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我国历史上这个没有被列入正史却曾辉煌一时的神秘王朝，在其边城黑水城被发现之前，犹如一部无字天书，掩埋在西北的猎猎风沙之下。
神秘的西夏王陵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在陵区内开挖战壕时，却意外地挖出了一些残碑、陶制品，当中还有带字的方砖，有些是汉字，有些虽然像汉字，却没有人能认识写的是些什么。当宁夏博物馆的考古人员闻讯赶到现场时，顿时震惊了，因为那出土的方块字正是今天被人们看做如天书一般的西夏文。
根据明代的史书记载，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的几代国王。考古人员敏感地意识到，这片漠漠荒尘中的土冢不是唐墓，而是他们神往已久并消失了近800年的西夏王陵。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意为“银色平原”。在这个银色平原的西部、贺兰山的脚下，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包，土包的周身布满了一圈一圈的黑洞，看上去坚硬却充满了沧桑，它们在广阔的西部天空下显得格外雄伟。这些土包与周围的山丘迥异，可以肯定是人工建造的。如果细细观察，原来它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建筑，其周围还环绕着方形的城墙及高台。由于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金字塔有几分相似，遂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金字塔”。
如今的西夏王陵默默地矗立在漫漫的戈壁中，磅礴而苍凉，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在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0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陵墓中共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王级陵墓以及两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这还不包括因自然或人为因素而消失的一些陵墓。
但十分神奇的是，西夏王陵一带地势平坦，被山洪冲刷出的道道沟坎纵横交错，而西夏陵区却从未遭受山洪袭击。近千年间，贺兰山山洪暴发不计其数，没有一条山洪冲沟能从帝王陵园和陪葬墓园中穿过。
在精确的坐标图上，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九座帝王陵组成了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的!
怀着激动的心情，考古人员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并按调查顺序对陵园进行了首次编号，还对陵区进行了多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测绘与发掘。
考古队员选择地面未见盗坑的八号陵（后更名为六号陵）进行首次发掘，挖掘工作持续了三年的时间，最终发现它同样被盗掘过。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被埋在了扰乱的淤土中，大概是盗墓贼不小心遗落或不屑一顾的吧。墓葬被盗掘得如此惨重，是发掘者事先没有想到的，而墓室建造得如此狭小简陋，也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
当清理七号陵园时，一共出土了1 775块残碑。经考古工作者认真地缀合，拼对出了一块方形的碑额，上有16个篆书西夏文，译文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寿陵即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号，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确定墓主人的陵园。
考古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西夏陵是袭用唐、宋时代的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并按左昭右穆葬制排列，形成了东西两行。规模最大的两座陵墓，可能是西夏开国前尚未称帝、以后又追谥为帝的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的裕陵和嘉陵。从陵区的整个布局看，也是以这两个陵为首，其余诸陵则依它继续兴建。三号陵茔域面积达15万平方米，是九座帝王陵园中占地最大、也是保护最好的一座，考古专家认定三号陵的主人便是西夏的开国英雄——李元昊。
通过对三号陵的研究，人们终于大致弄清了西夏国王的陵园结构。勘察结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每个较大的黄土建筑周围都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像一座座神秘的城堡。每一座陵园都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陵园有敦实的陵台，四角筑有高耸的角楼，还有矗立的阙台和奇伟的献殿，形成了气势壮观的地面宫殿。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葬中是独特的，西夏人为什么这样设计，现在还是一个谜，但考古人员满怀希望，也许王陵本身就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王国的往事。
葬存古墓中的西夏史
西夏人来自羌族，他们以羊为图腾，最早活动在黄河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显得很荒凉，沙漠、戈壁、绿洲和草场构成了这里的主要风景。与尼罗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一样，黄河也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和智慧，其中就包括羌人。
