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宋代晚唐体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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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南宋后期的晚唐体(1)

§§§第一节“江湖诗派”不足成派及

南宋后期诗歌的存在状态

四灵之后,诗坛更加多元化,除了原来的江西诗派、理学诗派之外,又多了晚唐体诗派的存在,还有大量不甘步人后尘的诗人在江西、晚唐的夹缝中寻觅着新的出路。本章将就南宋后期诗坛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包括江湖诗派是否成派、南宋后期诗歌的存在状况、晚唐体的存在状况、方回对晚唐体的总结等等。

据张宏生先生考证,明确提出“江湖诗派”概念的,是清人曹溶的《诗家鼎脔》序,后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反复称扬,这个名称才流行开来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第6页。但把“江湖”作为诗歌流派指称的历史似乎颇早,黄震(1270年前后)在《书刘拙逸诗后》一文中就说过:

近有所谓“江湖诗”者,曲心苦思,既与造化迥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诗于是始卑。黄震《黄氏日抄》卷九十一。

从“所谓”一语可知,当时已有人目“江湖诗”为诗派,而且黄震还归纳出“江湖诗”的特点:精心构思、爱好苦吟,诗作因此显斧凿痕,缺乏自然浑成感;同时,由于作者学问不够、功底太差,因而诗歌格调不高。由宋入元的张之翰(1242-1296年)也说过:

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盖不知诗法之弊,始于晚唐,中于四灵,又终江湖。张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诗稿》,《西岩集》卷十四,四库本。

晚唐、四灵是诗歌流派,“江湖”与之对举,也当是一个诗派的称谓。

今天的文学史一般认为:“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就是说,江湖诗派的得名与陈起的《江湖集》有莫大的关系。但也有些学者对这个意义上的“江湖诗派”表示怀疑,如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便仅称之为“江湖诗人”,并不使用“江湖派”的概念;赵仁珪师在《宋诗纵横》一书里,则认为江湖诗派不足成派。

这里好像出了些偏差,黄震、张之翰说的“江湖诗”与我们现在文学史上所说的“江湖诗派”似乎不是一个概念。在当时的环境下,黄震的批评显然是指向四灵等人的。这一点从张之翰的那段话中也可看出,张之翰将晚唐、四灵、江湖三者并列,三者都是“东南诗学”所宗,风格应当近似,所以张氏这个“江湖”是以诗歌风格为划分标准的,它与陈起的《江湖集》之间存在着似是而非的关系。《江湖集》显然与“江湖诗”或“江湖”有些关系,至少在名字上有些渊源。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江湖集》的命名有着相当的随意性,它的收录标准不一,只能说,它基本上是以政治地位作为收录标准;而“江湖诗”则是完全着眼于诗歌风格的。所以,“江湖诗”与《江湖集》不应当划等号,若是将二者混同,从《江湖集》去归纳“江湖诗派”的特点,便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了。

我们不妨看看《江湖集》。陈起于宝庆元年刊刻《江湖集》,因是集有影射朝政之嫌,故印版被劈,相关人员获罪,这就是著名的“江湖诗祸”。与陈起同时的陈振孙说:“《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第452页。方回也提到:“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方回评刘克庄诗《落梅》,《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第843页。根据这两段话,我们知道了陈起的编选原则大约有二:江湖之士,有诗名。“江湖之士”是针对诗人的政治身份,“有诗名”是着眼于诗人的社会声誉。这两条都是社会学的标准,而非文学的标准。

