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澜和则渊终究是出了事。
则渊无意中，听到了丁澜采访用的录音机中有一段声音，而那声音，录于丁澜和一个男人缠绵之时。则渊大怒，扇了丁澜一个巴掌。则渊头都不回就跑了，丁澜嘴角流了血。我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无所适从。
丁澜号啕大哭。我吓坏了，我从不曾见丁澜这般失控，她一直都成竹在胸，左右逢源，如今，却变成这般。我忙跑过去抱住她，她在我怀中颤抖，幅度大得连我都随之颤抖了。她大声地喊：“我爱他啊，温妮，我爱他啊。”我无言以对。丁澜抓住我的手：“温妮，你帮帮我，帮帮我。”我问她：“我该怎么帮你？难道你让我去对他说，你的爱和你的身体，是两回事？”丁澜松开我的手，缓缓瘫坐在地上。
我跑出去找则渊了。爱情太伤人，因为它总是那么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地败下阵来，败给时间、距离，败给金钱、名利，甚至败给一些说不出名堂的东西。
我跑到楼下，就停住了。我又返回了家，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因为我不知道该和则渊说些什么，就像我也不知道该和丁澜说些什么一样。丁澜还在哭，我捂住了耳朵。
则渊曾对我说过，丁澜并不愿离开上海，同他去美国，所以他会在美国那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时，就回中国发展了。他说这话时，我就狗拿耗子地担忧：两人在中国，不比在美国安全，丁澜早晚露了马脚。如今我这乌鸦嘴应验了。
三天了，则渊都没有露面，而且电话也不接。丁澜不去上班，我打电话给她请了病假。她的上司口吻焦急，我刚想宽慰宽慰他，他却说道：“丁澜现在能不能接电话啊？这期的稿子她还没有交啊。”我忿忿不平：“她现在连电话都打不了了，您觉得她还能交稿子吗？”
丁澜千真万确是病了，低烧，嗓子喑哑，整个人像棵奄奄一息的植物。她手里攥着手机，不停地给则渊拨电话。她不愿去医院，我只能给她斟茶倒水，削水果。而端进去的饭我是怎么端进去，再怎么端出来。第三天，我正唉声叹气地准备把冷掉的饭端走，她却叫住了我。她仍哑着嗓子：“温妮，陪我说说话。”
丁澜双目空洞：“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还没等我想到怎么回应，她就自说自话地下了定论：“但这就是我的生存方式啊。”我的心沉了又沉，像是预见了则渊和丁澜的结局。我相信丁澜爱着则渊，从他们一无所有的青春年华开始，以一种没有杂质的方式相识相爱，而今时却不同往日，她依旧爱着则渊，却自欺欺人地修改了爱和忠实的定义。她那轻描淡写的“生存方式”，在则渊看来，是当之无愧的背叛。这，应该是她做错了吧？
夜间，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冲出房间，冲到丁澜面前。我的脸与她的脸仅半臂的距离：“专访真的那么重要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穿得好，戴得好，被人艳羡真的那么重要吗？”丁澜被我吓住了，眼睛一眨不眨，像个栩栩如生的娃娃。在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她的房间前，她才开了口：“是，对我来说，很重要。人活在上海，不得不与人攀比。你迟早会懂。”我停了停，没再说什么，回了房间。
我的心乱了，像是一池净水，被风吹着，被雨淋着，每个人都来打扰我，对我说：有太多太多的事，要比爱情来得重要。
在丁澜萎靡不振的三天中，我都是一下班就一溜小跑往家跑，引得魏老板问我：“温妮，这几天忙什么呢？”想及魏老板也曾摸过丁澜的大腿，以及那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的下文，我便字正腔圆地说了两个字：“私事。”说完，我就扬长而去。
走了没几步，我便懊悔。魏老板今日倒霉，担下了我的不满，而过了今日，怕是要倒霉的就是我了，我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对老板这般大义凛然。
第四天，则渊出现了。他出现时，丁澜已经去上班了。连我这局外人都跟着惶惶：“哎呀，太不巧了，丁澜刚走。”则渊却不惶：“我在楼下看见她走了，我才上来。”他又补充道：“我来拿些东西。”
我去上班了。我虽自顾不暇，虽一门心思琢磨着今天该如何做牛做马，如何让魏老板大人不记小人过，但我还是给丁澜打了个电话，通风报信说则渊现在正在她的房间内。
黎至元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北京，今天回上海，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带过来的。我说我想吃糖葫芦，还得是大街上小商小贩推着自行车卖的那种。黎至元说行。
才过了一会儿工夫，黎至元又打来电话：“温妮，现在是夏天啊，大街上哪来的糖葫芦？”我懊然，天天穿得像模像样地在写字楼里吹冷气，人都吹得四季不识，五谷不分了，只好作罢。
晚上八点，我还在公司孜孜不倦。魏老板有个饭局，离开公司前，问我：“今天你没有私事啊？”我尴尬地说：“我人生地不熟的，哪来那么多私事。”魏宰相肚里能撑船，对我笑了笑就去赴饭局了。我感恩：多好的老板，多好的公司，没有繁文缛节，只讲成效。
魏老板前脚刚走，我后脚也走了。
倒不是因为我为人两面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是因为一个男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是黎至元的司机，要去机场接黎至元，问我有没有时间一道去。
