春秋》这部书，是礼与义的根本之所在。礼是在没发生之前禁绝坏事，法是在坏事发生之后施行制裁；法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但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所处的时代，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他才撰写《春秋》，流传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与义，被视为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您上遇到圣明的天子，下能当官任职，万事俱备，而且全都各得其所，先生所要撰述的、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全然是这么回事。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最为纯朴忠厚，创造了八卦。尧、舜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尚书》中有所记载，礼乐是从那时兴起的。商汤、周武统治时期国运昌隆，诗人便作了很多歌颂的诗。《春秋》褒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不仅仅是讽刺讥斥。’汉朝兴建以来，到当今英明的天子得到祥瑞征兆，举行了封禅大礼，改订历法，更换服色，受天命泽被苍生，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辗转几重来到中国边关，请求进献礼品、朝见天子的外国使臣不可胜数。我与百官们竭力颂扬圣德，仍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再说人才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国君圣明而功德得不到广泛传扬，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若我在担任太史令时，放弃天子的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将功臣、世家、贤大夫们的功业埋没而不予著述，那就是违背先父的遗言，罪过实在太大了。况且我只是缀述旧事，整理世代相传的资料，并非所谓的著作呀，而您把这个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太史公开始论述编写所得的文献和资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被囚于狱中。于是喟然而叹：“这是我的罪过啊！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毁伤了没有用了。”于是退而深思：“《诗》、《书》含义隐晦而言辞简约的原因，是作者想要表达心中的思虑。过去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厄，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成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了《国语》；孙子受了膑刑，而论述了兵法；吕不韦被流放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才写下《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郁结，没有通畅表达的渠道，因而才追述往事，思考未来。”于是终于下决心叙述陶唐以来直至武帝获得麒麟那一年的历史，一切从黄帝开始。
缅怀以前黄帝以天地为纲纪，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的帝王前后相继，各自制定法度；唐尧让位给虞舜，虞舜也不以此自居；赞美这些帝王的丰功伟绩，使其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