今天看来,《江湖集》的编辑、出版带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随意性。陈起编此集时,并未打算作为某一诗派的总集,未将各家诗风同异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而是拿到一家诗集就刊行一家,最后冠以一个统一的名字,这其实是编丛书的作法,所以丁丙说:“(是集)收刻海内诗人小集,虽十数页,亦名一家,命曰《江湖集》。盖一时举场游客炫名之资,并名公贵人小卷,间及北宋所遗,本无一定家数卷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八,《群贤小集》提要,清钞本。《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后集提要》也说:“大抵皆同时之人,随得随刻,稍成卷帙,即别立一名以售。”二者都注意到了陈起这种极其随意的态度。二是注重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陈起首先是个商人,其次才是诗人,况且他还面临巨大的经济、生存压力。其《借居值雪》诗云:“已叹长安索米难,可禁风雪满长安。无家又是于人借,有命从来只自宽。春入园林更觉暖,色连天地眼生寒。西湖寂寞梅无伴,合向孤山忍冻看。”这些生活问题,只能靠出版书籍来对付,因此注重经济效益是必然的。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之一耳。”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小集》本。从这段话就可看出陈氏从商业利益出发而对艺术造成的贬损。三是注重社会声誉。南宋时期,诗人的平民化已经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江湖诗人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出入于庙堂、江湖之间,不断参与权力运作,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陈起编这个《江湖集》,多少有替这个阶层立言、影谤政府的意味,因此后来“江湖”事发,《江湖集》被劈版,绝非偶然。

江湖诗祸以后,《江湖集》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江湖”二字因而也成了一个“名牌”。诗祸平息之后,陈起复刻《江湖集》,然内容已较囊日被劈版之《江湖集》有所出入。揣摩陈氏此举,一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一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此后,陈起及其子陈思又推出了一个“江湖系列”,包括《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江湖前贤小集》诸本,都是借“江湖”二字的魅力以招揽顾客,都脱不了“书坊巧以射利”之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第452页。

张宏生先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一书中,“以今存江湖诗集为主要依据,以社会地位、活动时间、收录情况、唱酬情况、传统看法这五条作为主要标准,对181位诗人进行了考证,初步确定了江湖诗派成员计138位,排除了32位,另有11位因生平不详,姑存而不论”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第317页。但是,这些标准中漏掉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诗风的相似”。诗风的相似是一个诗派成立的必要条件,若是连诗风基本相似都谈不上的话,将其作为一个诗派来论述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况且被确定为江湖诗派的这138人中,据笔者统计,登科者48人、知州以上官职者20人、知州以下者32人,也就是说,将近40%的江湖诗人处于权力运作之中,参与政权的建构和维持,将他们纳入“江湖”的范围显然有失严密。因此,即便是抛开诗歌风格是否相似这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转而从社会地位来考察,“江湖派”依然缺乏作为一个诗派的条件。这个所谓的“江湖”是一个极其笼统的、缺乏根据的、充斥着随意性的、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江湖”,要让这样的“江湖派”成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将“江湖”无限扩大,让它无限制地进行范围扩张,占据一个与“人在江湖”中的“江湖”意义相当的位置,将一切社会阶层都置于统摄之下,只有这样,“江湖派”这一称谓才能取得它的合法性。然而若是这样的话,讨论“江湖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至于将“江湖派”的时间上限定在“嘉定二年”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第296页。,似乎更没有必要。“江湖诗人”若是以一个社会阶层的身份出现的话,那么至少可以上溯到南渡之初,“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庄绰《鸡肋篇》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中原世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绍兴五年闰二月壬戌。 “流寓之人”、“中原世民”中那些“屈居”平民阶层、进行平民写作的诗人当就是所谓的“江湖诗人”。从这个意义来说,《江湖集》等集录南渡之初的朱淑真、姚述尧等人,似乎也无可非议。

南宋后期,诗风相当复杂,百家争鸣,流派纷呈。较有势力的有三大流派:一派主江西诗风,一派追随晚唐,一派则试图融合、超越江西与晚唐诗风(我们姑且称之为“融合派”)。张宏生先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一书中,就宝庆刻本陈起《江湖集》九卷,永乐大典本陈起《江湖前诗》、《江湖前集》、《江湖集》、《中兴江湖集》、《江湖诗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江湖前贤小集》、《江湖前贤小集拾遗》,清初毛氏汲古阁景宋钞本陈起《南宋六十家小集》九十七卷,清冰蕸阁钞本陈起《六十家名家小集》七十八卷,清钞本陈起《江湖小集》四十三种五十七卷,清钞本陈思《南宋群贤小集》六十八种九十一卷、《群贤小集》六十八种一百二十二卷,清赵氏小山堂钞本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九十六卷,清顾修读画斋刊本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三十二册,197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景刊宋本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九十五卷,昭和四十三年景东京内阁文库藏享和二年平阪学问所钞本陈起《江湖集》十六卷,清吴焯藏陈思《南宋六十家》小集,清周春藏陈起《群贤小集》八十八卷,四库本陈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计23种有关江湖诗人的版本进行了拣择,整理出138位“江湖诗派”诗人,笔者又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第50册至第72册中挑出存诗五首以上的诗人92人,两下共计229位诗人,当能代表南宋后期的诗歌成就。以下便是对这229位诗人诗歌简单的归类:

一、追随江西诗派的诗人

刘仙伦(庐陵人)、陈鉴之(闽县人)、巩丰(婺州人)、曾极(南丰人)、刘过(吉州人)、敖陶孙(长乐人)、曹彦约(都昌人)、危稹(临川人)、黄简(建安人)、饶鲁(余干人)、方信孺(莆田人)、真德秀(建宁人)、陶梦桂(南昌人)、杜范(黄岩人)、岳珂(寓居江州)、程公许(宣化人)、黄敏求(修水人)、王迈(仙游人)、陈郁(崇仁人)、赵必愿(余干人)、饶炎(余干人)、陈元晋(崇仁人)、曾由基(三山人)、吴渊(宁国人)、林希逸(福清人)、释善珍(来往杭州、泉州)、吴潜(宁国人)、李涛(临川人)、赵崇嶓(南丰人)、赵崇鉘(南丰人)、刘翼(福清人)、邵桂子(太平乡人)、江万里(都昌人)、高吉(庐陵人)、高斯得(邛州人)、宋自逊(金华人,居南昌)、赵汝腾(福州人)、武衍(寓居临安)、萧立之(宁都人)、吴汝式(南城人)、余观复(盱江人)、贾似道(天台人)、王义山(丰城人)、姚勉(高安人)、林洪(泉州人)、林同(福清人)、张植(吉水人)、黄文雷(南城人)、龚开(淮阴人)、邓林(新干人)、萧澥(吉水人)

二、追随晚唐一派的诗人

徐玑(永嘉人)、赵师秀(永嘉人)、徐照(永嘉人)、葛天民(山阴人)、徐侨(义乌人)、赵希(无锡人)、赵希(无锡人)、张至龙(建安人)、张弋(寓居建康)、杜耒(南城人)、卢祖皋(永嘉人)、刘植(永嘉人)、周端朝(永嘉人)、赵汝鐩(袁州人)、陈翊(晋江人)、薛师石(永嘉人)、薛师董(永嘉人)、周师成(长兴人)、薛美(永嘉人)、戴栩(永嘉人)、沈说(龙泉人)、薛泳(海宁人)、杜汝能(杭州人)、储泳(云间人)、赵汝迕(乐清人)、赵汝回(永嘉人)、陈昉(平阳人)、永颐(钱塘人)、程垣(龙岩人)、释元肇(寓居金陵、杭州)、高鹏飞(余姚人,高翥侄)、吴惟信(湖州人)、姚镛(浙江人)、严仁(邵武人)、严参(邵武人)、严粲(邵武人)、李聋(浙江人)、赵希迈(乐清人)、宋伯仁(湖州人)、叶茵(苏州人)、王谌(宜兴人)、林尚仁(长乐人)、俞桂(杭州人)、朱继芳(建安人)、张至龙(建安人)、施枢(丹徒人)、释斯植(居武林)、张蕴(扬州人)、程炎子(宣城人)、蒋廷玉(永嘉人)、胡仲参(泉州人)、盛世忠(泉州人)、薛嵎(永嘉人)、柴望(江山人)、顾逢(吴郡人)、真山民(括苍人)、释圆悟(福清人)、陈允平(鄞县人)、何应龙(钱塘人)、陈一斋(永嘉人)、宋庆之(永嘉人)、盛烈(永嘉人)、陈宗远(德化人)、郭从范(德化人)

