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这句话激励着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和中华儿女，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为着实现他们心中的远大理想，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名言的提出，是在我们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闭幕词中还用了“愚公移山”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经会后整理修改，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有一个时期，这篇文章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起被称为“老三篇”，在全国人民中耳熟能详。
（二）
党的七大以来一直到今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开拓进取，敢于牺牲，直至胜利的精神写照。光辉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个单位在发展的历程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总是要遇到大大小小无尽的困难。只有英勇无畏、排除万难，国家才会强大，事业才会兴旺，生命才会精彩。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共产党人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仍然有很多困难在等待着我们去克服。只有继续发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才能充分发展我们伟大的事业。今天，我们应让“愚公移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激励全体共产党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员口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毛泽东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事业受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并不断地受到侵犯，因此，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对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对此，我们党必须对他们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摩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摩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摩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需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摩擦增加。”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摩擦依然在不断地发生，并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
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在演讲中最后说：对国民党的摩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
就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懂易记的重大方针就阐发出来了。从此，这个重大方针就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方针。
（二）
在对敌斗争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它既坚持了团结，也坚持了我们党的原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处理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既要妥协，又要斗争，必要的妥协是为了维护团结，维护联合抗日这个大局。但是妥协不能放弃原则，在蒋介石顽固派不断“犯我”的时候，就必须坚决地与之斗争。
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蒋介石企图又要重演过去的伎俩，蒋军不断地侵犯我解放区。当时，前线指挥员考虑到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对反击敌人有些顾虑。毛泽东高瞻远瞩，当时就给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作了这样的指示：对于在谈判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你们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敢于来犯，你们就狠狠地打。毛泽东表示：你们反击得越狠，他反而越安全。结果在中原解放区，面对来犯之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前线指战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同时也成了流传至今的佳句。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
面对反动派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有一个论断，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情。这一论断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一论断的提出者，是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提出的时间是1946年6月。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同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
（一）
1946年6月，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背景，是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国内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当时，国民党无论在军队数量上、军事装备上、还是在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上，都明显地超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因此，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许多人存在怀疑和顾虑。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针对一些人对国际形势产生悲观估计和不敢用革命的手段反击国内反动派进攻的倾向，毛泽东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是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这一论断的。
1946年8月6日，在雨后初晴的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陪同斯特朗前去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担任临时翻译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为了表示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然后同她就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交谈。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听到毛泽东这一大气而惊人的论断，美国记者斯特朗十分惊讶。她既信服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又感到一些迷惑不解。她联想到刚刚在日本爆炸的两颗原子弹的威力，便问毛泽东应如何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二）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便立刻传遍国内和海外，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更给予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力量，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这篇谈话，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惊世骇俗的著名论断，所彰显的勇气与气势，极大地改造了百年挨打挨饿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振奋了中华民族英勇地抵御敌人的精神。它不仅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特别能战斗的无畏精神，而且对敌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这一著名论断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还极大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与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
14年后的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一文中，回忆起这次谈话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在今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论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困难面前，我们仍然需要把反动派视为纸老虎的英雄气概，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敢于斗争，勇往直前。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毛泽东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的一条重要思想，也是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制胜法宝。毛泽东运用辩证原理，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强大敌人的态度。
正是在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尤其是在军事斗争中，它使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一）
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野战、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对太原国民党守军进行的城市攻坚战，就是实践“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一个成功范例。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是华北战略要地，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10万余人据守该城。1948年7月晋中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1兵团等部乘胜进逼太原。为夺取太原，最后消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指挥第1兵团、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17个旅10万余人，举行太原战役。
10月2日，阎锡山调集7个师向城南攻击，企图向外扩张，破坏解放军的战役准备。徐向前抓住守军脱离防御阵地的有利战机，发起战役。4日夜，对进抵小店一带的国民党军6个师发起进攻。5日，第1兵团第8、第13、第15纵队分由太谷、榆次出击，第7纵队一部由清源东渡汾河参加战斗。经过11天激战，全歼阎锡山部暂编第44、第45师等部共1.2万余人，收复小店镇，攻占南畔村、西温庄、武宿机场、北营车站、石嘴子和城东北风阁梁等阵地。16日，攻城部队从南北两面向东山要塞发起攻击。至19日，相继攻占黑驼、百人梁、大窑头、大北尖、榆树坪、孟家井和牛驼寨等堡垒阵地，占领了东山主峰罕山及大部分守军阵地。国民党军第30军和暂编第10总队在炮火掩护下，对牛驼寨实施多次猛烈反扑，第7纵队等部与之激战3日，予以重大杀伤后撤出牛驼寨。解放军连续攻击，多次打退守军反扑。至11月13日，攻占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4个据点，歼守军2万余人，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
此时，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会同华北军区主力举行平津战役，为稳住北平傅作义集团，不使其南逃西撤，中共中央军委16日下达缓攻太原的电令。太原前线解放军除以一部对守军实施围困外，主力转入休整，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至次年3月，瓦解守军1.2万余人。
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第19兵团、第20兵团和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于3月由冀入晋，与第18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第7军等部共32万人会攻太原。194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的中共太原前线总委员会，成立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任书记和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所有参战部队。3月底，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由中央驻地返回西北途经太原前线，此时徐向前病重，不能指挥作战，由彭德怀负责总攻太原。
