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灵诗歌概说
四灵诗派是宋诗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也是宋代晚唐体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高举晚唐体的旗帜，以江西诗派反动者的形象出现于诗坛，有力地抑制了江西诗风的流行，并因清新的诗风而独具一格。
永嘉四灵（简称“四灵”）指南宋中后期的四位诗人，因为诗风相当一致，“四灵如出一手也”《四库全书总目·西岩集提要》。，可以整体视之，又四人名号中都有一“灵”字，且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故人称“永嘉四灵”。四人分别是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徐照（？-1211），字灵晖，又字道晖，号山民，终身布衣。除诗之外，徐照还善画，赵师秀称其“闲成画亦传”赵师秀《喜徐道晖至》，见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他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在四灵中去世最早，据说还是“紫芝集常朋友殡且葬之”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有《芳兰轩集》，今存诗259首陈增杰统计，《永嘉四灵诗集》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页。以下徐玑、翁卷、赵师秀存诗总数均出于此。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做过建安主簿、永州司理、龙溪丞、武当令等小官，为官清廉。他工书法，据说“无一食去纸笔，暮年诗稍近《兰亭》”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0页。有《二薇亭集》，存诗164首。翁卷，字灵舒，又字续古，生卒年不详，他在四灵中最后一个去世，薛师石《寄题赵紫芝墓》诗说“世上如今一句无，一灵独存势欲孤”，“一灵”便是指翁卷。他曾登孝宗淳熙十年（1183）乡荐，一生四处游历，佐人幕府。有《韦碧轩集》，存诗138首。赵师秀（1170-1220），字灵秀，又字紫芝、灵芝，号天乐。他是宋宗室，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不过只做过上元主簿、金陵幕从事、筠州推官一类小官。有《清苑斋诗集》，存诗141首。
四灵在诗作中努力把自己塑造成自觉疏离权力、自甘边缘的隐者，说是“非是分嚣寂，由来趣不同”徐玑《冬日书怀》，《永嘉四灵诗集》，第122页。但他们其实始终放不下对世俗名利的追求，并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渴望流露于诗作之中。如“男儿当富贵，得意似君稀”徐照《赠张将领十六韵》，同上，第67页。、“于世无成事，何时有定居”赵师秀《安仁道中》，同上，第235页。、“入幕非无客，能文必有声”徐玑《送赵师秀赴筠州幕予亦将之湖州》，同上，第134页。、“期君归幕下，何石可书铭”徐照《送翁灵舒游边》，同上，第44页。等句，均可见出其对于世俗功利的强烈兴趣及求之不得的巨大失落。这其实相当正常，因为儒家思想在当时占据主流，而能否得到儒家价值观的真正认同，实际上是与个体获得政治权力的多寡有相当关系的。
四灵虽有成就功名、进入主流社会之心，却一直没有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四灵缺乏进入主流社会必须的能力。四灵的才学平平，因文才进入权力高层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们也不具备吏能，不谙仕宦规则。叶适《徐文渊墓志铭》有一段记载：“（玑）监造贡茶，其长欲取于数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荐天地宗庙，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执平民为贼，冀以成赏，君明其无罪，尽释之。丞龙溪，县城旁陂，旧称溉万顷，豪党私以为田，陂浸坏。君按视，即疏凿如旧规。”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0页。不对上级、同僚、地方豪强进行笼络，便是对官场规则的挑战，其结果只能是被游戏本身所拒斥。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就只有“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永嘉四灵诗集》，第199页。，寻求与渔樵僧道为伴，走向权力的边缘了。然而，他们对这种边缘化并不那么甘心，翁卷《酬友人》说：“我无资身策，合守贫贱居。积疴困疲苶，焉得愁闷除。”生存状况与人生理想的双重困窘让他们充满挫折感，事情的本质并不是做不做官而是对自我的评价与肯定的问题。因此，证明自己，弥补因政治权力压制而遭到贬抑的自尊，获得自我存在的合法性，便显得极端迫切，于是，四灵迫不及待地“选择”了诗歌。
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官既然不会做，其他事又干不了（主要是不屑做，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心理和行为依据，这种清高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也就只剩作诗一条道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是最适合他们的选择）。于是他们将一腔希望寄托于诗歌。徐玑在《谢步石鼓山》诗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不因诗句说，更复有谁传”，可见是意识到了诗歌的社会功效性，准备靠诗歌来耸动天下、留名青史了。叶适因此在《翁灵舒诗集序》中说：“起魏晋、历齐梁，士之通塞，无不以诗，而唐尤甚。彼区区一生穷其术而不悔者，固将以求达也。”黄震《读水心文集·翁灵舒诗集序》，《黄氏日钞》卷六十八，四库本。指出了四灵“一生穷其术而不悔”的主要动机是“求达”，就是着眼于诗歌所能带来的世俗功利与社会效益。
