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醒天下的考古大发现
三星堆文明之谜
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和遗物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的物质表现，但它那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精神世界更引人入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叫做“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就是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星”、“月”之地，演绎出了动人的考古佳话，把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而崭新的文物天地。
从1929年月亮湾农民拨开三星堆遗址的第一线亮光开始，历经大半个世纪十几次的发掘，其中最令世人震惊、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其中一号器物坑出土各类遗物达400件之多。二号器物坑出土有金、铜、玉石、象牙、骨等各类器物，仅青铜器就有439件，玉石器约131件。两座器物坑中所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器物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最引人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人像和数十件青铜人头像。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罕见的3000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珍品，在东方乃至世界的艺术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尤其是立人像，通高2．6米，人高约1．8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两个坑的发现对中国考古界乃至世界考古界恰如万里无云的晴空响起了两声霹雳，对人们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激动地说：“这简直是世界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罗森则由衷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更说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但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仍有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无法最后定论。
一、三星堆文化内涵的确定。据四川省考古队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介绍，三星堆遗址是距今5000～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三期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dūn】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陈德安解释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文化交流，这可从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中找到佐证。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即早期蜀国，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这也能从周边城邑、青铜冶铸技术等方面找到证明。三星堆二期文化则在青铜文化的主导下，表现出古蜀文明的内涵和外延的两面性。他认为，三星堆文化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比黄河文明还早，这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二、遗址居民属何族？目前有氐【dī】羌【qiān?弈】说、濮【pú】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系。
三、三星堆古蜀国政权、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不大可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根据其出土物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上来看，它最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王朝的早期国家。而其宗教形态估计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兼而有之。
四、古蜀国何以突然消亡？荒灾、战争、瘟疫或者古蜀人自己的迁徙，这一切就可以使之消亡殆尽，三星堆发掘现场曾出土贝壳、水生物化石等物，难道不能说一场洪水使之一夜之间彻底消失？
五、三星堆青铜文化如何产生？人们一直不能最终分辨三星堆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据了解，有关专家提出了历史学的辩证解释，三星堆青铜文化其实反映了古蜀人对“眼崇拜”等的习俗，认为眼睛有通神镇鬼的功能，因此造型独特的纵目面具等就并非那么神秘莫测。而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却也并非不可想像，不要忘记随兵马俑出土的众多精致的青铜器也全是人为推测三星堆青铜冶炼技术可能与长期和外界交流合作有关。
六、出土的两个坑的年代及性质。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坑有应为祭祀礼器的大量玉质的壁、圭、璋【zhān?弈】、琮【cón?弈】，有应是牺牲遗物的骨渣和象牙，有应为群巫模拟像的青铜人像，更有令群巫进入鬼神世界的黄金、青铜面具，而且这些出土遗物的摆放都有一定顺序，同类遗物的分布也较为集中。种种现象表明，不论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都是大型祭祀活动的遗存。其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最常规的说法是祭祀坑，发掘中的三星堆文化层的年代在商代左右，所以推测祭祀年代大约在商代。
七、“巴蜀图语”代表什么？金器是三星堆洋洋大观的文物群体中又一重要种类，其含金量达到85％以上，其余含量为银，而杂质含量仅为0．3％，显示了当时高度的冶炼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条长142厘米的纯金权杖。该权杖是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棒上制成。木棒早已炭化，而金皮仍然灿烂如新，上面还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纹饰，清晰可见，估计是古蜀国王的权杖。三星堆出土的金仗等器物上的符号可能是文字、族徽、图画，或者是某种宗教符号。根据其强烈的宗教信仰来看，最有可能是宗教符号和族徽。
2000年12月17日，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对三星堆内城的首次发掘取得惊人发现：从4号灰坑出土了全套石琮、石璧、石瑗【yuàn】祭祀礼器和一件三星堆首次出土的双耳平底罐。
17日上午8时，考古人员在距今约三千多年前的灰坑中发掘出了一只造型独特的双耳小平底罐。据了解，这是三星堆考古71年来首次发现这类造型的器皿。
随后考古专家又在4号灰坑中陆续出土了石璧、石琮、石瑗残片。据四川省文物考古队队长王鲁茂介绍，石璧、石瑗是古人用来祭天的，而石琮则用于祭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此坑曾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一重要祭祀坑，但与三星堆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相比，一个是“部落级的”，一个是“国家级的”。同时考古专家发现一桩有趣现象：石琮是东南地区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zhǔ】文化的代表器物。此次在三星堆遗址内城区域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地区文明有着明显的交流。
对于此前发现的人工沟渠排成神秘图案，王鲁茂认为，这一奇特现象估计也与古代祭祀有关。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距今4000～5000年前的文化层将露出真容。
千年未锈而重现楚墓的宝剑
“越王勾践剑”之谜
1965年12月，越王勾践剑现于湖北望山的楚墓，它虽深埋地下二千四百多年，但至今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让人惊奇。
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攻打越国，大获全胜，使越王勾践成为阶下囚，被吴王扣押了三年。越王勾践在忍受了三年的屈辱生活后回到越国，在大臣范蠡、文种的辅佐下，他卧薪尝胆，立志图强，用艰苦的生活磨练自己的意志。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由弱转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精兵灭亡了吴国，迫使吴王夫差饮剑自杀，并进而成就了越国霸业。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延续至今。
