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发掘完成之后的数十年间，大家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答案。就在人们以为曾侯乙墓本身就不存在车马坑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了出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中出土的遗册时，看到了这样一段记录：有他人赠送的车26辆，自备的车43辆，共69辆，各种马有205匹，并详细记载了这些车的一些零部件，如嚼子、车軎等。于是，人们仔细地把出土文物挑选了一遍，终于从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68对车軎（用来卡住车轮的轴头），可组成34辆车。虽然不及遗册中记载的数量，但足以说明曾侯乙曾经陪葬了大量的车马。于是问题又来了：既然陪葬了大量的车马，那为什么只找到了车軎，而未见安放这些东西的大坑呢？因为放置曾侯乙棺椁的墓穴内，是肯定放不下如此多的车马的。就这样，人们对于曾侯乙墓是否有车马坑仍然将信将疑。
但事情的转机来自于几个民工的发现。2002年11月17日，随州市博物馆考古队负责人在擂鼓墩文物管理处转移库藏文物时，正在附近不远处的空军军械修理厂安装新设备的民工樊从明告诉他，今年春上挖出了几件“破烂”，不知有没有价值。经详细询问得知，这批车马器的出土地距离曾侯乙墓很近，且纹饰与曾侯乙墓文物相通。因而，文物出土处很可能就是曾侯乙墓的车马坑，这也为解开曾侯乙墓的车马坑之谜带来了重要线索。
琢磨不透的奇特图案
曾侯乙墓中的陪葬器物隐藏着一些让人琢磨不透的奇特图案。这些图案似乎是些鸟，又似乎是些龙，甚至似乎是些龟……总之，就是一些我们现代人从来没有看过的神奇动物。是这些动物在后来的几千年灭绝了，所以我们看不见，还是这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是当时曾国人的一种辟邪佳品和民族图腾呢？也许曾侯乙的棺椁能告诉我们这些符号和图案所蕴涵的两千年的信息，这也正是所有目睹了曾侯乙棺椁的人的共识。
当我们走近曾侯乙的棺椁时，可以毫不费力地观察到：它的棺盖顶部图案由136条龙组成，共4行，每行17组，每组两条龙，首尾相接。有的龙绘成4足，有的龙5足。棺的两侧的主体图案都相同，是一些神兽武士持双戈戟守卫的图案。在一些棺门上画了一些奇怪的神兽图案：人首，人面，头顶上有一对尖角，两耳肥硕，躯体长有鳞甲，除上肢和下肢外，还伸出三对羽翼状的东西，胯下有一条大长尾；从躯体看，似龟非龟，似兽非兽。
此外，在棺身的两侧竟然是一组组由龙、蛇、鸟、神组成的图案。有意思的是，这些龙、蛇、鸟、神的头和躯体，往往有几种互相连在一起，或为鸟首龙（蛇）躯，或为龙（蛇）首鸟躯，有的一首连几躯，有的又一躯连几首。因此，它们似龙非龙，似兽非兽，这就正像《山海经》等古籍所记载的一些神。
古人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棺上描绘这么多怪异的人和动物出来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古代传说中驱鬼逐疫的方式，唯一的证据是屈原名作《招魂》中把它们描绘得极为凶狠可怖，其角锋利，手爪血迹淋漓，虎头怪目，身躯像牛。这些确又与棺上所绘的守门神兽有些近似。难道这仅仅是巧合？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吧!