确定了靠诗歌来获得世俗利益的方针之后，剩下的就是策略的问题了。四人决定以晚唐诗风为突破口：
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句只字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了四灵选择晚唐诗风的理由：一是“近世”诗风无法名家；一是“昔人”之诗着力处在“浮声切响、单句只字计巧拙”。需指出的是，这是经仔细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并不见得是完全出于对“唐诗”的兴趣。
一个人只能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来作判断，依据判断作出的选择便只能基于时代基础之上。所以四灵首先考虑的便是是否对当时的主流诗风（包括江西诗风与理学诗风）认同的问题，但他们随即予以了否定，因为“岂能名家哉”！理学诸人感兴趣的是性理，专注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诗歌对他们来说只是用来表达微言大义的工具而已。江西一派倒是以诗成名，问题是江西诗派流传已久，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话语和模式，再加入其中，很难有所突破，要“名家”只怕是痴人说梦。况且，江西派自身已出现危机，中兴诗人们避江西而唯恐不及。不过正是中兴诗人们背离江西派的做法给了四灵启发和理论支持，中兴诗人后，晚唐诗风已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四灵之所以敢说“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便是因为有了杨万里等人的观点作为理论依据和支持。当然，四灵是否真的认同杨氏对晚唐诗的理解依然值得怀疑，他们更多的还是看重这种诗风“以浮声切响、单句只字计巧拙”的可操作性。
晚唐体很容易操作，它以近体为基本形态，特别偏重五律。近体对天赋的要求不像古体那么高，它要求的是勤奋，正如徐照《酬赠徐玑》所说“诗成唐体要人磨”，“磨”即其中关键。既然贾岛可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御定全唐诗》卷五百七十四，四库本。，四灵也可以“磨砻双鬓改，收拾一编成”徐玑《书翁卷诗集后》，《永嘉四灵诗集》，第138页。，也可以“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永嘉四灵诗集》，第177页。为了成名，付出些汗水还是可以接受的。再者，近体诗还有个好处，即人们对它的对仗二联十分关注，许多诗人仅仅因为一二联好句，便声名鹊起，四灵深谙其中奥妙，因此“单字只句计巧拙”，在中间二联下足了功夫，并颇有成效。刘克庄赞曰：“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刘克庄《赠翁卷》，《后村集》卷七，四库本。与江西诗相比，晚唐体还有一个好处：江西诗好卖弄学问，引用经典，对作者素质要求颇高，一般人很难做好；晚唐体则不然，它忌讳用典使事，讲究白描，也就是说，只要以风花雪月、山高水长等自然风物入诗即可。而这些，正是四灵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图景。
笔者根据《永嘉四灵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统计出四灵各诗体的数字，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他们的喜好。，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们的五律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葛天民说“紫芝虽漫仕，五字已专城”葛天民《简赵紫芝》，《江湖小集》卷六十七，四库本。，清人宋荦也说“四灵专攻晚唐五言”宋荦《漫堂说诗》，《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420页。五律代表了四灵诗歌的最高成就，警句名篇迭出，四灵也颇以此自诩。赵师秀曾说过：“一篇幸止有四十字，若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谈龙录·石洲诗话》，第145页。如果不是出于对自己五律的自信，赵师秀是断不敢这样说的，这句话的前提就是自己对五律能够“如之何”。
四灵的古体作得不多。不过我们应注意，四灵将精力投注在五律，其他体制的诗都作得不多，在各种诗体中，古体并不是比例最小的。在古体中，他们经常发表一些对时势的看法，表达自己为国效力的愿望，像“如何凭气力，久欲靖中边”徐玑 《传胡报二十韵》，《永嘉四灵诗集》，第96页。、“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赵师秀《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同上，第223页。之类，并非全然“对于南宋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低气压好像并无反感”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在艺术上，四灵的古体颇喜用典使事，如“闻似传东鲁，名能躐颍川……相看中兴日，书重说命篇”徐玑《送太守傅尚书昌镇当涂二十韵》，《永嘉四灵诗集》，第93页。、“宓妃波为茵……杜鹃望帝魂”徐玑《水仙花篇》，《永嘉四灵诗集》，第102页。、“交交谷鸟哀，郁郁涧松折”赵师秀《后哀》，《永嘉四灵诗集》，第220页。，这也是他们的古体与近体的不同之处。
四灵作的七律不多，成就似乎也不如他们的五律。方回说：“四灵学姚合、贾岛诗而不至，七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方回评赵师秀《病起》，《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四，第1601页。四灵几乎不作五绝，不过他们的七绝作得很不错，不比他们的五律差，因此钱钟书《宋诗选注》选的六首四灵诗中，有五首就是七绝。
