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
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禀①，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②，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③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注释］
①国禀：国家的俸禄。②让刑：私窃刑杀之权限。③坟然：顺从的样子。
［译文］
以前既没有君臣上下的区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交配，人们就像野兽一样一起群居，借助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欺骗愚者，强者欺负弱者，老、幼、孤、独不能够和善相处。所以，圣人就依赖众人的力量来阻止强暴，强暴的人被阻止。由于为人民兴利除弊，辅正人民的德行，人民便把圣人当作老师。因此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出现的，其义理在人民的心中开始产生，那么人民就会回到正道。分辨名物，分别是非，那么赏罚就能够施行。上下关系建立，以民生为根基，这样国家都城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
因此，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原因，是由于以人民为根基；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的原因，是由于以赏罚为根基。奖赏过多，就会造成财力缺乏；惩罚过重，就会造成法令粗暴。财力缺乏和法令粗暴，都是失去民心的原因。因此，贤明的君主慎重注意人民平时的教育，能够使人民居处安定，作战取胜，防备坚固。赏赐太多了，上面就无法给予；惩罚太重了，人民就不会服从。因此，贤明的君主整顿饮宴、吊丧的礼节，依据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因此，君主用八种官职来激励他们，用品秩的衣服来奖励他们，用国家俸禄来使他们富足，用国家禁令来使他们高贵，那么人们就会亲近君主，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天下就会顺服了。人君行君道，天下就会来亲附；不行君道，天下就不会来亲附。这如同水波向上涌起，努力摇荡之后又会重新落下来，这是必然的形势。因此，布施恩德来抚慰人们，实行威势来威震人们，那么天下就会亲附了。一个治国有道的国家，发布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近于君主；通过颁布法律和宪章，贤人、有名望的人都会向君主奉献才华。千里之内的地方，即使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了解。掌控刑杀的不敢窃取刑杀的权力，掌控赏赐的不敢窃取赏赐的权力，人们顺服得像一个父亲的儿子，像一个家庭的情形一样，这是因为义礼分明的原因。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①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②，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③，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④，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⑤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注释］
①淫：不正当。②遂：推荐。③三务：指春、夏、秋三季农事。④穆君之色：奉迎君王的脸色。⑤四守：四种职守。
［译文］
下面不尊敬上面，臣子不尊敬君主，贤人就不会出现；贤人不出现，百姓就不愿为君所用；百姓不愿为君所用，天下就不会顺服。因此说，实行德政的权力被剥夺，君主就危急；照功行赏的权力被剥夺，有功的人就危急；发布号令的权力被剥夺，官吏就危急；制定刑法的权力被剥夺，百姓就危急。贤明的君主，明确阻止这种越轨的行为。上面没有越轨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的想法了。
身为人君，违反君道，舍弃法制，而好行私，这称为混乱。身为人臣，改革旧制，更易常法，而用甜言蜜语来谄媚君主，这称为凌驾。混乱达到了极致就会暴虐，凌驾达到了极致就会叛离。这四种现象发生任何一种，国家就会衰亡，敌人就会来图谋。因此，国君要广施恩德，宽宏大度来防范祸乱，那么人民高兴。选择贤人，举荐人才，礼待孝悌，奸诈虚假的行为就会禁止。禁止淫乱安乐，分别男女，那么私通淫荡的行为就会断绝。贵贱有别，等级不乱，那么有功的人就会受到激励。国家有定法，且向人民公布，人民就没有憎恨之心。这五个方面，都是重振德行、改正错误、保全国家和稳定人民的方法。
做君主的会有大过失，做臣子的会有大罪过。国家为君主所有，百姓受君主所管，拥有国家、管理百姓，却使百姓受所厌恶之人的管理，这是君主的第一个过失。百姓有春、夏、秋三季农事，君主不及时颁布政令而耽搁了农时，使百姓不成其为百姓，这样也不可能实行防卫或作战的任务，这是君主的第二个过失。臣子接受了君主赐给的尊贵爵位和丰厚俸禄，担负了大官，却违背自己的职责，放弃自己的职事，一心取悦于君主，顺从君主的欲望，巧言令色逢迎君主进而掌控君主，这是臣子最大的罪过。君主有错误不改正，称为“倒”；臣子有罪过不杀害，称为“乱”。君主成了“倒君”，臣子成了“乱臣”，国家的败亡立刻就会到来。所以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的根本，宰相要掌握治国的纲领，大夫则掌握具体的法令，来治理好所有臣下，臣下则要用尽智谋和才能来伺候君主。做到这四项职责，国家就能管理，损毁了国家就会混乱，因此不能不明确规定和严格遵从。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①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②，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成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啖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上；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刑道滔迂③。进退者主制，滔迂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注释］
①沈疑：搞阴谋，阴险。②袭主之请：窥探人主的意图。③滔迂：指身体的各种动作。
［译文］
在古代，圣王将提升百姓生活作为管理天下的根基，谨慎地了解祸福出现的原因。因而对于关心民生的细小事情也慎重对待，认真处理，并努力分辨是非，追溯到底。这样，那些急躁、奸邪、伪诈的小人就不敢做恶事。这就是制订礼法辅正百姓的方式。古代曾经有两句话：“墙壁有耳，身旁有隐藏的盗贼。”所谓墙壁有耳，是说密谋暴露到外面。身边有隐藏的盗哉，是说阴谋家得人协助。密谋暴露，是因为狡猾的女人试探君主内情，而去协助外来的奸人。阴谋家得人协助，是因为那些原先高贵后来沦为卑贱的人为他出力。明君在位，亲附小人不敢窥看君主的意图，是由于刑罚先加于近侍；大臣不能侵占君主的权势，是因为拉帮结派者会被诛杀。做君主的可以远离谗言和谄媚话，铲除帮派，不让荒淫悖乱、游荡欺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范诈伪、制止奸邪、稳固国家和保卫自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