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在自己的第一个集子——《江湖集》自序中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杨万里《江湖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一。杨氏将江西体“少作”付之一炬的举动在中兴诗人中可称极端，由此也见出他与江西派决裂之决心。不过，诗是烧了，学习江西体的痕迹还在，“参透江西社，无灯眼亦明”杨万里《和周仲容春日二律句》，《诚斋集》卷三，四库本。、“向来淮海说三秦，脚踏苏黄最绝尘”杨万里《和王元驹》，同上，卷五。这样的诗句便是明证。当然，问题的关键是他要脱离江西派，这点还是很清楚的，为此杨万里经历了“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的过程。关于杨万里的选择晚唐诗，钱钟书先生解释说：“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60页。那么是不是杨万里的钟摆就真如钱先生所说的“很容易”就摆向了晚唐呢？答案是否定的，“后山与半山”的存在便是明证。杨万里在《送彭元忠县丞北归》一诗中说：“学诗初学陈后山，霜皮脱尽山骨寒。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可知他一开始并不是很明确地要学习晚唐诗，所以才会在试图脱离江西诗的时候去“初学”后山。后山诗有一些唐诗（非江西）的因子，所以学来学去也便“霜皮脱尽”，摆脱了一些江西派习气。但后山终归是江西派人物，虽可以借此得到一些“骨力”，但终不能超脱。“霜皮”与“骨寒”是很有意思的对举。一是“皮”，一是“骨”；一是外在的、表面的，一是内在的、深层的。但两者也有共性：“霜”和“寒”都是冷的，二者都指向同样的物理性质。也就是说，学后山以求脱离江西其实是在系统内荡来荡去，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近来别具一只眼”便毫不奇怪了，这“近来”当是在经历了学后山的失败教训之后。
至于半山的情况，又与后山有所不同。半山毕竟是江西系统外的人物，其“半山体”是连江西派创始人黄庭坚及文坛巨擘苏轼都要说好的。而且或许正是因于苏、黄的表扬，促使杨万里“发现”了半山体。这很有可能，因为从杨氏学后山来看，他的思维最初并未脱离“宋诗”局域，总想在“宋诗”中寻找学习典范。于是乎他又有了一个“初”次：“受业初参王半山，终须投在晚唐间。”杨万里《答徐子材谈绝句》，《诚斋集》卷三十五，四库本。而到了半山绝句这一层，离晚唐诗便不远了。苏轼说过：“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苏轼文集》，第2554页。与其学“终有晚唐气味”的半山，不如索性就学晚唐，这样来得更踏实些。所以杨万里就说“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杨万里《读唐人及半山诗》，《诚斋集》卷八，四库本。不过，说归说，杨氏是将晚唐诗与半山体同参的，其《读诗》说：“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
因而，为摆脱江西诗风，杨氏走了一条“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七字绝，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杨万里《荆溪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一，四库本。的道路。至于为何杨万里要将目光停留在绝句这一体裁，钱钟书先生的解释倒是不无道理：“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60页。
§§§二、晚唐诗的理想化
杨万里确是把晚唐诗当作了疗救江西诗病的药，写于淳熙三年（1176）的《黄御史集序》说：“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而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时之所尚，而患其无才者，非也。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如工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则窳矣。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雄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岂非诗哉。至于晚唐之诗，则呓而诽之曰：‘锻炼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谁敢违之乎。”杨万里《黄御史集序》，《诚斋集》卷八十。可知他早在严羽之前就认识到江西诗的做法是“以学为诗”、“以文为诗”，并且对这种作风相当不满，因此讥讽他们是“攻金之工”在攻玉，结果只能是“窳矣”。更重要的是，由于江西派人对晚唐诗“呓而诽之”的托词是晚唐诗“锻炼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杨万里便一意要找出相反的例证，以证明这指责的偏颇，这反拨的思路直接影响了他对晚唐诗的接受。
杨万里先是在“工”字上做文章。他承认晚唐诗特色就是江西派指责的“工”：“然则谓唐人自李杜之后有不能诗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论也；谓诗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灵宝哀梨之论也。”杨万里《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二。那么什么是“工”呢？我们再来看这段话：
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吾倩陈履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训蒙》之编，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侵侵乎晚唐之味矣。杨万里《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诚斋集》卷八十四。