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总攻太原外围。第20兵团和第7军1个师，由城东北、城西北进攻北区守军；第19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由城南和城西南进攻南区和西区守军；第18兵团和第7军主力，由城东进攻仓库区，并配合第19、第20兵团进攻东南区和东北区守军；第四野战军炮兵第1师和华北军区炮兵部队配合作战。至22日，全部攻占太原外围据点，歼国民党军12个师。4月24日晨，攻城部队在1300门火炮的支援配合下，对城垣发起总攻。至上午10时，全歼守军。
此战，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1个军部、20个师，总计135874人，其中俘敌97179人，毙伤33385人，投诚5310人，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10兵团王靖国等军政要员多人，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使山西全境解放。作战中解放军仅伤亡1.5万余人。
太原战役是我军对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进行的一次阵地攻坚战，战役的主要特点是，我军在长达4个多月的围城期间，采取了围困、瓦解和攻击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在反复争夺外围据点中逐批地消灭了部分敌军，同时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敌军士气，从而在总攻之前就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为最后以小的代价顺利围歼守敌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在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都操之于我军手中，而我之兵力一时又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对孤守城市之敌采取长期围困而后总攻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二）
毛泽东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重要思想，在以往中国人民的对敌斗争中起了重大指导作用。这一思想充满着辩证法，它告诉人们，中国革命是有光明前途的，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我们不要怕，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大局上要有信心、有斗志。只有坚定必胜的信念，才能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做具体工作时，又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重视每一个细节，不能有任何疏漏，遇到问题要反复推敲，做到万无一失，这就是战术上高度重视。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我们的制胜法宝，二者不可偏颇。
对于现今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抵抗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敌人的态度，我们仍然需要采取的方针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只要这样，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需要对毛泽东思想作准确的理解。毛主席一生坚持两分法，坚持辩证统一，在现实的中国国际国内事务中，我们一定要准确把握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胜利的两个方面。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无论发生哪方面的偏差都会给中国的复兴大业产生不良后果。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流行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的一条影响巨大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面对朝鲜半岛的危急局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中华儿女纷纷响应，参军参战，捐粮捐物，支援前线。这个口号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力的象征，是中华儿女精神的凝结。
（一）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９月，美国等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在仁川登陆，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朝鲜半岛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虽然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急任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在10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艰难决策。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异国他乡，他们冒着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浴血奋战。在上甘岭战役中，他们在山头被敌人炮火削低两米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决不后退一步。在敌人密集轰炸、严密封锁下，他们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与“王牌空军”的较量中，他们以“空中拼刺刀”的勇气，创造出世界空战史的奇迹。他们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把炒面一把雪，顽强拼搏，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最可爱的人。为了朝鲜人民，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许许多多的英雄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后，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起来，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工人提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农民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学生、干部纷纷签订爱国公约。为了让志愿军在艰苦的环境中吃上熟食，东北地区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为了使志愿军改善武器装备，全国人民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用半年时间义演170多场，所得收入捐献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截至1951年11月15日，全国人民认捐总数达到４万余亿元（旧币）。
经过近3年的搏杀，1953年７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同年９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二）
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干涉朝鲜内政、吞并全朝鲜的企图，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面目，鼓舞了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意志和决心，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今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已经60余年了。追忆往事，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段艰难岁月，就是为了使广大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新世纪的呼唤。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今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天下并不太平，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决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不可侵犯的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同时它也像警钟一样，在人们禁锢的大脑面前敲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邓小平的这一名言已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就是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就无法冲破“左”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就无法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拓进取，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在解放思想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物中探寻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又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问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期是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大家思想僵化，党和国家面临重重困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思想，无疑让迷茫中行走的中国迎来了一束曙光。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的有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一些关键敏感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会议的成果进行了确认。因此，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奏。
会议一开始，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致开幕词，他代表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最早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提出来的）。会议一致认为，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基本上分清了是非，全国规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可以基本结束，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就为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准备了条件。
陈云在会议上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彭德怀、薄一波、陶铸、杨尚昆等问题，都是过去处理错了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总结了两年来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高度评价了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全党的重要任务是解放思想。
他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成为了随后召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
（二）
事实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指导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强大思想武器。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然而，也存在着很多思想障碍和阻力，仍然需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不断地通过解放思想推动和深化改革。
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体制障碍、结构束缚、增长粗放等，这些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关键要靠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用思想解放促经济社会发展，用改革开放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作为党员，我们应该牢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重要思想，时刻用这一思想武装自己，完善自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更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重要思想，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