三、试图融合、超越两派的诗人

万俟绍之(郢人)、史文卿(鄞县人)、刘翰(长沙人)、李泳(庐陵人)、吴仲方(霅川人)、张炜(杭州人)、来梓(豫章人)、张表臣(居鄞县)、陈造(高邮人)、洪迈(上饶人)、姜夔(鄱阳人)、释绍嵩(庐陵人)、叶绍翁(建安人)、毛珝(三衢人)、叶适(永嘉人)、赵善扛(豫章人)、徐从善(古栝人)、高吉(庐陵人)、陈岘(温州人)、李自中(南城人)、孙应时(余姚人)、高似孙(鄞县人)、任希夷(邵武人)、裘万顷(新建人)、李壁(眉州人)、韩淲(上饶人)、释居简(居杭州)、吕声之(新昌人)、周端臣(建业人)、杜旃(金华人)、赵汝绩(寓居会稽)、李贾(光泽人)、林壁(光泽人)、蔡沈(建阳人)、度正(合州人)、黄珩(闽人)、周文璞(阳谷人)、苏泂(山阴人)、王象祖(临海人)、陈宓(莆田人)、戴复古(黄岩人)、高翥(余姚人)、徐文卿(玉山人,朱熹弟子)、赵庚夫(莆田人)、秦纲(建康人)、魏了翁(邛州人)、邹登龙(临江人)、吴泳(潼川人)、郑斯立(怀安人)、孙惟信(婺州人)、林表民(寓居临海)、史弥宁(鄞县人)、李大方(永丰人)、赵与时(临江人)、黄顺之(邵武人)、赵立夫(乐清人)、赵汝淳(昆山人)、朱复之(建安人)、洪咨夔(于潜人)、黄大受(南丰人)、陈起(钱塘人)、戴烨(黄岩人,复古侄)、许棐(海盐人)、刘克逊(莆田人,克庄弟)、刘子澄(太和人)、白玉蟾(福建人)、周弼(寓居杭州)、王琮(括苍人)、王同祖(金华人)、方岳(祁门人)、萧元之(临江人)、赵孟坚(海盐人)、李曾伯(侨居嘉兴)、王志道(宜兴人)、张明中(西蜀人)、董澥(宁都人)、李昂英(番禺人)、潘牥(闽县人)、罗椅(庐陵人)、张榘(镇江人)、罗与之(吉安人)、朱南杰(丹徒人)、释文珦(于潜人)、利登(新干人)、胡仲弓(泉州人)、潘玙(四明人)、陈著(鄞县人)、徐集孙(建安人)、章粲(樟树人)、章采(樟树人)、吴锡畴(休宁人)、许月卿(婺源人)、陈必复(长乐人)、方逢辰(淳安人)、乐雷发(舂陵人)、释行晦(居嘉兴)、葛起耕(丹阳人)、葛起文(丹阳人)、周密(湖州人)、史卫卿(鄞县人)、郑思肖(连江人)、陈普(宁德人)、丘葵(同安人,与郑思肖、陈普称为“闽中三君子”)、赵友直(上虞人)、张绍文(镇江人)、仇远(钱塘人)、艾性夫(抚州人)、徐端(玉山人)、宋无(苏州人)、汪炎昶(婺源人)、韩信同(宁德人)、林昉(福州人)、董杞(鄱阳人)、邓允端(临江人)

其中,从江西诗风的51人,绝大部分是江西籍的诗人;作晚唐诗的64人,以浙江籍尤其是永嘉籍的诗人为多。两派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两派之外的融合派诗人114人,来自全国各地。在上述名单中,名字划线的是张宏生先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中认为合乎“江湖诗派”标准的诗人,其中诗风沿袭江西派的24人,走晚唐一路的46人,兼有两派风格的56人。显然,这个经过张先生整理的“江湖诗派”,其诗歌风格还是没能做到一致。

因此,“江湖诗派”不是以诗风作为划分标准,甚至也不以政治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它不具备作为一个诗派的资格,不足以成派。黄震说的“江湖诗”、张之翰所说的“江湖”也不应当和我们一些文学史上的“江湖派”划等号。

§§§第二节 对于江西、晚唐的批评

及其他道路的探索

南宋后期的三个主要流派——江西派、晚唐派、融合派都相当活跃。其中江西派与晚唐派互不相让,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而融合派则对两派进行着批评或调解。

一、对晚唐体的批评