我觉得不伦不类，问了好几遍：“我？我？我为什么要去接他？”司机点拨我：“黎先生说是给你带了东西，要尽快交给你。”我匆匆应允：“好，我和你去。”我想到了糖葫芦，想到了在这湿热的上海的夜色下，黎至元西装革履，擎着个糖葫芦，糖浆化了，滴了他一身。
不过，等我见到黎至元时，他神采奕奕的，并没有和糖浆纠缠。
等上了宝马车，我才发现，黎至元手拎着一个保温瓶。他打开保温瓶，里面竟真的是两支糖葫芦。他对我说：“找不到小商小贩，我在商场买的，可能没那么原汁原味。”糖浆有些化了，腻在瓶子里。我眼睛竟有些湿润，低着头闷闷地说道：“谢谢你。”黎至元拿出一支送到我手上：“小事一桩。”
山楂不酸，但我哭了。黎至元叹气：“为什么每次我想给你惊喜时，你却都要哭呢？”我一边哭一边吃，并不作答。
日子灰蒙蒙了几日，黎至元带着惊喜像一缕阳光般晃花了我的眼，晃出了我的泪。我吸了吸鼻子，对黎至元说：“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因为我后悔啊，我不该要糖葫芦，我该要金银珠宝。”黎至元伸手擦掉我的泪：“别后悔了，下次给你金银珠宝。”他的手很暖，真的像阳光一般。他的手也很大，大到能遮住我的天空吧？
上海的机场不分昼夜地繁忙，车子随着车流行驶缓慢，我从没哭到哭，再从哭到不哭，它甚至都还没有驶出机场的停车场。而这时，我看见了肖言。夜色中，他于我而言，竟有如发光体一样，一下子夺走了我的目光。
他经过黎至元的车子，走向机场。我想都没想，大喊着让司机停车，之后打开车门就下了车。我对着肖言的背影喊他的名字，他停下来，回身看见了我。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你怎么在这儿？要出差？还是接人？”肖言还是淡定的肖言：“我来接客户。”他打量我，又看了看缓缓驶来的黎至元的车。我手中擎着糖葫芦，眼睛还因为刚刚哭过而红肿着。我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我，我，我来接朋友，他，他从北京给我带来了糖葫芦。”肖言“哦”了一声，于是我的解释变得多余极了。我不知所措，只好问：“你要不要尝尝？”肖言淡定：“我先走了，时间来不及了。”
肖言走了，把我留在了身后。我看着他的背影，任由糖浆一滴一滴落在上海的夏夜中。我们就像是他乡偶遇的故友，一番寒暄，便又匆匆各奔东西了。
我回到黎至元的车上，黎至元问我：“朋友？”我点点头。黎至元又问：“男朋友？”我摇摇头。昔日，我看见肖言的车上坐有女人，而今朝，肖言又看见我从男人的车上走下。我们，已经在交汇过后互不相干了吧。黎至元也不再说话，车上仅存从音响中流淌出的音乐声。有个女声在唱歌：想被你呵护，当你的信徒，听你说你的抱负。如果这是我专属，我一切都满足。电台中竟在唱着不红不紫的《小小幸福》，我听得如痴如醉。想不到，这支歌还来不及过时，肖言给我的小小幸福就已经成为了过去。我第一次在夏天瑟瑟发抖。
我伸手握住了黎至元的手，把他当做了茫茫大海中的浮木。黎至元感觉到了我在发抖，于是反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手上沾的糖浆又沾在了他的手上，我们相视笑了笑。
黎至元的惊喜和肖言的出现，让我把丁澜和则渊的岌岌可危抛到了脑后。直到我拿着钥匙打开家门，我才恍然，在我的通风报信下，早上他们应该已经见过面了。
家里静悄悄的。
丁澜的房门开着一道细细的缝，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敲了敲门。丁澜的声音传出来：“温妮？进来吧。”我推开门，看见丁澜正在电脑前敲键盘，像她平时写稿子一样，专心致志，胸有成竹。我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大半：“你和则渊，还好吧？”丁澜的手指停都没停：“我和他都需要时间再想一想。”我退出了丁澜的房间，心慢慢落了地。无论他们会破镜重圆，还是会分道扬镳，我的心也都不必再悬着了。
我犹豫了一遍又一遍，末了，也没给肖言打电话。我扔硬币扔了五次，五次的结果都是老天爷不让我给他打电话。我穿着拖鞋下了楼，用这枚硬币买了个冰淇淋，吃了。我一边吃一边想：这种猜不透主人心思的硬币，不花了还等什么？
第二天，我一进公司，魏老板的秘书就告知我，说老板已经到公司了。我忙小心翼翼地问：“这么早就到了？出了什么大事？”秘书也一脸惶惶：“不知道，说是等大家到齐了就开会。”我思前想后，并没反省出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
不过，开会前，我却说了句不该说的话。
魏老板说开会，我却多嘴道：“小沃还没到呢。”魏老板瞪向我，眼睛里像是能喷出火来。他咬牙切齿道：“小沃被开除了。”众人都惊讶了，而我，惊讶之余，还被魏老板的怒气烤了个火烧火燎。
小沃前辈在美国有个个人账户，仗着公司的分析决策，常常先一步为自己买卖股票，据说，赚了不少。我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我没眼见为实，只是耳听为虚罢了。
小沃前辈的行径，在公司乃至整个行业都是明文禁止的，所以，他“当之无愧”地被开除了。其实，魏老板明里暗里地恩惠过：“你们可以跟着公司做交易，但记住，是‘跟着’。”小沃前辈嫌“跟着”赚得不过瘾，便偷偷迈到了公司前面。
开会时，我就在想：要是我在美国也有个账户，我能禁得住那先到先得的诱惑吗？想到末了，我得出个结论：还是我这种没钱开户的穷苦百姓比较安全，连个酝酿罪恶的摇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