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伞斗笠，幽水清苔。
有漫天怨歌，
弄出窗外。
前朝旧事，百年恩怀。
听残断埙声，
化入清斋。
国宝重回南京
抗战后期，文物已不再受战乱侵害，那些无时无刻伴随着人们的恐慌也慢慢消去。忽然有一天，乐山满城的人们兴奋异常，到处张贴大字报，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八年的抗战结束了，沦陷的国土有无数个日本半岛那么大，一下子都收回来了。文物在大后方，工作人员的生活却是在崩溃的边缘。多年的战争阴影笼罩在四周，使得他们常觉困顿、无助、情绪阴郁，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是永远不能抚平的伤疤。
沦陷区文物的安全情况，仍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北平文物贵重的尽已迁出，受损不大。南京的朝天宫库房日据后改为伤病医院，庆幸留在里面的文物，被搬到北极阁的中央研究院，后期整理清册的时候并未发现大的损失，也算是保住了。
全国上下经过战争的洗礼已经破乱不堪，好些政府职能部门都很难履行其职责。故宫博物院作为最大的文物管理和科研机构，在各大机关争着回南京的时候，也加快自己回北平的步伐。
故宫做出指示：
第一，北平的故宫，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神武门以内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故宫的要求，要扩充到古物陈列及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
第二，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做出以下的处理规定，留在北平的交给故宫博物院，南迁的交给中央博物院。
第三，南迁文物除古物陈列所以外的文物，都要按照最起先的约定运回北平，安抚民众。
第四，由于时局一时未定，各机关都忙于整顿调理，文物不急于运出，等到各个机关运转通畅了再做打算。
原留在北平和南京的文物，经过战争后被四处搁置和随意挪动，需要做接收工作，于是就同南京的各个机关的整顿一同进行了。北平的接收好做一些，因为人们觉得南京人受了不小的惊吓，人事方面不好打点。反而北平和平着被占领和平着被解放，相对于轻松一些，而且北平的故宫旧人甚多，即召即回工作做起来也方便。南京的接收工作有一点小麻烦，由于文物已被搬出朝天宫的库房，日本人以此为伤病的医院，一楼二楼也开出了窗子，原来的内部设施，各种温度、湿度系统都被拆除，后山的保险库，也因年久失修漏起雨来了。接收的工作是一面修库房一面清点，费去了好大的工夫。最终是把文物搬进去了，三个库房还算可用，并没有因此荒废掉。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天，回南京整顿的政府部门几乎都可以正常运行了。存在大后方的文物也要把回北平提到议程上来了。可就在此时国内时局变动，平汉铁路被解放军占领，已经无法运输文物，文物只得改运南京。这次改运，也为后来文物流亡做了一个铺垫。
回南京的文物要在重庆集中，然后等着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再由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文物在重庆的集结点，是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原贸易委员会的旧址，那里有很多空闲的房子，故宫暂时从经济部借来用作集中的库房。最先运过来的文物是巴县的80铁皮箱，负责人要留下来，接管接下来的接收、整理、收箱工作。文物运输仍由新绥公司承担，之后陆续有峨眉、乐山的文物运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巴县的文物运送到，文物集中的工作开始密集地进行起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7日，新绥公司派了一辆卡车到峨眉，装了一车文物并同那志良先生一起查看一路的路况。新绥公司的卡车有限，这辆也是从别人那里雇来的。原本的运输路线是经乐山、荣县、内江，可是乐山到内江这一段路，坑洼不平泥泞不堪，没法走车，车辆须绕行到成都再到重庆，而且新绥公司租车时有约定，回来的路上必须经过重庆。这一趟车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8日开出，当天下午到达成都。
到达成都后那志良请示马院长，院长同新绥公司、公路局方面的人共同商议，决定峨眉、乐山两处的文物共走一条线路，乐山到内江的那段公路，由故宫出面借款，公路局出人整修。