四灵作诗与宋初晚唐体诗人很相似，显然是继承了他们的传统。比如在作诗的态度上极其认真，相当投入，所谓“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永嘉四灵诗集》，第177页。、“磨砻双鬂改，收拾一编成”徐玑《书翁卷诗集后》，第138页。，并非夸张。在炼字方面也颇为用功，魏庆之《诗人玉屑》载：“《冷泉夜坐》诗云：‘楼钟晴更响，池水夜如深。’后改‘更’为‘听’，改‘如’为‘观’；《病起》诗云：‘朝客偶知承制药，野僧相保为持经。’后改‘承’为‘亲’，改‘为’作‘密’，二联改此四字，真如光弼入子仪军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九，赵天乐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8-429页。如此等等。
赵师秀曾推出过两个唐诗选本：《众妙集》和《二妙集》。所谓“众妙”，是指唐代的一些偏好于写山水田园的诗人：“起沈佺期讫王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诠次。先后五言居十之九，七言仅十之一。师秀之诗，大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颇狭。而是集乃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观其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四库全书总目·众妙集提要》。这75人中《四库全书总目·众妙集提要》说是76位，但今查阅《四库全书》之《众妙集》，却只有75人。，大历以前的只有沈佺期（2首）、王维（7首）、孟浩然（4首）、岑参（2首）四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均未入选。这样，全集228首诗，大历以下占了213首（笔者统计），因此赵师秀所说的“众妙”几乎就是中晚唐的众妙。在诗体的选择上，古体一首都没有，“五言居十之九，七言仅十之一”，也完全是四灵的口味。
《二妙集》选的是姚合、贾岛之诗。据方回说，“姚少监合诗选入《二妙》者百二十首”方回评姚合诗《送喻凫校书归毘陵》，《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三，第1053页。，而冯班说“赵昌父选姚合、贾岛为《二妙集》，贾八十一首，姚一百二十一首”方回评贾岛诗《送朱可久归越中》，《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三，第1051页。此处“赵昌父”当为赵师秀，赵昌父是赵蕃之字。今北图藏明嘉靖抄本《二妙集》中，贾岛诗82首，比冯班所见多出1首；姚合诗130首，比方回所见多出10首，比冯班所说多出9首。贾岛的82首诗中，七律7首，七绝4首，五绝1首，五古1首，五律69首；姚合的130首诗中，七律15首，七绝4首，五古5首，五律116首此数字为岳娟娟统计，见其《二妙集研究》，《中国诗学》第7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众妙集》的选诗类似。从这两个集子来看，四灵是师法姚合、贾岛为主，学习其他中晚唐人为辅，以求塑造自己的诗风。结合四灵的实际创作来看，他们的最高诗学理想似乎并不在李、杜，而只在中晚唐。叶适说的“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自这两个集子出后，有关晚唐诗人的“话语”开始多了起来；“姚、贾”并称开始取代“郊、岛”并称出现于宋人文献之中，这便是诗坛对《二妙集》与《众妙集》接受的反馈。
一般认为，四灵之中以赵师秀的成就最高。方回说“四灵诗赵紫芝为冠”方回评赵师秀诗《桃花寺》，《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第1712页。，贺裳也赞成这一看法，“永嘉四灵，赵紫芝最为佼佼”贺裳《载酒园诗话》，《清诗话续编》，第453-454页。贺裳还认为“二徐最劣，灵晖不如灵渊”同上。，这与方回的看法有所不同，方回认为徐玑最差：“予许其当居丁位。”方回评赵仲白诗《岁除即事》，《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六，第575页。这样，根据艺术成就，四灵便可排名如下：“永嘉四灵赵紫芝为胜……翁卷差逊赵紫芝……二徐最劣。”吴乔《围炉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第645页。
§§§第二节 反江西诗风
四灵是借着打击江西诗风的机会，祭出晚唐体旗帜而一举成名的。钱钟书说：“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这种比杨万里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由叶适极力提倡，在‘四灵’的作品里充分表现。”钱钟书《宋诗选注》，第220页。既然四灵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偏激的诗风，我们不妨就此检点一下他们是如何对抗江西诗人的。
首先，江西诗派确实提出了师法杜甫，“但他（指黄庭坚）没有重视杜诗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却片面地强调杜诗在格律字句等形式上的特点”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205页。杜甫的诗歌号称“备于众体”普闻《诗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中华书局，2001年，第993页。，在体裁、技巧等方面都相当完备。而江西派的改窜陈句、好用拗律、压险韵、用奇字等特点确实是较片面地学习杜甫的。与其说是学杜甫，不如说是借杜之名，行己之实：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