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文治武功上出类拔萃，在陵寝的设置上也是别具一格，他的“万年吉壤”——昭陵，首创唐代因山为陵的规制，形成有唐一代的定制。昭陵是唐朝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天下名陵”，并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灵之地”，在中国皇陵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唐代“因山为陵”的先例
昭陵是唐朝第二代皇帝、大唐江山的实际开拓者李世民的陵寝，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峻山上。昭陵凿山为洞，在山峰底部建地下宫殿，连同陪葬墓在内，绵亘数十里，气势宏大，蔚为壮观，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
昭陵的一大特点是依山而建。李世民为什么一反秦汉的积土为陵，而主张依山建陵呢？又为什么相中九峻山呢？
“因山为陵”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跟唐太宗说要俭薄，希望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关于因山为陵制度的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碑时才表露出真正的用意：“皇帝以天下为家，何必把财物放在陵墓中才算自己拥有。今天凭借九峻山作为自己的陵寝，不藏金玉、人马、器皿，仅用土木用具而已，这样就可以平息盗墓之心，使陵寝长存而不受连累。”这里所说的“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俭薄，不如说是为了让盗墓贼死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从古代到现在，没有不被盗掘的帝王陵墓。”因此，唐初因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看到汉代积土为陵而最后终不免墓盗尸毁，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来防盗掘而已。
那为什么唐太宗看中了九峻山作为自己的陵墓呢？主要是因为当年唐太宗征战、狩猎常来往于此山，他看上了九峻山的雄伟，所以在正式选择陵地时曾对群臣说：“九峻山孤耸回绝、山高万仞，可置作山陵之处。”事实上，九峻山海拔1 800多米，形势陡峭险要，尤其是主峰高耸，直插云天，确实十分壮观。昭陵的地宫就开凿在主峰甫坡的山腰间。据文献记载：从墓道至墓室进深达250米，进入地宫要通过5道石门。地宫内“中为正寝”，东西两厢列置石床，床上摆放石函，函内装铁匣，这个铁匣里面收藏了当时唐太宗收集到的所有前代图书。据说，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就藏在其中。
庞大的陪葬墓群
昭陵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庞大的陪葬墓群。昭陵有多少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主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和唐太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据考古工作者调查，昭陵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陪葬者子孙亦可从葬陪陵。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支付，或者由官府为之立碑，或者官府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魏徵的墓，不仅他的墓碑碑文是由唐太宗撰书的，而且其形制特殊，依山建在昭陵元宫西南的凤凰山上，墓前有土阙和石碑。究其原因就是魏徵一心辅佐太宗，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认为魏徵是他的第一大功臣，所以破例陪葬在身边。此外一个有特点的陪葬墓就是李的墓，他的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绩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之繁华景象。
唐太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陪葬墓？唐朝的陪葬制度又是怎样规定的呢？为什么昭陵以后陪葬墓就急剧减少了呢？
唐太宗处理君臣关系有名于史，他确有重用人才、论功行赏之美德，死后让功臣宿将陪葬，也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情义，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情深义重的关系。昭陵陪葬墓的特点就是功臣多于亲族。当然，唐太宗毕竟是个封建皇帝，儿女亲情也是不可忽视的。昭陵皇族墓多在山上，尤其是嫡出的公主墓就在昭陵元宫附近。长乐公主、城阳公主、新城公主不仅靠近元宫，而且陵墓形制特殊，有的陵峰或为“乳峰状”，或为覆斗形，最后还各有阙。总之，昭陵陪葬墓之多，是任何一座皇陵都无法比拟的。
唐代陪葬墓的排列位置总体上是依据死者的身份、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周密布置的。陪葬墓按照文臣武将分为左右而排列，坟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由此可见，唐代的陪陵制度有着严格而周密的规划，它反映了“主尊臣贵”、“崇重今朝冠冕”的封建等级思想。但是，唐朝的陪葬制度到了昭陵就发展到了顶峰，昭陵以后的陪葬墓就急剧减少。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泰陵只有太监高力士一人陪葬，颇有作为的唐肃宗建陵也只有郭子仪将军一人陪伴，有小太宗之誉的唐宪宗的景陵只有太子、皇后、妃子等4人陪葬。陪葬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跟陵主在位期间的政治气氛和死后的政治背景有关，还与唐朝中后期国力的衰败、中央集权制的逐渐衰微有极大的关系。
“昭陵六骏”定天下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骏马和弓箭尤其喜爱，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以至于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是六匹什么样的马？为何能得到唐太宗如此的钟爱？现在存在哪些谜团呢？