一套2400多年前的乐器
1978年5月23日午饭时分，曾侯乙墓发掘现场，抽水机还在抽取墓穴里的积水。当积水终于排干，墓葬中室的景象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65个青铜的编钟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2400多年来，它一直稳稳地站立在原地。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丽的珍宝。编钟沿中室的西壁和南壁呈曲尺形立放，总长度超过10米。
如此豪华的乐器阵容，让所有看到它的人不禁都为之眼前一亮。古人的乐器制造水平实在是出人意料。于是，不少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这些乐器都是些什么？它们沉睡在地下数千年，还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吗？现代人怎样才能利用它们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来……
吹开尘封岁月的泥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精美多样的古代乐器组合。墓中的乐器，计有青铜铸编钟64件，加上楚王所赠的一件镈钟共65件；编磬32件，质料为石灰石、玉石等，出土时完好的只有9件；另有由青铜或木、竹等造的鼓4件（分柄鼓、扁鼓、建鼓）、瑟12件、琴2件、笙5件、排箫2件、横吹竹笛2件，共计8种124件。绝大部分出自中室，仅10件出自东室。编钟、编磬皆立架悬挂，编钟靠中室西壁和南部，编磬靠北壁，建鼓靠东壁，瑟、笙、箫、笛列于钟、磬之间。
这些乐器里尤以编钟为尊贵，曾侯乙墓中的编钟共有三种形态。第一种为钮钟，它们的上部有方形钮，故称为钮钟。这种钟有19件，形体均较小，表面光素，没有花纹，只有铭文。这种钟均悬挂于编钟架的最上层。第二种为甬钟，因上部伸出较长的甬柄，故称为甬钟，共有45件。其中，33件悬挂于编钟架的中层，12件悬挂于钟架下层。根据钟体有枚、无枚和枚之长短，又分长枚甬钟、短枚甬钟和无枚甬钟。钟体上伸出36个乳钉状长枚的，称长枚钟；钟体上无枚的称无枚钟；钟体上的枚呈螺旋圆泡状、短矮的，称短枚钟。甬钟上的纹饰均精致复杂，并有铭文。第三种为镈钟，仅一件，即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那件。镈钟下部的口是平的，上部为双龙组成复钮。这件镈钟不只形状与其他的钟不同，铭文内容也与其他的钟不一样，无一字涉及音乐，说明它与其他编钟不是一套的。通过对其他钟与编钟架的铭文（刻文）的研究还发现，这件镈钟是后来加进去的。为了加进这件镈钟，还把这一套钟中原来最大的一件挤掉了。即出土时挂镈钟处，原应是镈钟左边的一件，并把原有的钟一件一件往左挪，挪至最后一件时大钟没有了位置，便摘下来。这样也就更可想象对楚王所送之镈钟是何等重视。镈钟的测音也表明，它的音质纯正优雅，只是与这一套钟不是一个基调，故不能配合使用。
整套编钟出土时保存完好，只有个别有些小的问题，幸好钟都完好无损，出土后只对这些挂件稍作修复，又都能挂于架上。这么笨重的东西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同时也为我们彻底揭开2400多年前的音乐之谜打开了大门。
如果说实物乐器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知道古代乐器的真实面貌，那么这些沉睡了2400多年的乐器能否发出声音呢？即使能发出声音，是否还是两千余年前的那个原音呢？揭开所有这些谜团需要一个关键的物证，那就是乐谱。
寻找乐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是写在竹简、帛书或者其他什么易腐烂的物品上的文字，我们就很难找到比较完整的。难题的解决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考古工作者很快就从编钟身上找到了一些铭文。
于是，解决问题的契机从释读第一行铭文开始了。每一件钟上都有铭文，除上层第一组6件钟和下层的2件钟外，铭文皆错金，至今仍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同时，编钟架横梁挂钟的部位和悬挂钟的挂件上，还有刻文（铭文）。编钟架横梁的刻文内涂以朱彩，加上编钟架的彩绘，与金光闪闪的钟上错金铭文更是交相辉映。因此，整套编钟铭文实际应该包括钟体（每个单件的钟）、钟架（横梁）、挂件三个部分。
钟架刻文与悬钟的挂件上的铭文（或刻文）共有927字，主要是标明此处（或此挂件）应挂什么音的钟。每件钟上的铭文少则3字，多则达90字，共有2 828字。铭文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铭记。除钮钟以外，全部甬钟的一面钲部，皆有“曾侯乙乍（作）持”五字，表示为曾侯乙所制作和享有。二是标音。甬钟和钮钟均有一面的正鼓、右鼓或左鼓（大多数为右鼓），标有这两个部位所应击发乐音的名称，即阶名和变化音名，如中层第三组6号钟，正鼓为宫角，右鼓为徵。三是关于乐律乐理关系方面的内容。铭文中许多关于乐律方面的记载，不少涉及音乐史方面的问题，有些是过去中外学者长期争论而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如我国古代的十二律产生于何时、我国何时开始有七声音阶等等，都能通过编钟铭文得到解决或得出更明确的结论。所谓十二律，是我国古代的律制。律，即指音调。用12个长度不同的律管（竹管），吹出12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12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相当于现代音乐的12个调。
既然铭文已经释读完了，于是好奇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演奏起了音乐。一切疑问都在悦耳的音符中消失。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曾侯乙墓编钟还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实在是令人称奇。关于曾侯乙墓之谜，我们目前所能揭开的仅仅是其中很小一部分，需要解决的谜团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