羌族是我国西北赫赫有名的民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便有关于他们的记载。羌人中有一个叫做党项的部落原本生活在黄河上游的青藏高原，后来势力逐步向北向东扩张。隋末唐初，党项人人异军突起，逐步强大起来，占据“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临吐浑，有地三千余里”。通过不断兼并，党项羌形成了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拓跋氏等8个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这时的吐蕃王朝正值强盛的松赞干布时代，在统一青藏高原后，开始对外扩张。紧邻吐蕃而居的党项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强敌当前，党项人转而向比吐蕃更强大的唐朝寻求庇护。唐朝遂准其迁至庆州一带，而未迁走部分“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
唐末，由于黄巢起义中，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等率部助唐有功，被册封为夏国公，赐姓李，成为名义上的皇族，并赐封其所率军队为定难军，统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今陕西米脂、靖边等地）。
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割据，党项人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步积蓄力量，并于后周末年，控制了以夏州（今天陕西横山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成为“虽未称国，而自王久矣”的地方割据政权。
进入北宋以后，党项人依附当时最强大的北宋政权，继续拥有定难节度使的名号。不过，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深知兵权的重要，一系列限制、消除藩镇力量的措施逐步被提上日程，割据一方的党项人自然也在清剿之列。公元982年，诏书放在了时任定难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捧的面前。按照诏书，李继捧被迫交出祖上留下的夏、绥、银、宥、静五州，随后带领王公贵族们举族内迁开封任职。
这对于党项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党项人由割据一方到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梦想，差点胎死腹中。但历史并未朝着宋太祖的想象发展。宋太祖将李继捧豢养在京城，却漏掉了另外一条大鱼，那就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
李继迁以葬母为名，轻易地逃脱了宋人的控制，来到党项人的聚集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召集旧部，积蓄力量，依附当时北方迅速强大起来的契丹辽，与北宋对抗。为取得与宋对抗的优势，辽对李继迁大加支持，把义女嫁给李继迁，并助予战马3 000匹，结成同盟。
两方劲敌使宋朝无暇顾及，于是宋朝便对李继迁采取积极拉拢的政策，以便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契丹辽。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后，立即下诏将李继迁梦寐以求的夏、绥、银、宥、静五州归还，还额外赐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的头衔。
李继迁和他的党项人，从此在辽和宋朝的夹缝中重新开启建立独立王国的春秋大梦。但由于不听部下苦劝，李继迁在接受吐蕃首领潘罗支的诈降时为箭所伤，年仅40岁的他于次年一月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
建立独立王国的荣耀也不属于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虽然在父亲去世后他在辽宋的夹缝中，同样以战争为手段，苦心经营，确立了和辽、宋在政治、军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其称帝梦想即将实现时，却因疾病骤然而逝。
而党项人的下一任首领李元昊，在历经了祖父、父亲两代人的奋斗后，愈加坚定了建国信心。他继任后立刻展开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对内，他首先除去唐、宋王朝强加给他们的李、赵姓氏，而改称嵬名氏；对外，则凭借强大的武装实力，不断攻城略池，逐渐拥有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广大疆域。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夏，建都兴庆府，即今天的银川。党项人的千年建国梦，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一年，李元昊36岁，史书把他的王国称为“西夏”。在西夏的鼎盛时期，它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
与汉族文化接触后，党项人学会了种植粮食，烧制瓷器，进入了农耕文明。不过，传统的畜牧业仍是党项人重要的生产方式。在西夏王陵177号陪葬墓里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177号陪葬墓出土了一座鎏金铜牛，有真牛大小，重188公斤，外表通体鎏金，用青铜铸造。铜牛姿态自然生动，显然铸造者对牛的体态和习性都十分熟悉。在发现鎏金铜牛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匹大石马。石马采用了写意、简洁的圆雕手法，风格古朴而粗犷。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认为，“这实际上是西夏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牛和马是西夏人半农半牧的农业经济形式的一种体现。牛和马的摆放位置也说明了这一点，牛头朝里，马头朝外，一里一外，一正一反，寓意就是：出则游牧，入则农耕”。
自西夏王陵发现以来，考古工作一直都继续着。在整个挖掘清理的过程中，虽然出土过鎏金铜牛等国宝级文物，但考古成果远不能解释人们长期的困惑：西夏陵区范围究竟有多大？所有陵墓的结构和布局都一样吗？是否还有其他相关的遗迹？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对陵区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
2000年10月11日，三号陵园，即俗语讲的“昊王坟”的保护性清理发掘正式开始了。像这样完整的全景式清理与发掘整个一座陵园，在国内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