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陵墓雕刻史上继西汉霍去病墓“马踏匈奴”之后的又一伟大作品。“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时南征北战、驰骋战场骑的六匹战马。为了纪念六骏，唐太宗命令描绘放大六骏的图像并将它们雕刻在石屏上。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雕刻了六骏逼真的形象。六骏形象出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之手，雕刻家再依其形象雕刻于石屏上。石屏高约五尺，宽约六尺，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首赞美诗，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六骏中的“特勒骠”是唐太宗平宋金刚时所骑的坐骑，排列在东侧第一，黄白色，嘴微黑色。排在东侧第二的“青骓”，是唐太宗镇压窦建德农民起义军时所骑的坐骑，苍白杂色，前中五箭。东侧第三为“什伐赤”，它是唐太宗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西侧第一为“飒露紫”，这是唐太宗攻打东都洛阳王世充时的坐骑。西侧第二为“拳毛马呐”，是平定刘黑闼时所乘，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中三箭。西侧第三为“白蹄乌”，这是唐太宗和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纯黑色，蹄俱白。这六匹骏马，三匹作立状，三匹作奔驰状，神态迥异，各具特色，形象逼真。尤其是“飒露紫”，最为传神，它刻有大将邱行恭正在受命为太宗坐骑拔箭的情形。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而立，且因生理上的剧痛，本能地向后退缩，邱行恭欲拔不忍的爱马之情，在浮雕中得到了惟妙惟肖的体现和反映。这真是一件人马难分、情感深挚的绝世佳作。可就是这样的传世之作，却留下了不少的谜团。
关于昭陵六骏名称的来历，许多人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有人推测是波斯语，有人判断是粟特文，还有人认为是突厥文或梵文，但一直没有定论。
那么，这六匹骏马的名称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呢？当人们将目光转向突厥语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贞观年间唐帝国有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和隋宫厩马等四条不同途径进入中原的“胡马”，而昭陵六骏大都来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这些马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拳毛马呐”是源于“权于麾”国的大良马，“什伐赤”是突厥高级官号“设发”命名的坐骑，“白蹄乌”是一匹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突厥语“少汗”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特勒骠”的“特勒”是突厥常用的一个官衔，“飒露紫”还原为“沙钵略”，含义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青骓”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指来自西方大秦的骏马。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以突厥语或者突厥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呢？这是因为他不仅要赞扬自己的坐骑是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人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由于古代骑射民族以马陪葬的象征意义非常盛行，往往把良马的战死作为一件大事记录下来，而唐人受突厥人的影响，不仅模仿突厥游牧民族事事离不开马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借骏马的英姿神采来讴歌大唐天子的功绩。
六骏的名字搞清楚了，那么我们想知道昭陵六骏是否就是现在这些色彩单调的灰色石头呢？如果不是，那它们原来有着怎样斑斓的色彩呢？六骏原石上曾涂有颜色。北宋年间，一个名叫游师雄的地方官游昭陵时还曾经看到过这些石刻是有颜色的，其中：“特勒骠”黄白色，嘴微黑；“飒露紫”为紫色；“拳毛马呐”为黄色，嘴黑；“青骓”为苍白杂色；“白蹄乌”身体纯黑，只有四蹄皆白；“什伐赤”为纯红色。由此可知六骏得名，与其毛色有一定关系。而现在六骏颜色已褪，这就为六骏的辨别带来了困难。最近考古发现了昭陵六骏的原始唐代石座，从而表明昭陵六骏曾经被移动过，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依据史料记载六骏的位置来推断它们的名称和颜色的难度。
《兰亭序》是否入葬昭陵
昭陵墓中的瑰宝最让人牵肠挂肚的就是千古难解的《兰亭序》下落之谜。《兰亭序》本来是一本书法字帖，为什么受到唐太宗的垂青？又为什么让人们——特别是文人如此放心不下呢？这还要追溯到武功赫赫、文采飞扬的唐太宗自己。
唐太宗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他不仅会作诗，书法也有相当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在历代书法家中，他最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对王羲之的《兰亭序》推崇备至。《兰亭序》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体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历代书法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遗憾的是，他这个文韬武略的帝王却不得见“天下第一行书”的庐山真面目。于是，为了一睹《兰亭序》真迹，他派人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了《兰亭序》在越中永欣寺的和尚辩才手里。
唐太宗千方百计、用尽手段，终于得到了《兰亭序》以后，每日摹写，又派人翻拓十份，分送亲近的臣子。临终前，他还对李治说：“我想向你求一物，你如果真的有孝心，希望不要违背我的心愿。”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高宗即位。于是，《兰亭序》就作为随葬品，秘藏到昭陵中。后来，昭陵被盗，这“天下第一行书”从此就真的下落不明了。
近代有人猜测，其实唐高宗也是一个《兰亭序》迷，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将《兰亭序》作为随葬品，而是让自己和武则天学习临摹，在死后，又将《兰亭序》带入乾陵。由于他违背了父亲的遗愿，自然不会将此事公开，所以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但并没有得到《兰亭序》，《兰亭序》仍好好地待在乾陵地宫里。这种猜测最让人放心，但推测是否真实，这个谜也要等到乾陵发掘的那一天才能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