抗战中，新绥公司的卡车被征用一空，现在一辆也提不出来了，可是故宫与新绥公司有合约。马院长同四川公路局商谈后，希望故宫和公路局各自派员进行一次沿途视察。大家盼着公司派过来的汽车，可左盼右盼却不见一辆。直到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大家才知道新绥公司是一辆汽车都没有了。当时想废掉合约另寻其他的公司，可当时的形势再找一家也不容易。正巧当时川湘公路局接收了日军的一批卡车，公路局把卡车租给司机们，活由公路局给他们找，司机每个月还能照领工资，如果车子出现故障了，大问题公路局出面，小问题司机自己解决，司机可以自由支配车子，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故宫没办法只好也在川湘公路局租卡车，另一方面又没破坏同新绥公司的合约，平白地做了一回好事。
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中旬直到9月12日，7286箱文物从峨眉运出去。
乐山的文物有水道的阻挠，用汽车运输不太方便，来的时候就是卸船后用木筏运的。现在往回运，还要走一段水路，停靠汽车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乐山，一处是马鞍山的政府仓库。由于安谷乡对着的府河水流很急，文物运过去再在乐山换上汽车行不通。只好运到岷江对面的马鞍山政府粮库，文物用木船运到那里，通过浸在水里的台阶运上岸，文物就存放在岸上的粮库里，等汽车一来直接运出去。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25日，乐山的文物也开始搬家了。此时峨眉办事处的文物已经运毕，人员都被分派到重庆和乐山两处。也是此时成都有个书画会展，原重庆办事处的人员都去参加会展，文物在重庆的接收工作便由峨眉办事处的人接管。故宫为了运输效率，又弄来了一批军车，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6日，文物运输完毕。
白蚁白蚁平故早起没事啃书有事咬旗！
臭虫臭虫好爱起哄清晨蜇人夜里庆功！
文物在重庆等了三个月。故宫取消了三个办事处，在重庆的机构，按照文物储存的位置，三个库房从上而下依次是，甲组、乙组、丙组。每组的组长都由故宫资历老的职员担任。而这里的一切事宜，需由三组组长同总务主任每周开会处理，那时候复原的工作比较多，院长和副院长总是北平、重庆来回跑。整整三个月，故宫人住的并不算太差，虽然也有战后的焦虑，每夜总有蛙鸣虫噪，可人们抱着回乡在望的心态，工作起来都是很有热忱的。
三个月大家都没闲着，整日用白蚁臭虫打发时光，正经的事也是对付这些白蚁和臭虫。总之抗战已经胜利，那一段时光也算是一段快乐的美好时光了。
捉白蚁！从每天早上8点开始，每人拿着棉垫、手电筒进入库房，跪在垫子上，曲着身子打着手电筒寻找地上的白蚁爬行的隧道。一旦发现，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个坑，倒入防蚁药水，再把箱子搬回原处，一天两次。较早以前向家坡是一片坟地，那时白蚁已经昌盛，后来建成库房，库房也是有地板的，文物搬过来碍于空间不足，就把地板拆去了，但是发现地板的木支架已经被白蚁吃去了大半，有的已经吃空。当时文物入库急迫，所以只用了鹅卵石垫在箱子下面，每天都要派人过去检查白蚁的动向，以防文物受损。
臭虫也是故宫人的常客，它们栖息在住室的床架、帐顶四角、墙壁、天花板、桌、椅、书架、被子褥、草垫、床席等的缝隙和糊墙纸的后面，栖息处常会带有许多褐色的粪迹。这些虫子非常了不起，就连交配的方式也很特别，雄性臭虫要交配的时候常常是不顾及雌性的感受，把像剑一样的生殖器直接插入雌性身体的任何部位，实现受精，这种受精方式叫作“创伤式的受精”，真是骇人听闻。到了有太阳的日子，故宫的工作人员们就会集体把被褥搬出来晾晒，赶走里面的臭虫，可这种虫子有号称“一夜生三代”的本事，除是除不尽的。日军在南京的时候也受过臭虫的苦恼，当时南京臭虫泛滥，夜晚常常吸人血，被咬处又是奇痒无比，往往使人寝食难安苦不堪言，日军叫它们为“南京虫”，可见这个东西的可怕之处了。故宫的工作人员原不必受这份罪，他们搬家的时候，以为重庆有现成可用的家具，以往的就弃了不要了。搬过来发现家具床具都是破旧不堪的，更要命的是里面生了很多臭虫。三更半夜，破晓黎明，是臭虫们最活跃的时候，故宫人被它们扰了足足三个月。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故宫的复原工作开始，按原计划文物将顺长江回南京，承运这次文物的公司是民生轮船公司，从向家坡到码头的这段路由公路局的汽车载运，不出意外长江的水位一高就可以开船了。
国子监的一批石鼓，因为体积过大重量很高，大家害怕运到码头太危险，想直接用汽车运回南京。理事会上总务处把这个议案提出来，大家一致同意了。轮船平稳又安全，汽车要过桥上山相对危险，所以大家争着要跟船。汽车运输的经验，工作人员中只有个别的人有，当年陕西到峨眉是用汽车运的，那志良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吃过这方面苦处的人都知道，随汽车押运是相当辛苦的。大家苦心相劝，又有吴玉璋、张德恒两先生主动请缨陪同，那志良只好承担了。轮船虽然可靠，一路上也只能见到两岸的青山，坐汽车却不一样，尽管噪声刺耳车体颠簸，不过可有大把的时间欣赏异地风光，这样一想也不算是一趟苦差了。
石鼓运输
那志良要问清楚三件事情。