可见所谓的“工”，其实就是“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就是“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由此我们明白了，他所理解的“工”，其实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诗歌技巧层，要求对仗整齐贴切而不拘束；一是诗歌气韵层，要求气势充沛而不狂放；一是诗歌审美层，要求婉丽且端庄。这样，晚唐诗的“工”，与江西派讥讽晚唐诗的“锻炼之工”便有了本质的不同。“锻炼之工”偏重于形式技巧，多指炼字、炼句，往往是为了局部的对仗、细微的精巧而导致诗歌整体气格受损；而杨万里标榜的“工”，则统贯了诗歌的各个层面，是一种精巧典雅的整体美。这样，“工”已不再是受人攻击的弱点，而是一种成熟的典范。所以杨万里便可以说晚唐诗“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杨万里《答徐子材谈绝句》，《诚斋集》卷三十五。晚唐诗便也因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样，杨万里在艺术上赋予了晚唐诗至高无上的荣耀，但他还不满足，还要让晚唐诗承载社会评判功能。因为在当时主流的文学观念中，诗文是应该负载政治功能的。既然《诗经》的作用是“兴、观、群、怨”，晚唐诗又是《诗经》的继承者，它便有在逻辑上继续其所有功能的义务。所以杨万里又说：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则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乎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杨万里《颐庵诗集序》，《诚斋集》卷八十四。
在这里杨氏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文与道的观念，诗文与政治往往联系紧密，几乎各个时代的诗歌都会对当时政治有所反映和干预（比如说中唐的新乐府诗，就具有相当的战斗性），那么如何来突出晚唐诗的与众不同呢？杨万里能够做的，便是添加一些附加条件，以排除其他时代的类似作品。这条件是：“去词去意，则诗有在矣”（当然，这说法也不新鲜，无非是“味外之旨”、“酸咸之外”的翻版），要求诗歌能够含蓄、温和地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而不采取极端的过激方法。此文中所列举的三联诗，都反映了当时战争、杀伐不断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虽然不一定做到了“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但确实有让人“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的效果。然而这又带出了一个问题：这一类对现实社会批评的诗作在晚唐诗中到底能占多大的比重？我们知道，晚唐诗人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将笔锋进行了由外向内的转变。诗歌或摹写景物山水，或抒发个人的不幸和情绪，但是很少对社会进行批评，这一点晚唐诗表现得很明显。故而杨万里在这段话中所说的“晚唐诸子”只能是“诸子”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足以代表整体。也就是说，杨万里抱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态度，自己制造了一个晚唐，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理想、一厢情愿的晚唐。
§§§三、晚唐诗对杨万里诗作的影响
不知是由于杨万里对晚唐诗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还是因为晚唐诗本身就有着不可克服之局限，总之杨万里的学习晚唐诗走进了死胡同：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七字绝，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尝与林谦之屡叹之，谦之云：“择之之精，得之之难，又欲作之之寡乎？”杨万里《荆溪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一。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了，问题也许出在了对创作范式的理解之上，林谦之的几句话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杨氏一直在求“精”。联系到杨氏对晚唐诗的理解，我们可以推测，杨万里一定是力图在晚唐诗的写作范式下作出能够上追《风》、《雅》，具有含而不露的讽喻功能的作品。而我们也知道，晚唐诗中蕴含这样的因子实在是不多，因为这本就是杨万里的误解或是理想化，所以当杨氏真正试图按照自己理解的晚唐范式去追寻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学之愈力，作之愈寡”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杨万里又开始了苦苦思索与探寻，终于有一天，灵光乍现：“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同上。他虽不明原因，却清楚地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决心放弃。这样，曾被自己奉为圭臬、作为医救江西诗药方的晚唐体，终于被放到了与江西诗同等的位置上，同样地被“辞谢”。至此，晚唐诗完成了自己对杨万里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种与江西诗风迥异的诗歌资源，它很好地帮助杨万里摆脱了江西诗风；同时作为一种自身存在缺陷又被严重误读的诗歌资源，它也注定无法完成帮助杨万里开辟新天地的重任。
