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体制下，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和公务员成为违法的保护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收了钱，就成了保护伞。实际上一些执法部门，在收了钱后，不管是真货，还是假货，大多都放行。合法经营的加大了成本，违法经营的由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放行而危害社会。比如，曾经报告过的毒奶粉、毒火腿、毒粉丝、假药等等，特别是“三鹿奶粉”，都曾是基层一些工商、质检、药监部门收钱后放行的。实际上这种执法和收钱密切相连的体制，将基层的一些工商、质检、药检、城管等部门变成了假冒伪劣等违法的保驾护航者。
城市和城镇中，只要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正式注册，政府各行政和事业单位对其就有多如牛毛的执法收费罚款项目，而且其最高和最低弹性很大，执法人员以执法为由，在给出一个最高额的收费和罚款额后，往往逼着被执法户讨价还价，让被执法户私下给执法人员个人好处，于是可以少交费和少罚款。这种对行政、执法和司法财政不拨款、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在工商、质监、环保、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许多部门滋生了严重的吃拿卡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鉴于日后还要经营，对其是敢怒不敢言。这种腐败经常是无人举报、无法查证，隐性而普遍蔓延。
第五，上述执法、收费和罚款，往往容易成为引发和形成社会动荡的事件。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司法等部门的收费和罚款，群众对其怨声载道，各级党和政府所做的许多为民的正面努力往往被这些部门的执法、收费、罚款和吃拿卡要完全抵消，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而大打折扣。许多地方，创业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业主，往往将部门、机构、单位和公职人员的这种收费和罚款不认为是其自己所为，而是归咎于党和领导。如工商、城管、质监、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在执法和监督中，由于其首先要收费和罚款，往往针对的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以及非正规创业和就业者，而居民普遍对这些人群有强烈的同情心。发生工商、城管、质监等对这些人执法引起群体围观和骚乱的事例，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中国城市中从农村转移进来的人口较多，因结构调整和企业破产等下岗的人口也不少，大学生毕业和军人复员后找工作也不容易，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当大，对这样规模的一个人群的非正规创业和就业，如果是以收费和罚款为目的进行行政、执法、监督和司法，将会积累严重的社会矛盾，稍微不慎，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无论是从翁安事件，还是从石首事件，许多地方群众对城管、工商、质检、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政府各个部门和单位大量收费罚款，对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的执法、收费和罚款腐败长期不满。尤其是由于政府各个部门大量收费罚款，使得居民创业和企业经营艰难，就业空间非常有限，积累了大量的失业无业游荡人员。这些不满情绪和无业人员，成为许多地方群体性事件的情绪因素和动荡人员来源。如不尽快改革，我想日积月累，肯定会出乱社会和乱国之大事。
第六，利用公共权力收费罚款，自筹经费，导致中国公职阶层与个体和劳动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由于收费、罚款和以收费罚款为目的的行政、执法等骚扰不断，负担沉重，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艰难，使中等收入人数增长缓慢；由于政府行政、执法、收费和罚款，抑制创业和就业，就业困难，使失业而相对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多，特别是被收罚垮而失业的居民的收入更低。另一方面，由于收费和罚款部门职工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相对其他财政拨款职工的工资高；而且，部门利益，行政管理执法中的吃拿卡要，据王小鲁的研究，又使公职人员得到了大量的灰色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由于国家除了税收外，许多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都可以收费和罚款，国家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力量非常强，而小资本、智能和劳动因创业艰难，就业困难，智力和劳动要素的分配能力特别弱，如果不加以改变，普通劳动者生活会相对越来越困难。近几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分配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就证明了这点。
这种体制也导致了政府行政和事业各单位人员之间的收入和待遇不公平。能收费和罚款的部门和单位，过去是自收自支体制，现在改成了收支两条线体制，虽然不公开发文件，但是潜规则上是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收费罚款多的机构，得到的返还就多，而且吃拿卡要的机会也多，人员的工资和奖励就多，办公条件也好，甚至还可以变相地对购买住房等进行补贴。而一些没有执法审批和收费罚款权的机构，则是清水衙门，无人上贡；下去也无部门接待，实际收入，甚至名义收入要比有审批执法收费罚款权的单位少了很多。
七、小结
从这部分研究报告的分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上最大的一个失误是，没有用建立起“人民－人大－政府收入及预算”的制衡制度，没有用人民同意的制度建立起政府收入的约束制度，没有用预算硬约束控制住行政公务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形成了税费失控，陷入了“收费养人，养人收费，收费再养更多的人，养更多的人需要再收更多的费”这样的恶性循环。
高税费抑制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城镇固定和永久转移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相对缩小了城镇容纳劳动力就业的容量。研究证明，除了税收外，收费和罚款多少，与每千人口拥有中小企业的数量，与城镇人口从业率，高度负相关：收费罚款越多的地区，严重抑制了创业，是导致就业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讲，中国就业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收费罚款造成的。
合法和不合法腐败随着行政审批、许可、执法、监督、收费和罚款等而盛行，尤其是各部门千方百计收费和罚款，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民众因这种收费罚款式的执法积累的怨恨随时都有引发群体事件和社会动荡的可能，党失去民心，执政基础不稳固，随意收费罚款来养机构和养人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的这种收费罚款体制，也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农业因不能转移劳动力而无法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农村因人口不能永久转移而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
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税收收入，由于从结构上讲大部分来自于创业和企业，是抑制创业、企业和就业的一种税收制度。而由于对污染、资源、财产等等征税很轻，甚至不征税，则鼓励了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以财产食利的行为。这种税收制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鼓励创业、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困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扩大内部消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共同富裕都是极为不利的。需要改变目前的税源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结构，普遍开征资源税、污染税和房产税等，并且，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也需要向国家财政上交，从而改变大量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太重的局面。
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搭配上讲，我们在选取政治上适度集中体制的同时，经济上一定要坚决向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推进。关键是政府要少管，少审批许可，少执法监督，更多地让市场去自我调节；而政府则去管理市场调节不了的部分，政府要用合理的法律和司法机制来管理市场经济，政府要更多地用社会组织去自我管理经济。即在从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剧烈转型期间，实行一种政治上集中而经济上放活的体制结构。集中，则政治稳定，则国强；放活，则乐业，则民富，则社会安宁。国强，民不富，虽然中上层政治有可能稳定，但下层社会不得安宁。因此，集中和放活缺一不可。
无论是从鼓励创业和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扩大内部消费需求，还是从重塑党和政府因收费罚款而受损的形象，获得民心，富裕百姓，稳定社会看，都需要中央和国务院痛下决心，将政府全部收入占ＧＤＰ的比率牢牢控制在２５％以内，将行政公务开支严格控制在１５％以内，触及部门、机构和一部分人的利益，大规模清理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各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项目，废除大量的收支两条线体制，严禁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潜规则，并且财政支付一定的成本，将一些依靠收费和罚款生存和膨胀的部门、机构和人员由政府财政拨款供养起来。还要大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大规模清理法律和法规中的寻租设置，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等等活动，从根本上铲除腐败和灰色收入的产生条件。
参考文献：
１、周天勇著：《效率与供给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２、周天勇等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３、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报告，其摘要见《财经》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４、世界银行集团：《２００８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５、浙江省物价局 张海音 廖怀有 周永泽等：“强化对委托服务价格行为监管的研究”，浙江省价格协会网，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
６、冯兴元：“我国财税体制的缺陷与改革”，人民网，２００９年０７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