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以９．７％的速度高速增长了３０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ＧＤＰ总量的１％提升了６％，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了９％。３０年中，我们不仅使２．５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１３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ＧＤＰ２２４美元，提高到了２００８年的３２００美元。３０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１９７８年的４％提高到了目前的４０％，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１９７８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３０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世界许多发展研究人员曾经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悲观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条件对经济发展不利。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呢？
我认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对发展不利的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３０年间，从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一心一意搞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坚定不移和势不回头的轨道，政治更替和社会环境稳定、资源宜于集中、推进发展效率较高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３０年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体制保障。而从仅讲集体主义和无私丰献到发挥个人积极性及承认个人物质利益；从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到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城乡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资源高度集中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劳动者和企业，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创业、创新、投资和经营的各级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３０年的开放，则使我们从封闭落后，到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和管理知识，引进大量的外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国外的技术，大大提升了中国家电、汽车、通讯、钢铁等等许多产业的技术工艺水平，并且，对外贸易使中国数亿过剩的劳动力劣势被转化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这些都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的原由，只有长期亲自经历中国发展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才能体会。这里我们用三个研究分报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二－－政治转型、适度集中和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周天勇
摘要：学术界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快速的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强力推动的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是有害的。然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快速市场化，在政治上快速民主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即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在其结构转型期间，也实行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搭配模式。特别是中国经济上快速市场化与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强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获得了发展的中国奇迹。本文拟就中国政治转型与适度集中和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以及稳定和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阐述，供大家讨论。
关键词：政治转型 政治适度集中 经济发展 现代化
从前一个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１９４９年建国后的３０年，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或者与同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还是就中国人均ＧＤＰ和ＧＤＰ总量在国家上的地位来讲，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革命胜利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教条理解，使我们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提倡无私丰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从１９７８年以来，我们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并且，政治上的适度集中，保证了党和国家对发展经济的规划、资源动员和集中能力、促使地方政府间竞赛和提高了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的效率。政治转型和政治适度集中，从一个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３０年。
一、从政治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国以来，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看成是享乐主义，不艰苦奋斗，是搞修正主义。虽然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９年前作为革命党，搞无产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建国后多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将贫穷和落后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将富裕和生产力发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的内容。
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思想和理论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倡导思想要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向了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才从革命党，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了执政的党，发展经济和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党。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的是，党的工作中心一定要从过去几乎三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的转向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我们曾经在１９７８年前的三十年中，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欲速则更不达，几次定的在某某年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多次落空，发展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体，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暴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ＧＤＰ到１９９０年时翻一番，到２０００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２０５０年建国一百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这样的落后状态只能挨打；国家经济发展的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于人民生活的幸福考虑，还是出于国家的安全，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团结一心向前看，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解。建国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最深刻的教训是：一个社会，如果内部不断地搞斗争，它必将会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而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它才能走向繁荣和富强。党在有关的历史决议中诚肯地认识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些错误；承认对许多公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５０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的称谓，给以他们以正常的公民待遇；让２００多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医疗卫生等人员回城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１０００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劳动的青年又返回城市参加高考、招工工作，或者允许进行个体经营；形成公民意识，逐步淡化和取消了政治上的阶级成份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尊重知识，把科学技术上升为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取消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排行，专业人员担任科学技术单位领导，调整了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分配政策；进行科研院所的改革，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三是重视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大量的人才。小学、中学、中专和高等教育，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为公平进入学校学习建立了录取制度，并且从大中专学校由文化水平低，甚至无知识的人员领导和讲学，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再是学习封资修和里通外国。回想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劫后余生中，在当时给整个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全民族积极进取和奋斗的全新的局面。我想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纠正错误的诚挚和勇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心，谋求发展的坚定信念，艰巨和卓越的工作都不应当被我们所忘记。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的转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及其领导的政府，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起步。
二、意识形态：从无私丰献到物质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经济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后。清算了以“无私丰献”搞经济建设的左的空想意识，承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对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从精神鼓励为主到物质利益推动。任何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源于它的人民和国家投资、创业、创新、管理和劳动等方面的动力。这些动力来自于精神的作用，还是来自于物质利益的源泉，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私与公、民营与国有、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乃至哲学界，长期争论且似乎永恒的命题。建国后的三十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对公民行为的要求上，强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计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这样的观念、要求落实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生产队，劳动者由于分配，多劳与少劳一个样，干好与干不好一样，出工不出力，并且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的效率较低和质量较差；企业没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减少亏损的积极性，没有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没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生产的效率很低，质量很差，浪费很大，没有良性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建国后的三十年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１、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２、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３、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４、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的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钩，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少，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在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基础上，更是获得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