为什么杨万里在已经“辞谢”晚唐诗之后，还不遗余力推举晚唐诗呢？如果说他当初“焚诗”及学晚唐是有着标新立异动机的话，那么在他成名之后，已不需要再借助晚唐诗来显现自己的独特了。而且作为一个江西派中人，他对江西诗的反叛无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后来替江西诗派作序，编《江西续派》，或许正是出于一种赎罪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要褒扬晚唐诗，理由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诗风与晚唐诗类似，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换句话说，杨万里从晚唐诗中吸取了太多的营养，即所谓“杨诚斋得体于唐绝”黄宗羲语，湛之《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以至于非要维护晚唐诗不可。
杨万里从晚唐诗中受益颇多，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在题材的拓展之上。我们知道，晚唐诗以模范山水见长，对自然景物非常关注，他们的诗歌也因此有着一股清新、生动、活泼的气息，这正好与江西诗派那向古人讨生活的作法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于是非常自然的，江西的“挟其深博之学、雄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的一套做法，被杨万里完全抛弃：“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应，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杨万里《荆溪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一。他将“万象”——生机无限的自然作为题材，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终于突破了“学之愈力，作之愈寡”的怪圈，于是诗潮汹涌，“盖麾之不去，前者未应，而后者已迫”，终于达到了“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的创作境界。其相得之欢，从“处处山川怕见君”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白石道人诗集》卷下，四库本。一语便可见出。而之所以有这番天地，正得益于晚唐诗提供的思路。
崇尚唐诗的胡应麟说：“杨、范矫宋而为唐，舍其格而逐其词。”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此评是否客观？杨万里是不是真的如胡氏所说只学了晚唐的题材，而未受其气格的影响呢？非也，杨万里的诗作很明显地继承了晚唐诗“工”的特点（当然，是杨万里所理解的“工”）。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诚斋集》卷三，四库本。一诗，自然流畅，一气呵成，真正做到了“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故被张浚赞为：“庭秀胸襟透脱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60页。另外，杨万里的诗歌中也多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如“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一，《诚斋集》卷二十七，四库本。、“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边”杨万里《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诚斋集》卷二十七，四库本。等诗句，是与杨万里所标举的《寄边衣》、《吊战场》等具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效果的诗作相当接近的。
“飞卿数阙峤南曲，不许刘郎夸竹枝。四百年来无复继，如今始有此翁诗。”陆游《杨庭秀寄南海集》，《剑南诗稿》卷十九，四库本。杨万里借助晚唐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晚唐诗对杨万里的贡献。而杨万里对晚唐诗的提倡、接受对整个诗歌发展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倡，晚唐体才得以登上南宋中后期的诗坛，并迅速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他对晚唐诗的有关论述，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比如严羽的《沧浪诗话》，便对诚斋的理论不无借鉴。而最大的受益者当数永嘉四灵，他们不但身体力行地学习晚唐诗，而且利用、继承了杨万里有关晚唐的论说，如标举晚唐诗是“《风》、《骚》之至精”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之所以如是说，无疑是有了杨万里的理论作为支持。
小结：本章就宋初晚唐体之后至南宋中兴诗人这段时间中有关晚唐诗的评论及创作进行了考察。总体而言，这段时期是宋代晚唐体的衰微期，真正进行晚唐体写作的诗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只是从晚唐体中吸取了些营养。这些人包括早期的王安石，包括张耒，包括杨万里、陆游等中兴诗人，他们采取取彼之长的策略，成功完成了自己诗学风格的塑造。苏轼、黄庭坚在世的时候，对晚唐诗的批评达到了高潮；此后随着苏、黄影响力的减退，开始有了批评江西诗风、替晚唐诗鸣不平的言论，这些言论为后来晚唐体的再度流行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