第一件，川湘公路局派来的车是不是新车，如果是旧车一路上还要为它担心。
第二件，川湘公路局是否要派员随行，遇到问题能不能及时处理。
第三件，这一趟的道路是不是可用，需要川湘公路局做好检查。
总务处替川湘公路局一一解答，派去的是10辆新车，有公路局方面的人随行，一路上畅通无阻。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30日，10辆旧卡车打着喷嚏开到了向家坡库房门前，整整齐齐地停在路边，每台车子都是方头圆脸，四个轱辘却半旧不旧。那志良一看，不是新车，问总务处的人：“不是10辆新车吗？”
总务处的人也不太清楚，招呼一个司机悄声问过，又跟那志良说：“他们说别看这车旧，可零件全是新的灵活得很，保证没有问题！”
那志良将信将疑，同另两位押运员商量，两位却并不在意。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凑着那志良的耳朵说：“这是骗丫头上轿子呢！”那志良听了，只得“嗯嗯”地点点头。
石鼓每个有一吨重，每车只装一个箱子，每箱一个石鼓。由于石鼓很重，放在车上不用担心滑脱，所以并没有用绳子捆绑。三个押运员的任务，那志良坐在第一辆车上随时监控前面的路况，吴玉璋先生坐最后一辆，给大家收尾。张德恒先生坐倒数第二辆，也是方便前面的车子出了问题，好及时处理。
车队穿街甩巷出发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30日的清晨，日头正从东方升起来，红灿灿，像一面巨大的红色磨盘。
车队走出重庆后，不到一天的车程就出了事故。车队是蛇形前进的，有头有尾，如果有车子出了问题后面的就会发现，可偏偏是最后一辆出了问题。车队路过一片稻田，吴玉璋押运的卡车方向盘失灵，车子直直地撞在路边的小树上，翻倒在稻田里，幸好不是栽稻的季节，稻田里没有水，虽然石鼓的箱子滚落进去，可并没有损坏，人员也没有伤亡，只是吴先生同司机和几个押运的士兵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前面的车队一直走到要休息的时候，那志良才发现少了吴玉璋先生的那辆卡车。起初以为是落在后面，于是车队等了30分钟，可是还不见卡车赶上来。一直到一辆军车路过，才得到消息，知道是出了事故翻倒在稻田里。
那志良希望能开车回去看看，司机却无奈，解释说：“怕是这样开回去会没有油开到綦江。”
这样只能等着有开往重庆方面的车辆，搭乘着过去了。那时候正是全国上下各个机关复原的尾声，这条路上不时有各种汽车经过。没过多久那志良就搭乘了一辆汽车返回到了最后一辆卡车出事的地点。
石鼓的箱子已经被搬到路上，上面干干净净。司机已经打过电话，公路局说马上会再派一辆车来。等了好久，公路局的车子终于到了，石鼓装在新车上，赶上前面的车队，至晚正好在綦江过夜。
车行在綦江到彭水的公路上，路况倒是还可以，上下坡却是很多，又有很多“百转千回”的急弯，走起来很是让人心跳。过了白马关风景又是格外令人痴迷。从白马出来连续爬了18公里的上坡路，盘旋着上山，车和人都很累，可山上的风景美极了，云气很重车行驶在里面像是穿入了云霄，吸进来的空气有清凉凉的感觉，把手从窗子伸出去皮肤会有湿湿软软的放松态，大家对这样的环境都很享受。直到接着来的18公里下坡路，大家才又打起精神来。过了武隆以后就要沿着黔江走了，黔江边的黔江市，素有“渝鄂咽喉”之称，公路附和着黔江曲曲弯弯地向前挺进，两面是耸立的高山，那志良说那段路就像是川陕道上的明月峡。
从彭水到黔江那志良记得行车时是一个早晨，晨光曦微，普照在大地上。众生万物都清澈明朗起来，虽然没了峰峦烟云的诗情画意，可平添了好些起起伏伏的丘脉，都是让人看过不免心疼的美景。在黔江市车队休整了一天，算下来从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天的时间了。
没出重庆的时候就听说酉、秀、黔、彭四个县常常有土匪出没，所以车队走得特别小心，处处打听，也自我安慰了一路。经常听当地人说“潘主任的队伍都走了，哪里还有土匪”，可是大家听了还是将信将疑的，不过一路走来却也是安生的，没有不安分的人出来骚扰。
从黔江到龙潭的路上又发生了一起车祸，当时是一段下坡路，司机放开油门，任车子自由下滑，不想在转弯处，迎面又过来一辆卡车，司机慌乱中左右躲闪，最后车子无法控制滚落山崖。翻落山崖的前一刻，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车上并没有警卫，石鼓也因为没有捆扎落到地上，卡车落入山崖转而就变成一个小点粉身碎骨了。其余的车队到龙潭集中后，从龙潭又派了一辆卡车把翻在路上的石鼓运回来，在龙潭车队调整了两天，然后才上路。
从龙潭出发要经过秀山、茶洞、永绥再到所里，这中间不乏怪异离奇的山路。永绥到所里这一段就有一处，名字叫作“矮寨”。这条路很离奇，它本来是七公里的陡坡，很平常，山路里像这样的陡坡，司空见惯，不过它又像锯齿一样反反复复，路边上矗立着密密匝匝的警示牌，有些弯司机没办法一次性拐过去，就只好拉锯似的往复磨蹭，还有些地方紧邻着深渊。车队因为从黔江到龙潭毁了那辆卡车，心有余悸，所以对这样的公路很是头疼，司机们都是抖着手开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