有趣的是1965年12月，在湖北一个叫望山的地方，竟然出土了一把锋利如初的青铜剑，剑的主人就是越王勾践，剑如同他的主人一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这把剑也是越国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这把青铜剑出土时，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左侧，并插入涂黑漆的木鞘内。剑长55．6厘米，剑形挺拔庄重，制作精良考究，保存完好如新，剑身上面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剑格的一面由绿松石组成美丽的图案，另一面则镶嵌着蓝色琉璃，整个装饰显得华贵、典雅。靠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剑柄以丝缠绕，剑出鞘时寒光凛凛，耀人眼目，剑刃薄而锋利。
既是越王勾践用过的剑，而且又出土在人骨架的左侧，您一定会怀疑此骨架是否越王勾践呢？这种推测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剑出土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中，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的剑为何没有留存在越国故地，却埋藏在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这就是越王勾践剑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
香港考古学家吕荣芳先生根据该楚墓中一起出土的竹简研究，认为墓主人邵固即邵滑，也即淖滑。邵滑是楚怀王时的大贵族。吕先生进一步从《史记·甘茂列传》和《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载史料剖析，认为楚怀王曾派邵滑到越，离间越国内部关系，诱发越国内乱，而楚怀王乘越乱之机而亡越。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回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战利品赏赐邵滑。邵滑死后，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以显赫他生前的功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见《厦门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
陈振裕先生从这座楚墓出土的竹简、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其他墓葬的同类器物分析比较，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墓主邵固并非邵滑。墓主邵固应是生活在楚威王或更早些时候，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其主要政治与外交活动都在楚怀王后期，邵固与邵滑是生活于不同时期的两个人。墓主邵固生前的社会地位只相当于大夫这一等级；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在楚怀王十五年以前就是楚国的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在“齐破燕”后，曾担任了联赵魏伐齐的重要使命；尔后又被派到越国，为越王所用。五年后，由于邵滑在越国搞离间活动，遂使越国内乱，楚国便趁机出兵灭掉越国，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根据史书和竹简所记，楚越之间的关系在楚威王之前是很密切的，楚昭王曾娶越王勾践之女为妃，而勾践将他珍贵的青铜宝剑作为嫁女之器而流入楚国，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墓主邵固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从他祭祀先王、先君推测，他是楚悼王之曾孙。竹简中还记他常“出入侍王”，说明他与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死时很年轻，楚王为了表彰他的忠心而把名贵的越王勾践剑赐葬邵固墓中，也是很有可能的（陈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方壮猷先生则认为越王勾践剑何以会流落到楚国来，这是和楚国灭越问题分不开的。因此，江陵望山1号墓的上限必然在楚国灭越以后，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顷襄王徙都于陈之前。因为楚国灭越以前，越国正在强盛时期，勾践的宝剑不可能流落在国外。据方先生研究，越王勾践剑也有“可能是越国王子投奔楚国，客死郢都的随葬品”（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除上述三种意见外，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春秋末年，晋联吴以抗楚，楚联越以图吴，互相报聘，故吴物入晋，而越器亦出土于楚都。勾践灭吴以后，越楚接壤，更有交流互赠之可能也。”（引自《文物天地》1986年第5期谭维四文章）如此看来，越王勾践这把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为什么会在远离越国的江陵楚国墓葬中出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越王勾践青铜剑，不仅铸造精工，花纹秀美，而且深埋于地下二千四百多年而不锈，仍保持着耀眼的光泽，其原因确实耐人寻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代。当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不断改进和大量制造各种各样的武器。各国都有一批铸造青铜剑的能工巧匠。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有欧冶子以及干将、莫邪等当时最著名的铸剑能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在各诸侯国中享有盛名。
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有5把青铜剑，其剑“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弈ū】，灿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深深如水溢于塘；观其断，严严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也。”这与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大体相符。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科学发展水平局限等原因，人们不可能对这些青铜剑进行取样测定，因此关于青铜剑的至今不锈，有人曾归因于当时采用的金、银、锡和水银等进行外镀的技术。但是关于青铜剑如何铸造和防锈的，这个谜应该说当时仍未解开。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1977年及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与有关单位协作，在复旦大学的静电加速器上，利用原子核研究所提供的检测设备，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测定与研究，终于解开了千古之谜。
越王勾践剑剑刃及剑身的成分表明含锡为16％～17％，这是铸造锡青铜强度最高的成分，并保持有一定延伸率；含锡再高，强度虽有提高，但抗张强度及延伸性迅速下降，做直刺用的兵器，要保证其强度以免弯折，而不需要砍击器的硬度或韧性，越王勾践剑和同墓出土的菱纹剑都使用了合理的含锡成分，反映了吴越铸剑的高超水平。勾践剑剑身含铅、铁较低，它们应是锡和铜的杂质元素，在熔铸时或者选料精良，或者通过精炼去除了铅、铁杂质。
剑格使用了含铅较高的合金制作，这种材料流动性较好，容易制作表面的装饰。剑格表面经过了人工氧化处理，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
越王勾践剑上镂有八字铭文，刻槽刃痕清晰可辨，可以肯定铭文系铸后镂刻。铭文笔画圆润，宽度只有0．3毫米～0．4毫米，刻字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越王勾践剑因剑的各个部位的作用不同，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锋利。但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剑上又是怎样铸成的呢？专家们考证后认为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即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一体。这种复合金属工艺，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的，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二千多年前就采用了，他们如何掌握和使用这种技术，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谜。
气势恢弘的地下军阵
“秦兵马俑”之谜
作为二千多年前东方文明古国空前绝后的历史遗址，秦兵马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罗马尼亚前国防部长斯坦库·列斯库先生说：“埃及金字塔很伟大，但它是一个粗犷的劳动，而秦兵马俑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